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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读书人多了，学校书院亦随之而多了。因此学术空气自然比从前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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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初的读书人，多在寺庙中借读，但多是关心世运、治儒术经典古籍，与唐代时人在寺庙中读文选习诗赋、谋科举已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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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书院亦纷纷建立，如有名的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岳麓书院及应天府书院，多是模仿寺庙规划而建造。遂由私人聚徒讲学而变成书院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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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元代，书院比宋代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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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明代，学术上自由传播则更为方便了。此时贵族门第已不能独擅学术上的私秘，从而使私人讲学更为盛行。宋明时期的自由讲学之风，其风气与先秦诸子讲学时期差可相比，因同为平民学者之自由讲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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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宋明时期的学者，既非贵族，亦不出世，也不讲功业、礼教。他们讲的是接近平民生活的人生、社会、国家等各方面，而不讲佛老的出世长生之道，亦不讲霸道的君相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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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范仲淹、王安石主张政制改革失败以后，已醒觉到要改革现实，应先从教育入手。因此当时的关洛知名学者均走上讲学之路。一直到南宋时期，仍一贯保持着此种讲学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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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中期，学术风气始终是私家讲学。本来范仲淹、王安石等人，很想彻底废除科举，重兴学校，但兴学需要庞大的经费与师资，还要有地方长官的支持配合，故办学实不易。因此只能从发展私家讲学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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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学要有讲堂，有了讲堂，又要有讲义。由于来学之人程度有高低，同时往来无定时，故不能一体施教，亦无法规定日期，因此讲学分成两大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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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派为陆象山教法，主张因人施教，直指本心。此派传承自程明道、伊川兄弟，重视语录，程氏主张人静坐，便是好学。陆氏近此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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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则主张讨论而不断讲说，与二程有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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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重视选几本重要的书来读，喜欢为古代典籍作注疏。如王安石有《诗》《书》《周礼》的“三经新义”[1]，成为学校教本并作为科举取士之标准。又如程伊川作《易传》，直到朱子集大成，有《四书集注》，以便让读者各自研读，以补讲堂教育之缺失。后来朱注《四书集注》成了元代取士的准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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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私家讲学是接近陆象山的教学法。到了王阳明提倡良知之学，讲者不必到书院讲学，只需几次谈话便可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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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可以说，宋明学者讲学之变化，从学校进展来说，是先由寺院私人读书进而到私人学塾的书院，再发展为地方政府之公立学校，再进而由地方学校上推至国学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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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私人公开讲学方面，第一期如二程，为私人讲学；第二期如朱、陆，此时期所集门徒有时甚多；第三期如阳明弟子之讲会，成为非学校的社会的公开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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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宋、明两代六百年中宋庆历、熙宁及明洪武、永乐除外，政府不能主持教育，领导学术；社会上的学术空气则续有增高，教育要求亦与时俱进。宋明儒之讲学风气之盛，实是在此种环境中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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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编按：“三经新义”为宋代王安石撰《周官新义》，王雾、吕惠卿撰《毛诗义》《尚书义》之合称，是熙宁变法的重要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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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 第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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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一章 满洲兴起至入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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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族在明代分为三部：一为海西女真，二为建州女真，三为野人女真。野人女真由于住在黑龙江流域，距中原最远，所以不常来朝贡，但前两个部落女真，明代时每年均来朝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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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州女真之祖先为名将李成梁所杀，时在万历十一年张居正死之翌年，遂与明结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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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四十四年，彼创立后金汗国，以步骑二万，兴师犯明。明四路出兵讨之。每路兵六万，合共二十四万兵。努尔哈赤以六旗四万五千人击败明军于萨尔浒山，明将领死三百余，兵死四万五千余。明以轻敌冒进而惨败。于是明室启用熊廷弼经略辽东。廷弼力主守御，满洲亦不敢轻松出兵，但熊一年后去任，由袁应泰继任，遂失辽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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