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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世祖时，海运二百五十余万石，其后累增至三百五十余万石，可见其海运之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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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明代漕运，经历五次变化：首先是河运，即自淮水入黄河；其次是海陆兼运；第三便是支运，永乐九年开会通河后，开始支运；第四是兑运；第五是改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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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支运，乃是规定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杭州、嘉兴及湖州诸地之粮，拨运淮安仓，将扬州、凤阳、淮安之粮发运到济宁仓。余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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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兑运，民间只运至淮安、瓜州，再由兑之卫所官军运载到京，给予运费与耗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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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改兑，即是令里河官军运赴江南水次交兑，而官运长运，遂变成永久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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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用运船，在明天顺以后，有固定船只一万一千七百七十只，官军十二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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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运粮数量比，北粮只有南粮五分之一。当时中央全赖南方供应粮食，运费亦成为国家每年的大耗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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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之漕运额定为四百万石。各省漕运原额，约为南方四北方一之比。但据乾隆十八年之统计，则为南八北一。到乾隆四十四年，其漕运额又变为南十北一比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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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论丝织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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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业除耕种外，便是纺织。粟米与布帛为国家租调两大税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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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明蚕桑甚早，且先是发生于北方，春秋时代北方地名用“桑”字者甚多。到汉代，黄河流域的山东临淄、河南襄邑成为中国丝织业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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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北方种桑极多，目的是养蚕、调丝织帛。隋唐时期丝织业在北方极盛，江南各州则未有此业。唐代丝织业最盛者乃在开封、安徽等地，但主要在黄河以北，其主要产地在河南、河北、河东及关内、甘肃等地。至于唐代开元时期，江南及岭南产地则只是少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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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时期，石晋每岁输贡契丹绢三十万匹，乃出于黄河南北之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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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宋代，汴京织物，颇负盛名。宋锦名目多达四十二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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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康年间，金兵入汴，索绢一千万匹。但认为浙产之绢轻疏不佳，予以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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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时北方尚有大规模之种桑地区。至顺二年，史载冠州今山东省冠县有蚕食桑叶四十余万株，可见蚕桑之盛。元初有按户税丝之制。每户出丝一斤供官府之用，另每五户出丝一斤供君王之贵戚、功臣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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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织业到了明初，从北方移向南方，因此绢税也变成三与一比，即南方多于北方两倍矣。至唐代以前，北方输绢给政府日少，南北比例到了八比一的程度，即南方多于北方七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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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明代，又在南方遍设织染局，计浙有杭州、绍兴、台州、宁波、温州、金华等九府；江西、福建则有福州、泉州；四川、河东、山西则有济南；江苏、安徽则有镇江、苏州、徽州等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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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嘉靖年间，因江西、湖广今之湖南、湖北、河南、山东不善织造，准用银钱折价，但浙江与南直今之江苏、安徽，每年征用丝绢二万八千余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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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清代时，只剩下江宁、苏州、杭州三地织造，即只有江苏、浙江两省了，且两税均用银两缴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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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 第四十八章 中国经济文化南移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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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南移之原因，或有谓北方之气候逐渐寒冷；又有说北方之雨量比之古代已逐渐减少；或又认为北方之民族血统，越后越多混血种，因此而遭退步；或又有说黄河河道多次变迁，造成水患频频，等等。但上述理由并无确实理由可以证明，尤其是谓黄河为北方之患，长江为南方之利，此说法则甚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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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文化，始于殷朝时，孕育于黄河流域。到西周时，仍有赖黄河、渭水的灌溉。到了周定王五年，黄河始生水患。魏文侯时，有西门豹、史起大修水利，北方仍是安乐之居。此后黄河河道多次变迁，造成水患，如周定王五年、王莽建国三年、宋仁宗庆历八年、金章宗明昌五年、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清咸丰三年，造成六次决水，但主要的水患乃在宋以后。宋后河患所以多，由于他种原因，而牺牲了河流的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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