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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藩之乱平后,各省钱粮有余者,悉数缴到中央收藏,不准地方存留,因此地方无建设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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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以后,更收紧地方银饷,地方更无余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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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之翰林编、检等官及地方之道、府长官,均不得奏折上疏言事,并严禁读书人建议军民利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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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要者,清政府划山海关以外之地为东三省,其政制则与内地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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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室对汉人管制甚严,但对蒙古、西藏、青海地区人民,则按旧俗松弛管辖。并不让汉人任职理藩院,以免汉、蒙两族人有交接联络,则自然易于统治管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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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又沿用元明严刑,以残虐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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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汉化之程度,则清比元代为高。但其为狭义的部落,政权则毫无分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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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 第五十四章 清代之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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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之军力并非最强,主要是明政治腐败,再加上有汉奸之助力,才得以击败李自成、张献忠。且其平定三藩时,乃全国汉人为将,并由绿营兵正式代替旗兵才能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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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清军所用绿营兵达四十万之众,作战云贵地区,乃靠绿营兵冲前,旗兵随后,稍后又占服新疆、西藏、四川等地,亦靠赖绿营兵,且清军此时已识用炮,遂使蒙、回等败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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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军所任用之大将多为汉人,如康熙时有姚启胜、施琅助定台湾;雍正时征服厄鲁特有年羹尧与岳钟琪,收复苗疆之张广泗;乾隆时靠岳钟琪胜金川之役;嘉庆时傅鼐征服苗族,李长庚平定东南沿海,杨芳、杨遇春等平定川楚;道光时杨芳平定回疆等。事业由汉人创,功赏由满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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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乾隆时,清军已几耗净,乾隆虽自称十全武功,但已是强弩之末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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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多次用兵,军费使用颇巨。如初次金川一役,用兵费二千余万两。准回之役,用去三千三百余万两。缅甸之役,用九百余万两。第二次金川之役,用费七千余万两。廓尔喀之役,一千零五十二万两。台湾之役,八百余万两。总计一万五千万两以上。而其中缅甸之役,历时二十余年,尚未竟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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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用满兵作战之费,多于用汉兵一倍,因此乾隆卒用汉兵多于满兵,为节省军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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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好大喜功,所耗军费庞大,遂至清代之衰运来临,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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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 第五十五章 明末遗民与清初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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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入关后,明代士大夫激烈反抗,尤其以江南一带最盛。当时清人武力不足,对汉人初甚宽容,即容许开科取士,并开放政权,对传统汉人之政制接纳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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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北方之士大夫与清政府妥协。但清政府颇用手段,一面照旧制保持汉人习俗,一面严行剃发令,要汉人文化上屈服。在清军高压政策下,汉人不得不屈服,而南方士人反抗之心仍较烈。但为了应举做官,不陷入耕农经商之穷途,则唯有与清政府妥协,参加科举。而明末遗民,不屈服于清代科举者,则有如下几项出路,如:方密之之出家,吕晚村之行医,孙夏峰、颜习斋、张杨园之务农,张杨园之设处馆讲学,李二曲、王船山之隐居,刘继庄、李恕谷之担任游幕以及顾亭林、吕晚村之经商等。明末遗老们不愿转职者,则致力于学术文化工作,他们为了反清复明,竟有主张恢复封建者,盖有封建,便会有大门第,便容易在社会分裂情况下推翻旧制度。士大夫之笃实学风与坚贞志气保持数百年之久直至清末。此股力量,使清以武力夺得政权以后,不得不考虑应维护人心之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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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清政府一面解放其政权,一面尽量推行汉化。此点于清初康熙帝尤为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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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由青年时勤学以致咳血而仍不放弃苦读,即使三藩乱起,仍勤读不辍,终于到达无不通晓之境地。而在委曲求全下之中国士人,亦以明末遗民为榜样,因此在参与吏治方面亦甚用心而踏实,遂使清初政况稍胜于明代中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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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以来,反抗清政权较烈的江浙一带,因鄙视清政权而影响及于轻视科举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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