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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南境,人有死者,邑里共食之……战斗杀人。便以所杀人祭其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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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书·真腊传》:城东有神,名“婆多利”。祭用人肉,其王年别杀人,以夜祀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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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种证据,都系略举。若要全抄起来,还可得许多条。此外,一、如铜鼓,是这一种人所独有的器具,含有宗教上的意味;而铜鼓发现的地方,和我刚才所说这种人分布的地方相合(详见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中国民族历史上之观察》)。二、《后汉书·南蛮传》:“珠崖、儋耳二郡,在海洲上,其渠帅,贵长耳,皆穿而缒之,垂肩三寸。”《淮南子·地形训》说耽耳在北方。也可见得这种人的分布,是沿海而成一半规形。总而言之,现在“亚洲的沿海”,和地理学上所谓“亚洲大陆的真沿边”,都是这一种人所分布的,如今称为马来人,古人则谓之粤——越——古代所谓东夷者,都是此族,所谓南蛮者,却不是此族——黎族——为什么古代不称此族为南蛮呢?因为夷蛮戎狄,是和汉族接境的异族,间接的就不在内(参看下章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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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这一族和汉族有交涉的,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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嵎夷(《书·尧典》:“宅嵎夷,曰旸谷。”《释文》:“马曰:嵎,海嵎也。夷,莱夷也。《尚书考录曜》及《史记》作禺铁。”《禹贡》青州“嵎夷既略”。《索隐》按《今文尚书》及《帝命验》并作禺铁,在辽西,铁,古夷字也。《说文》土部:“嵎夷,在冀州阳谷,立春日,日直之而出。”山部:“嵎山,在辽西。一曰:嵎铁谷也。”按《说文》既加“一曰”二字,则“嵎夷谷也”与“山在辽西”,明非一义。《索隐》:“在辽西”三字,须另为一句。不得认做《今文尚书》和《帝命验》里的话。嵎夷自系莱夷。当以马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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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夷(《书·禹贡》:冀州“岛夷皮服”,《史记》作鸟。《集解》:“郑玄曰:鸟夷,东北之民,搏食鸟兽者。”《书疏》亦谓“孔读鸟为岛”,则今本岛系误字。扬州“岛夷卉服”。《汉书·地理志》亦作鸟。按《后汉书·度尚传》:“深林远薮椎髻鸟语之人。”注:“鸟语,谓语声。似鸟也。”《哀牢传》:“其母鸟语。”此亦鸟夷的一义。《孟子》所谓“南蛮舌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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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夷(禹贡:“淮夷蠙珠暨鱼。”《史记集解》:“郑玄曰:淮水之上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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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戎(《说文》:,“邾下邑也,鲁东有徐城”,《史记·鲁世家》:“顷公……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集解》:“徐广曰:徐州,在鲁东,今薛县。”《索隐》“……又《郡国志》曰:鲁国薛县,六国时曰徐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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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以(一)莱夷和(二)淮夷徐戎为两大宗。莱夷灭于齐(春秋襄六年),淮、泗夷到秦有天下,才悉散为人户(《通典》)。其南岭以南,则直到秦始皇手里才征服(见第二篇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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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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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族,就是如今的倮,《周书·王会解》作卜(“卜人以丹砂。”孔注:“卜人西南之蛮。”王应麟补注:“卜人即濮人”),《说文》作僰(云“犍为蛮夷也”),都是一音之转(长言之则曰“倮”。短言之则曰“濮”曰“卜”曰“僰”。唐时称这种人为“乌白蛮”,是中国人以其服饰称之,不是他种族之名。试观《唐书》所载,初里五姓,都是乌蛮,他的妇人衣黑缯,东钦二姓,是白蛮,他的妇人,就都衣白缯可见。元以后仍就其种族之名音译)。这种人,就是汉朝时候的夜郎、滇、邛都诸国。他的居地,在黔江、金沙江、大渡河流域(详见第二篇第四章第四节)。在古代,和汉族有交涉的,却还在其北。所以韦昭《国语注》,说濮是“南阳之国”(《郑语》)。杜预《释例》说:“建宁郡南有百濮夷,濮夷无君长总统,各以邑落自聚,故称百濮也。”(见《左传》文十六年,建宁,如今湖北的石首市)这种人,当周初已与于王会(又《伊尹四方令》:正南亦有百濮),后楚冒得濮之后,就服属于楚。楚国的黔中郡,大概就是这一族的地方。“楚威王时(公元前339—前329年),使将军庄将兵循江上(牂牁江),略巴、黔中以西……至滇池……以兵威定属楚。”于是中国的兵力,直达今云南省东北部。“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乃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于是从黔中以西南,仍旧未入中国版图。直到汉武帝时,方才开辟(以上据《汉书·西南夷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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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国史 第七章 中国古代的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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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究中国古代的疆域,有好几种方法:其一是把古人所说“服”的里数和封建的国数来计算13。这是有数字为凭的,似乎最为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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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贡》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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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间便有许多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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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今文尚书》欧阳夏侯说:谓中国方五千里(《王制正义》引《五经异义》),史迁同(《诗·商颂正义》:按《史记·夏本纪》,令天子之国以外五百里甸服……甸服外五百里侯服……侯服外五百里绥服……绥服外五百里要服……要服外五百里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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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古文尚书》说:五服旁五千里,相距万里(《王制正义》引《五经异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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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贾逵、马融:……甸服之外,每百里为差,所纳总秸粟米者,是,声教所及赢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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甸服之外,特为此数;其侯服之外,每言三百二百里者,还就其服之内别为名耳,非是服外更有其地(《诗·商颂正义》)。是为三千里,相距方六千里(《禹贡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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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慎、郑玄都是从《古文尚书》说的,而其间又有异同。许慎只说:“以今汉地考之,自黑水至东海,衡山之阳至于朔方,经略万里”,所以从《古文尚书》说(《王制正义》引《异义》)。郑玄的意思,却分别出黄帝、尧、舜和三代之末疆域不同来。他又说周初的疆域也比殷朝大,所以他注《易系辞》“阳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阴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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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君二民,谓黄帝尧舜;谓地方万里,为方千里者百;中国之民居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九;夷狄之民居千里者五十一;是中国夷狄,二民共事一君。二君一民,谓三代之末。以地方五千里。一君有五千里之土;五五二十五,更足以一君二十五,始满千里之方五十,乃当尧舜一民之地,故云二君一民。实无此二君一民,假之以地为优劣也(《王制正义》、《职方》贾疏:“先生之作土有三焉:若太平之时,土广万里,中国七千;中平之世,土广七千,中国五千;衰末之世,土广五千,中国三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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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注《皋陶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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