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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德立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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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僧虔出身于官宦世家，曾任持节、都督湘州诸军事、征南将军、湘州刺史、侍中等职。他经历南朝宋、齐两代，处事谨慎。王僧虔擅长于书法，齐高帝萧道成也爱好书法。一次，萧道成与王僧虔比谁的字写得好。字写完后，萧道成问王僧虔：“谁为第一？”王僧虔说：“臣书第一，陛下亦第一。”萧道成听后大笑，说王僧虔“善自为谋”。萧道成死后，其子萧赜继位，提王僧虔为侍中、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当时，王僧虔的侄子王俭也在朝中任高官，王僧虔便对王俭说：“你在朝中官高任重，我如果再受任，则一门之内有二台司，实可畏惧。”便坚辞不受。萧赜无法，只得取消任命，改任王僧虔为侍中、特进、左光禄大夫。有人对此很不理解，王僧虔说：“君子所应担忧的是不能立德，而不担心不被宠爱。我现在衣食俱足，荣位已过，常为庸碌不能报国而惭愧。怎能再受高官，庸碌无为被人耻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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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洁处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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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朝建国初期，何远被封为武昌太守。当时，士大夫的风气日趋颓败。而何远在任上，勤于吏职，清正廉洁。他不给别人送礼，对别人的馈送也秋毫无所受。何远是北方人，喝不惯南方的温水，故常常拿钱去买民间井水饮用。当时江南还不曾有卖水的风俗，市民多不取钱。但何远不愿因此而扰民，也不去取水。武昌盛产鲜鱼和水产，可是何远每天只用干鱼片下饭。江南盛产漆器，一般官僚士族之家都有各种色调明快的漆器和富丽堂皇的铜制品，而何远全不置办这些名贵产品。何远的声名传到了京城，梁武帝下诏提升他为宣城太守。从一个小县令直接擢升为大郡太守，这在南朝以来少有先例。何远上任后为官清正，一如既往。削除苛政，爱民恤贫，发展生产，政绩卓著。天监十六年，梁武帝下诏褒奖：何远前在武康，已经是政治平安，处世廉洁，大家有目共睹。其后又相继担任二郡太守，更加清白无瑕。为政先端正作风，多做有益社会的好事，人民爱戴，就是古代最优秀的二千石父母官也不会比他更强。于是将何远调入京城，提升为荣誉很高的黄门侍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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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性不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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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元淑从兄冯元常，“清鉴有理识，甚为高宗之所赏”。武则天时“虽屡有政绩”，却为酷吏周兴所陷，下狱死。在清漳令任上数年，史载“政有殊绩，百姓号为神明”。按照唐朝的考课之法，各级官吏在本职内各项规定都为“最”的同时，还必须做到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属勤匪称“四善”。冯元淑正是以其县令职掌为最“恪勤”、“清慎”等，才获得考核的上上，赢得百姓的称颂的。为此，中宗特颂玺书奖励，并命史官编其事迹。同时，调任浚仪令，任满后升畿辅所辖始平令。冯元淑在赴浚仪、始平二县时，自河北入河南，再进陕西，都是单骑赴职，不曾携带家眷。在任上，因公务所乘马匹，不仅无丝毫装饰，甚至下午连草料都不加，说是让其“作斋”。他本人及仆役，每天也只一餐而已。俸禄结余，一部分“供公用”，作为县衙经费；一部分“给予贫士”，养鳏寡、恤孤穷。有人说他沽名钓誉，冯元淑坦然表示：此吾本性，不为苦也。后入朝，卒于祠部侍中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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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身清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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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徽从小受家庭环境熏陶，得到了良好教育。中进士后，到谷城县令王郢幕中充当谋士。王郢豪爽好客，挥金如土，常把公款送给好友，因此犯罪撤职。观察使樊泽负责处理这一案件，钱徽一文不取，清白无辜，于是把他带在身边。吴元济在蔡州起兵反唐，朝廷告急，立即调兵遣将，分路合围。钱徽以干练的谋才被上司看中，很快升官入朝，深得唐宪宗的欣赏。他办事有条有理，筹措得当，被纳入高层决策圈内，参与处理机密事务。当时，河湟地区久已失陷。宪宗为了恢复失地，在内府悄悄地广积资财。虽然表面上严禁官吏做无名目的进献，但实际上暗中鼓励，对贡品来而不拒。投机钻营者循其所好，在地方上大肆搜刮。普通官吏为情势所迫，不得不随风附和。各级官吏向皇帝进献之举，蔚然成风。鉴于进献之风严重地扰乱了行政制度和秩序，败坏了风气，钱徽上奏皇帝，请求停止收纳贡献，以正身正影，激励群臣。宪宗自知理亏，但不想停止，收纳贡献又害怕被钱徽察觉，密令下级以后进献不要进右银台门，以免被钱学士穷追不舍不好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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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污而不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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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时期，卢怀慎为黄门侍郎，在东都洛阳分掌选官之事。随身所带用具，仅一布袋。年底调回京师拜相，与姚崇共掌机密，兼掌吏治。开元四年兼吏部尚书，不久患病。宋璟、卢从愿经常来看望他，见其卧床“敝箦单席，门无帘箔每风雨至则席蔽焉”。卢怀慎一向敬重宋璟、卢从愿，见他们来很高兴。“留连几日，命设食，有蒸豆两瓯、菜数茎而已，此外翛然无办”。当其弥留之际，仍不忘吏治，拉着宋、卢二人手说：“二公常出入为藩辅，圣上求理甚切，然享国岁久，近者稍倦于勤，小人乘此而进，君其志之。”在病重自知不久人世之际，卢怀慎还给玄宗写了一份表章，仍然是谈择官、用贤。一是当有表达自己“报国之心，空知自竭；推贤之志，终未克申的”的心愿；二是以吏部长官的身份向玄宗推荐宋璟、李杰、李朝隐、卢从愿，认为此四人“并明时重器，圣代良臣”，虽“微有愆失”，但“所弃者大”，“望垂矜录，渐加进用”。乃至临终，“家无留储”，仅此遗表一纸。治丧者，“唯苍头自鬻以给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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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规蹈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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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玮提任秦州经略使很久了，多次上书请求朝廷派人接替。枢密使王旦荐举李及，真宗同意了。大家都疑心李及虽然谨慎忠厚，行为端正，但并不合适经略边关。韩亿将这一情况告诉王旦，王旦没说什么。李及到秦州后，那里的将领、官吏也轻视他。当时有一个屯戍的禁军士兵大白天在街市上抢夺妇女的银钗，州吏抓住他来向李及报告。李及正坐着看书，传令将士兵带上前来，略加盘问，士兵就认罪了。李及不再将士兵交给狱吏，立即下令将士兵处斩，接着继续看书。秦州的文武官员都心服口服。不久，李及的名声就传到了京城。韩亿听到后，称赞王旦有知人之明。王旦笑着说：“士兵做盗贼，将领将他斩首，这是平常的事情，不值得称赞。我任用李及，并不是因为这一点。曹玮管理秦州长达七年，少数民族害怕并服从他。如果派其他人去接替他，一定会自作聪明，大肆更改。之所以要任用李及，只因他谨重忠厚，一定能谨慎地沿守曹玮定下的规矩。”韩亿于是更加叹服王旦的见识和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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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话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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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词人晏殊，素以诚实著称。在他十四岁时，有人把他作为神童举荐给皇帝。皇帝召见了他，并要他与一千多名进士同时参加考试。结果晏殊发现考试是自己十天前刚练习过的，就如实向真宗报告，并请求改换其他题目。宋真宗非常赞赏晏殊的诚实品质，便赐给他“同进士出身”。晏殊当职时，正值天下太平，京城的大小官员便经常到郊外游玩，或在城内的酒楼茶馆举行各种宴会。晏殊家贫，无钱出去吃喝玩乐，只好在家里和兄弟读写文章。一天，真宗提升晏殊为辅佐太子读书的东宫官。大臣惊讶异常，不明白真宗为何作出这样的决定。真宗说：“近来群臣经常游玩饮宴，只有晏殊闭门读书，如此自重谨慎，正是东宫官合适的人选。”晏殊谢恩后说：“我其实也喜欢游玩饮宴，只是家贫而已。若我有钱，也早就参与宴游了。”这两件事使晏殊在群臣面前有了信誉，而宋真宗也更加信任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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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持一砚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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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因在天长县明察善断，政绩卓著，升任岭南端州知州。北宋年间，朝廷规定每年都要向皇宫交纳一定数量的砚台，当时的大臣都以家中存有几方端砚为荣。历任知府为巴结权贵，都要向民间工匠和作坊无偿索取砚石，弄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包拯到任后，翻阅前任文卷，发现上任知州额外征收端砚太多。按朝廷进贡的要求，每年要供奉八块。可去年的登记中，写的都是“三十又六方”。于是他下令：按朝廷规定，进贡之端砚每年只做八块。一日，一个权贵亲临州府，送包拯一方石砚，包拯坚辞不受。后又有人来送端砚，他开着玩笑拒绝说：“如今我来到产端砚的端州，便收端砚；明日去产金的金岭，又受金子，我岂不成了天下鼎鼎富有的珍玩大盗？”庆历三年他即将离任，当地精制一方好砚，赠给他做纪念，他也婉言谢绝，“不持一砚归”。人们奔走相告，盛赞包拯为官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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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打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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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21岁中进士，前后共做了40年的官。做官期间，他总是注意节俭，常常精打细算过日子。苏轼被降职贬官来到黄州，由于薪俸减少了许多，他穷得过不了日子。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弄到一块地，便自己耕种起来。为了不乱花一文钱，他还实行计划开支：先把所有的钱计算出来，然后平均分成12份，每月用一份；每份中又平均分成30小份，每天只用一小份。钱全部分好后，按份挂在房梁上。每天清晨取下一包，作为全天的生活开支。拿到一小份钱后，他还要仔细权衡。能不买的东西坚决不买，只准剩余，不准超支。积攒下来的钱，苏轼把它们存在一个竹筒里，以备意外之需。在困境、逆境中，苏轼以勤俭节约来维持生活、渡过难关，不失为良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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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劾贪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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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朱熹到台州巡视灾情，下午接到反映知府唐仲友为官不正的举报。唐仲友是宰相王淮的亲家，唐的弟妻是王的胞妹，朱熹的浙东常平茶盐公事之职又是王淮推荐的。朱熹把与案情有关的蒋辉、严蕊等人捉拿归案，并向朝廷递交了弹劾唐仲友的报告，接着又寄出第二份弹劾报告。等案情有了进一步发展，又递交了第三份报告。唐仲友指使一批地痞闯进司理院，殴打朱的下属。朱熹怒不可遏，当即向朝廷写了弹劾唐仲友的第四份报告，强烈要求朝廷对唐进行严厉查处。在王淮的运作下，唐不但没有被追究责任，反而被提拔到江西任提刑。这时，朱熹已到缙云县巡视灾情。他在该县又写了第五份报告，指出唐仲友之所以无视法纪、贪赃枉法、荼毒百姓，完全是仗着弟媳王氏。他发誓：如果朝廷不处置唐仲友，他就辞职。王淮怕事情闹大会牵连到自己，于是向孝宗奏请免去唐仲友的江西提刑职务，移交浙西提刑查办。最后，唐仲友按提前退休论处，告“老”还乡。朝廷对唐的纵容让朱熹十分气愤，于是又递交了第六状，要求朝廷依法追究唐仲友的刑事责任，以平百姓之愤。为缓解朱、唐之间的矛盾，王淮请吏部尚书郑丙出面提名朱熹到江西任提刑。朱熹接到任职通知后，毅然向朝廷递交了《辞免江西提刑奏状》，带着家眷回武夷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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