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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德立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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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僧虔出身于官宦世家,曾任持节、都督湘州诸军事、征南将军、湘州刺史、侍中等职。他经历南朝宋、齐两代,处事谨慎。王僧虔擅长于书法,齐高帝萧道成也爱好书法。一次,萧道成与王僧虔比谁的字写得好。字写完后,萧道成问王僧虔:“谁为第一?”王僧虔说:“臣书第一,陛下亦第一。”萧道成听后大笑,说王僧虔“善自为谋”。萧道成死后,其子萧赜继位,提王僧虔为侍中、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当时,王僧虔的侄子王俭也在朝中任高官,王僧虔便对王俭说:“你在朝中官高任重,我如果再受任,则一门之内有二台司,实可畏惧。”便坚辞不受。萧赜无法,只得取消任命,改任王僧虔为侍中、特进、左光禄大夫。有人对此很不理解,王僧虔说:“君子所应担忧的是不能立德,而不担心不被宠爱。我现在衣食俱足,荣位已过,常为庸碌不能报国而惭愧。怎能再受高官,庸碌无为被人耻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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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洁处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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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朝建国初期,何远被封为武昌太守。当时,士大夫的风气日趋颓败。而何远在任上,勤于吏职,清正廉洁。他不给别人送礼,对别人的馈送也秋毫无所受。何远是北方人,喝不惯南方的温水,故常常拿钱去买民间井水饮用。当时江南还不曾有卖水的风俗,市民多不取钱。但何远不愿因此而扰民,也不去取水。武昌盛产鲜鱼和水产,可是何远每天只用干鱼片下饭。江南盛产漆器,一般官僚士族之家都有各种色调明快的漆器和富丽堂皇的铜制品,而何远全不置办这些名贵产品。何远的声名传到了京城,梁武帝下诏提升他为宣城太守。从一个小县令直接擢升为大郡太守,这在南朝以来少有先例。何远上任后为官清正,一如既往。削除苛政,爱民恤贫,发展生产,政绩卓著。天监十六年,梁武帝下诏褒奖:何远前在武康,已经是政治平安,处世廉洁,大家有目共睹。其后又相继担任二郡太守,更加清白无瑕。为政先端正作风,多做有益社会的好事,人民爱戴,就是古代最优秀的二千石父母官也不会比他更强。于是将何远调入京城,提升为荣誉很高的黄门侍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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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性不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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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元淑从兄冯元常,“清鉴有理识,甚为高宗之所赏”。武则天时“虽屡有政绩”,却为酷吏周兴所陷,下狱死。在清漳令任上数年,史载“政有殊绩,百姓号为神明”。按照唐朝的考课之法,各级官吏在本职内各项规定都为“最”的同时,还必须做到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属勤匪称“四善”。冯元淑正是以其县令职掌为最“恪勤”、“清慎”等,才获得考核的上上,赢得百姓的称颂的。为此,中宗特颂玺书奖励,并命史官编其事迹。同时,调任浚仪令,任满后升畿辅所辖始平令。冯元淑在赴浚仪、始平二县时,自河北入河南,再进陕西,都是单骑赴职,不曾携带家眷。在任上,因公务所乘马匹,不仅无丝毫装饰,甚至下午连草料都不加,说是让其“作斋”。他本人及仆役,每天也只一餐而已。俸禄结余,一部分“供公用”,作为县衙经费;一部分“给予贫士”,养鳏寡、恤孤穷。有人说他沽名钓誉,冯元淑坦然表示:此吾本性,不为苦也。后入朝,卒于祠部侍中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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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身清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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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徽从小受家庭环境熏陶,得到了良好教育。中进士后,到谷城县令王郢幕中充当谋士。王郢豪爽好客,挥金如土,常把公款送给好友,因此犯罪撤职。观察使樊泽负责处理这一案件,钱徽一文不取,清白无辜,于是把他带在身边。吴元济在蔡州起兵反唐,朝廷告急,立即调兵遣将,分路合围。钱徽以干练的谋才被上司看中,很快升官入朝,深得唐宪宗的欣赏。他办事有条有理,筹措得当,被纳入高层决策圈内,参与处理机密事务。当时,河湟地区久已失陷。宪宗为了恢复失地,在内府悄悄地广积资财。虽然表面上严禁官吏做无名目的进献,但实际上暗中鼓励,对贡品来而不拒。投机钻营者循其所好,在地方上大肆搜刮。普通官吏为情势所迫,不得不随风附和。各级官吏向皇帝进献之举,蔚然成风。鉴于进献之风严重地扰乱了行政制度和秩序,败坏了风气,钱徽上奏皇帝,请求停止收纳贡献,以正身正影,激励群臣。宪宗自知理亏,但不想停止,收纳贡献又害怕被钱徽察觉,密令下级以后进献不要进右银台门,以免被钱学士穷追不舍不好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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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污而不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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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时期,卢怀慎为黄门侍郎,在东都洛阳分掌选官之事。随身所带用具,仅一布袋。年底调回京师拜相,与姚崇共掌机密,兼掌吏治。开元四年兼吏部尚书,不久患病。宋璟、卢从愿经常来看望他,见其卧床“敝箦单席,门无帘箔每风雨至则席蔽焉”。卢怀慎一向敬重宋璟、卢从愿,见他们来很高兴。“留连几日,命设食,有蒸豆两瓯、菜数茎而已,此外翛然无办”。当其弥留之际,仍不忘吏治,拉着宋、卢二人手说:“二公常出入为藩辅,圣上求理甚切,然享国岁久,近者稍倦于勤,小人乘此而进,君其志之。”在病重自知不久人世之际,卢怀慎还给玄宗写了一份表章,仍然是谈择官、用贤。一是当有表达自己“报国之心,空知自竭;推贤之志,终未克申的”的心愿;二是以吏部长官的身份向玄宗推荐宋璟、李杰、李朝隐、卢从愿,认为此四人“并明时重器,圣代良臣”,虽“微有愆失”,但“所弃者大”,“望垂矜录,渐加进用”。乃至临终,“家无留储”,仅此遗表一纸。治丧者,“唯苍头自鬻以给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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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规蹈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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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玮提任秦州经略使很久了,多次上书请求朝廷派人接替。枢密使王旦荐举李及,真宗同意了。大家都疑心李及虽然谨慎忠厚,行为端正,但并不合适经略边关。韩亿将这一情况告诉王旦,王旦没说什么。李及到秦州后,那里的将领、官吏也轻视他。当时有一个屯戍的禁军士兵大白天在街市上抢夺妇女的银钗,州吏抓住他来向李及报告。李及正坐着看书,传令将士兵带上前来,略加盘问,士兵就认罪了。李及不再将士兵交给狱吏,立即下令将士兵处斩,接着继续看书。秦州的文武官员都心服口服。不久,李及的名声就传到了京城。韩亿听到后,称赞王旦有知人之明。王旦笑着说:“士兵做盗贼,将领将他斩首,这是平常的事情,不值得称赞。我任用李及,并不是因为这一点。曹玮管理秦州长达七年,少数民族害怕并服从他。如果派其他人去接替他,一定会自作聪明,大肆更改。之所以要任用李及,只因他谨重忠厚,一定能谨慎地沿守曹玮定下的规矩。”韩亿于是更加叹服王旦的见识和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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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话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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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词人晏殊,素以诚实著称。在他十四岁时,有人把他作为神童举荐给皇帝。皇帝召见了他,并要他与一千多名进士同时参加考试。结果晏殊发现考试是自己十天前刚练习过的,就如实向真宗报告,并请求改换其他题目。宋真宗非常赞赏晏殊的诚实品质,便赐给他“同进士出身”。晏殊当职时,正值天下太平,京城的大小官员便经常到郊外游玩,或在城内的酒楼茶馆举行各种宴会。晏殊家贫,无钱出去吃喝玩乐,只好在家里和兄弟读写文章。一天,真宗提升晏殊为辅佐太子读书的东宫官。大臣惊讶异常,不明白真宗为何作出这样的决定。真宗说:“近来群臣经常游玩饮宴,只有晏殊闭门读书,如此自重谨慎,正是东宫官合适的人选。”晏殊谢恩后说:“我其实也喜欢游玩饮宴,只是家贫而已。若我有钱,也早就参与宴游了。”这两件事使晏殊在群臣面前有了信誉,而宋真宗也更加信任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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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持一砚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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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因在天长县明察善断,政绩卓著,升任岭南端州知州。北宋年间,朝廷规定每年都要向皇宫交纳一定数量的砚台,当时的大臣都以家中存有几方端砚为荣。历任知府为巴结权贵,都要向民间工匠和作坊无偿索取砚石,弄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包拯到任后,翻阅前任文卷,发现上任知州额外征收端砚太多。按朝廷进贡的要求,每年要供奉八块。可去年的登记中,写的都是“三十又六方”。于是他下令:按朝廷规定,进贡之端砚每年只做八块。一日,一个权贵亲临州府,送包拯一方石砚,包拯坚辞不受。后又有人来送端砚,他开着玩笑拒绝说:“如今我来到产端砚的端州,便收端砚;明日去产金的金岭,又受金子,我岂不成了天下鼎鼎富有的珍玩大盗?”庆历三年他即将离任,当地精制一方好砚,赠给他做纪念,他也婉言谢绝,“不持一砚归”。人们奔走相告,盛赞包拯为官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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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打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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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21岁中进士,前后共做了40年的官。做官期间,他总是注意节俭,常常精打细算过日子。苏轼被降职贬官来到黄州,由于薪俸减少了许多,他穷得过不了日子。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弄到一块地,便自己耕种起来。为了不乱花一文钱,他还实行计划开支:先把所有的钱计算出来,然后平均分成12份,每月用一份;每份中又平均分成30小份,每天只用一小份。钱全部分好后,按份挂在房梁上。每天清晨取下一包,作为全天的生活开支。拿到一小份钱后,他还要仔细权衡。能不买的东西坚决不买,只准剩余,不准超支。积攒下来的钱,苏轼把它们存在一个竹筒里,以备意外之需。在困境、逆境中,苏轼以勤俭节约来维持生活、渡过难关,不失为良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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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劾贪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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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朱熹到台州巡视灾情,下午接到反映知府唐仲友为官不正的举报。唐仲友是宰相王淮的亲家,唐的弟妻是王的胞妹,朱熹的浙东常平茶盐公事之职又是王淮推荐的。朱熹把与案情有关的蒋辉、严蕊等人捉拿归案,并向朝廷递交了弹劾唐仲友的报告,接着又寄出第二份弹劾报告。等案情有了进一步发展,又递交了第三份报告。唐仲友指使一批地痞闯进司理院,殴打朱的下属。朱熹怒不可遏,当即向朝廷写了弹劾唐仲友的第四份报告,强烈要求朝廷对唐进行严厉查处。在王淮的运作下,唐不但没有被追究责任,反而被提拔到江西任提刑。这时,朱熹已到缙云县巡视灾情。他在该县又写了第五份报告,指出唐仲友之所以无视法纪、贪赃枉法、荼毒百姓,完全是仗着弟媳王氏。他发誓:如果朝廷不处置唐仲友,他就辞职。王淮怕事情闹大会牵连到自己,于是向孝宗奏请免去唐仲友的江西提刑职务,移交浙西提刑查办。最后,唐仲友按提前退休论处,告“老”还乡。朝廷对唐的纵容让朱熹十分气愤,于是又递交了第六状,要求朝廷依法追究唐仲友的刑事责任,以平百姓之愤。为缓解朱、唐之间的矛盾,王淮请吏部尚书郑丙出面提名朱熹到江西任提刑。朱熹接到任职通知后,毅然向朝廷递交了《辞免江西提刑奏状》,带着家眷回武夷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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