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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藩之乱平后，各省钱粮有余者，悉数缴到中央收藏，不准地方存留，因此地方无建设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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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以后，更收紧地方银饷，地方更无余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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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之翰林编、检等官及地方之道、府长官，均不得奏折上疏言事，并严禁读书人建议军民利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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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要者，清政府划山海关以外之地为东三省，其政制则与内地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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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室对汉人管制甚严，但对蒙古、西藏、青海地区人民，则按旧俗松弛管辖。并不让汉人任职理藩院，以免汉、蒙两族人有交接联络，则自然易于统治管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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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又沿用元明严刑，以残虐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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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汉化之程度，则清比元代为高。但其为狭义的部落，政权则毫无分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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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 第五十四章 清代之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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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之军力并非最强，主要是明政治腐败，再加上有汉奸之助力，才得以击败李自成、张献忠。且其平定三藩时，乃全国汉人为将，并由绿营兵正式代替旗兵才能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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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清军所用绿营兵达四十万之众，作战云贵地区，乃靠绿营兵冲前，旗兵随后，稍后又占服新疆、西藏、四川等地，亦靠赖绿营兵，且清军此时已识用炮，遂使蒙、回等败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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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军所任用之大将多为汉人，如康熙时有姚启胜、施琅助定台湾；雍正时征服厄鲁特有年羹尧与岳钟琪，收复苗疆之张广泗；乾隆时靠岳钟琪胜金川之役；嘉庆时傅鼐征服苗族，李长庚平定东南沿海，杨芳、杨遇春等平定川楚；道光时杨芳平定回疆等。事业由汉人创，功赏由满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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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乾隆时，清军已几耗净，乾隆虽自称十全武功，但已是强弩之末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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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多次用兵，军费使用颇巨。如初次金川一役，用兵费二千余万两。准回之役，用去三千三百余万两。缅甸之役，用九百余万两。第二次金川之役，用费七千余万两。廓尔喀之役，一千零五十二万两。台湾之役，八百余万两。总计一万五千万两以上。而其中缅甸之役，历时二十余年，尚未竟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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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用满兵作战之费，多于用汉兵一倍，因此乾隆卒用汉兵多于满兵，为节省军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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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好大喜功，所耗军费庞大，遂至清代之衰运来临，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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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 第五十五章 明末遗民与清初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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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入关后，明代士大夫激烈反抗，尤其以江南一带最盛。当时清人武力不足，对汉人初甚宽容，即容许开科取士，并开放政权，对传统汉人之政制接纳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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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北方之士大夫与清政府妥协。但清政府颇用手段，一面照旧制保持汉人习俗，一面严行剃发令，要汉人文化上屈服。在清军高压政策下，汉人不得不屈服，而南方士人反抗之心仍较烈。但为了应举做官，不陷入耕农经商之穷途，则唯有与清政府妥协，参加科举。而明末遗民，不屈服于清代科举者，则有如下几项出路，如：方密之之出家，吕晚村之行医，孙夏峰、颜习斋、张杨园之务农，张杨园之设处馆讲学，李二曲、王船山之隐居，刘继庄、李恕谷之担任游幕以及顾亭林、吕晚村之经商等。明末遗老们不愿转职者，则致力于学术文化工作，他们为了反清复明，竟有主张恢复封建者，盖有封建，便会有大门第，便容易在社会分裂情况下推翻旧制度。士大夫之笃实学风与坚贞志气保持数百年之久直至清末。此股力量，使清以武力夺得政权以后，不得不考虑应维护人心之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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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清政府一面解放其政权，一面尽量推行汉化。此点于清初康熙帝尤为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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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由青年时勤学以致咳血而仍不放弃苦读，即使三藩乱起，仍勤读不辍，终于到达无不通晓之境地。而在委曲求全下之中国士人，亦以明末遗民为榜样，因此在参与吏治方面亦甚用心而踏实，遂使清初政况稍胜于明代中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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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以来，反抗清政权较烈的江浙一带，因鄙视清政权而影响及于轻视科举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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