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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 第四十五章 明代之吏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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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虽已取消门下省长官，但仍保留六科给事中。凡有圣旨下来，必先经过六科给事中，凡有不当之处，六科给事中有权驳正，再发给部，称为“科参”。其下属不敢违背科参而自我行事。给事中亦有权参与廷议大事、廷推大臣或重罚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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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果君王贤明，则学校贡举制认真推行，翰苑制度认真培养人才，使地方官僚以及民众人人奋发有为。故自明太祖以来，吏治清明达百余年。当时之地方官，常有人民乞留而留任，且有升官者，由地方小吏升为中央大官者比比皆是。亦有由中央尚书出任为地方布政使者，由侍郎升任为参政者，并重罚贪吏，故明代之吏治，实超越唐宋之上，几乎有两汉之风也。即使到明代晚年之英宗、武宗时期，仍然民心安定，亦少贪渎之吏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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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严格来说，英宗天顺以后，巡抚地方大员渐渐专权自大，使监司、牧守不能畅所发挥其谏政，遂造成重内轻外，即中央政府特受重视，而致忽略于地方政府之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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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明初沿袭唐代之府兵制度，自京师一直到郡、县皆设置卫所制度。凡地方上一郡所，连郡者设卫。大约以五千二百人设一卫，一千一百二十八人设一千户所，一百一十二人设百户所。地方上由都司统领，中央由五军都督总管。遇作战时，命将任总兵官，统领卫所之军兵。战事完毕，则将上所佩印交还给中央，官军各回卫所。每军给田五十亩，如田肥者减为三十、二十亩，如田瘠者则增为百亩、七十亩。最盛时卫所军达百余万，中央须供应粮饷五百余万石，官俸兵粮均从此出。故明太祖曾自负地说：“吾养兵百万，要不费百姓一粒米。”较魏晋时期为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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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明代洪武时尚有整顿赋税之黄册与鱼鳞册，后来清代亦一直沿此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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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武功，明代亦足以与汉唐相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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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言之，明代的政治设施，虽然并非十分理想，但自两汉、唐宋以来，明代亦可算是一个昌明时期。可惜嘉靖、隆庆以后，吏治日衰，民生日苦，遂趋于亡国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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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 第四十六章 明代之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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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再谈及明代政制之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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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明代承平年岁甚久，遂使科举进士日重而学校贡举日轻。但学校可培育社会需用之人才，科举却只是就社会现有之人才中选拔之，荐举更为稀少。于是人才多由科举进士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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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宗天顺年间开始，非进士不得入翰林，非翰林不准入内阁，但翰林人才只限于某些科目，并非完全齐备。而此后之庶吉士变成有名无实，并不再受重视。但当时之进士，没有理想职位时多数请假返乡，甚至有家居数十年者，等到有尚书侍郎的官职，才入朝供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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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之翰林院为储备人才之地，吏部则为选举人才之所，此两处为明代所特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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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吏部的选举法有四种：一为学校，二为科目，三为荐举，四为铨选。天下人才，大致出于上述四类。可见吏部之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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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翰林院无法培植人才时，吏部选举曾有用抽签之法，分四个地区抽签：一为东北，以北京、山东地区为主；二为东南，以江、浙、闽、桂及江西为主；三为西北，以陕西、山西为主；四为西南，以湖广、四川、云南、贵州为主。官方与民间均十分赞同，认为十分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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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科举，则初为考经义，后变为八股。顾亭林谓：“科举之害，等同焚书，而败坏人才，甚于咸阳之坑儒。”因此造成明代士人与官僚学识空虚，胸无点墨。由于明代帝王怠惰专横，虽然当时风气奖励廷臣发表议论，但由于空疏无学，只是叫嚣而已，遂至于以议论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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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中大臣趋炎附势谄媚成风，互为倾轧，遂使党争日烈。地方官员则毫无教养，浪费公款，无补时政。而土豪劣绅与日俱增。顾亭林《日知录》批评道：“万历以前，朝政尚是小康。而万历以后，有法令而无教化，造成老者不教，幼者不学，成为俗之不祥。”当时之人只是空谈明心见性，而不谈修己治人之实学。万历间人看书不看首尾，只看中间两三行。其所著书，多是盗窃。因此造成社会日乱，神州倾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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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明代世局平静，武备军事相应松懈了。军政尽归兵部统管，边疆遇有骚扰，调兵拨饷统由兵部主理。武臣总兵毫无话事权。此后之卫所空洞无兵可用，致生募兵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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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政治，起初靠君王有独裁之权，下有清廉负责之大臣，故尚可支撑大局。但由于宦官揽权，官僚不负责，造成政治教育破产，兵制、田赋崩溃，最后是国家经济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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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明代财政，英宗以后，亦日见缺乏。其原因是皇宫内府供奉日广，皇室衣着重视新巧，饮食日费巨万。嘉靖、隆庆年间，皇室雇佣之厨工多达四千一百余名，其奢侈可见一斑。又如武宗修理宫殿，即加征田赋一百万两。再加上历朝宦官之贪渎，所费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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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宗藩。唐室的宗亲分散于民间，明室的宗亲则分封列爵，不农不仕。正德年间，已有皇室亲王三十，郡王二百十五，将军、中尉二千七百。到了嘉靖年间，经御史林润公布，天下百姓供京师粮四百万石，但要供应皇室宗亲禄米却需八百五十三万石，即使全部供给诸府，还不足一半。此后历朝所欠供之禄米，年复一年，日益加重，皇室更难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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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冗官，尤其是武官过多。如景泰年间，京都卫所武职，一卫已有二千余人，全部三万余人，每岁需银四十八万两，米三十六万石，其他薪俸等动经百万。耗损国家储备，极为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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