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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南境，人有死者，邑里共食之……战斗杀人。便以所杀人祭其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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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书·真腊传》：城东有神，名“婆多利”。祭用人肉，其王年别杀人，以夜祀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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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种证据，都系略举。若要全抄起来，还可得许多条。此外，一、如铜鼓，是这一种人所独有的器具，含有宗教上的意味；而铜鼓发现的地方，和我刚才所说这种人分布的地方相合（详见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中国民族历史上之观察》）。二、《后汉书·南蛮传》：“珠崖、儋耳二郡，在海洲上，其渠帅，贵长耳，皆穿而缒之，垂肩三寸。”《淮南子·地形训》说耽耳在北方。也可见得这种人的分布，是沿海而成一半规形。总而言之，现在“亚洲的沿海”，和地理学上所谓“亚洲大陆的真沿边”，都是这一种人所分布的，如今称为马来人，古人则谓之粤——越——古代所谓东夷者，都是此族，所谓南蛮者，却不是此族——黎族——为什么古代不称此族为南蛮呢？因为夷蛮戎狄，是和汉族接境的异族，间接的就不在内（参看下章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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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这一族和汉族有交涉的，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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嵎夷（《书·尧典》：“宅嵎夷，曰旸谷。”《释文》：“马曰：嵎，海嵎也。夷，莱夷也。《尚书考录曜》及《史记》作禺铁。”《禹贡》青州“嵎夷既略”。《索隐》按《今文尚书》及《帝命验》并作禺铁，在辽西，铁，古夷字也。《说文》土部：“嵎夷，在冀州阳谷，立春日，日直之而出。”山部：“嵎山，在辽西。一曰：嵎铁谷也。”按《说文》既加“一曰”二字，则“嵎夷谷也”与“山在辽西”，明非一义。《索隐》：“在辽西”三字，须另为一句。不得认做《今文尚书》和《帝命验》里的话。嵎夷自系莱夷。当以马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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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夷（《书·禹贡》：冀州“岛夷皮服”，《史记》作鸟。《集解》：“郑玄曰：鸟夷，东北之民，搏食鸟兽者。”《书疏》亦谓“孔读鸟为岛”，则今本岛系误字。扬州“岛夷卉服”。《汉书·地理志》亦作鸟。按《后汉书·度尚传》：“深林远薮椎髻鸟语之人。”注：“鸟语，谓语声。似鸟也。”《哀牢传》：“其母鸟语。”此亦鸟夷的一义。《孟子》所谓“南蛮舌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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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夷（禹贡：“淮夷蠙珠暨鱼。”《史记集解》：“郑玄曰：淮水之上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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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戎（《说文》：，“邾下邑也，鲁东有徐城”，《史记·鲁世家》：“顷公……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集解》：“徐广曰：徐州，在鲁东，今薛县。”《索隐》“……又《郡国志》曰：鲁国薛县，六国时曰徐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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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以（一）莱夷和（二）淮夷徐戎为两大宗。莱夷灭于齐（春秋襄六年），淮、泗夷到秦有天下，才悉散为人户（《通典》）。其南岭以南，则直到秦始皇手里才征服（见第二篇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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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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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族，就是如今的倮，《周书·王会解》作卜（“卜人以丹砂。”孔注：“卜人西南之蛮。”王应麟补注：“卜人即濮人”），《说文》作僰（云“犍为蛮夷也”），都是一音之转（长言之则曰“倮”。短言之则曰“濮”曰“卜”曰“僰”。唐时称这种人为“乌白蛮”，是中国人以其服饰称之，不是他种族之名。试观《唐书》所载，初里五姓，都是乌蛮，他的妇人衣黑缯，东钦二姓，是白蛮，他的妇人，就都衣白缯可见。元以后仍就其种族之名音译）。这种人，就是汉朝时候的夜郎、滇、邛都诸国。他的居地，在黔江、金沙江、大渡河流域（详见第二篇第四章第四节）。在古代，和汉族有交涉的，却还在其北。所以韦昭《国语注》，说濮是“南阳之国”（《郑语》）。杜预《释例》说：“建宁郡南有百濮夷，濮夷无君长总统，各以邑落自聚，故称百濮也。”（见《左传》文十六年，建宁，如今湖北的石首市）这种人，当周初已与于王会（又《伊尹四方令》：正南亦有百濮），后楚冒得濮之后，就服属于楚。楚国的黔中郡，大概就是这一族的地方。“楚威王时（公元前339—前329年），使将军庄将兵循江上（牂牁江），略巴、黔中以西……至滇池……以兵威定属楚。”于是中国的兵力，直达今云南省东北部。“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乃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于是从黔中以西南，仍旧未入中国版图。直到汉武帝时，方才开辟（以上据《汉书·西南夷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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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国史 第七章 中国古代的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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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究中国古代的疆域，有好几种方法：其一是把古人所说“服”的里数和封建的国数来计算13。这是有数字为凭的，似乎最为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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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贡》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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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间便有许多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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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今文尚书》欧阳夏侯说：谓中国方五千里（《王制正义》引《五经异义》），史迁同（《诗·商颂正义》：按《史记·夏本纪》，令天子之国以外五百里甸服……甸服外五百里侯服……侯服外五百里绥服……绥服外五百里要服……要服外五百里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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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古文尚书》说：五服旁五千里，相距万里（《王制正义》引《五经异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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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贾逵、马融：……甸服之外，每百里为差，所纳总秸粟米者，是，声教所及赢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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甸服之外，特为此数；其侯服之外，每言三百二百里者，还就其服之内别为名耳，非是服外更有其地（《诗·商颂正义》）。是为三千里，相距方六千里（《禹贡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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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慎、郑玄都是从《古文尚书》说的，而其间又有异同。许慎只说：“以今汉地考之，自黑水至东海，衡山之阳至于朔方，经略万里”，所以从《古文尚书》说（《王制正义》引《异义》）。郑玄的意思，却分别出黄帝、尧、舜和三代之末疆域不同来。他又说周初的疆域也比殷朝大，所以他注《易系辞》“阳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阴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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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君二民，谓黄帝尧舜；谓地方万里，为方千里者百；中国之民居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九；夷狄之民居千里者五十一；是中国夷狄，二民共事一君。二君一民，谓三代之末。以地方五千里。一君有五千里之土；五五二十五，更足以一君二十五，始满千里之方五十，乃当尧舜一民之地，故云二君一民。实无此二君一民，假之以地为优劣也（《王制正义》、《职方》贾疏：“先生之作土有三焉：若太平之时，土广万里，中国七千；中平之世，土广七千，中国五千；衰末之世，土广五千，中国三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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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注《皋陶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