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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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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族，就是如今的倮，《周书·王会解》作卜（“卜人以丹砂。”孔注：“卜人西南之蛮。”王应麟补注：“卜人即濮人”），《说文》作僰（云“犍为蛮夷也”），都是一音之转（长言之则曰“倮”。短言之则曰“濮”曰“卜”曰“僰”。唐时称这种人为“乌白蛮”，是中国人以其服饰称之，不是他种族之名。试观《唐书》所载，初里五姓，都是乌蛮，他的妇人衣黑缯，东钦二姓，是白蛮，他的妇人，就都衣白缯可见。元以后仍就其种族之名音译）。这种人，就是汉朝时候的夜郎、滇、邛都诸国。他的居地，在黔江、金沙江、大渡河流域（详见第二篇第四章第四节）。在古代，和汉族有交涉的，却还在其北。所以韦昭《国语注》，说濮是“南阳之国”（《郑语》）。杜预《释例》说：“建宁郡南有百濮夷，濮夷无君长总统，各以邑落自聚，故称百濮也。”（见《左传》文十六年，建宁，如今湖北的石首市）这种人，当周初已与于王会（又《伊尹四方令》：正南亦有百濮），后楚冒得濮之后，就服属于楚。楚国的黔中郡，大概就是这一族的地方。“楚威王时（公元前339—前329年），使将军庄将兵循江上（牂牁江），略巴、黔中以西……至滇池……以兵威定属楚。”于是中国的兵力，直达今云南省东北部。“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乃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于是从黔中以西南，仍旧未入中国版图。直到汉武帝时，方才开辟（以上据《汉书·西南夷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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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国史 第七章 中国古代的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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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究中国古代的疆域，有好几种方法：其一是把古人所说“服”的里数和封建的国数来计算13。这是有数字为凭的，似乎最为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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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贡》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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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间便有许多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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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今文尚书》欧阳夏侯说：谓中国方五千里（《王制正义》引《五经异义》），史迁同（《诗·商颂正义》：按《史记·夏本纪》，令天子之国以外五百里甸服……甸服外五百里侯服……侯服外五百里绥服……绥服外五百里要服……要服外五百里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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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古文尚书》说：五服旁五千里，相距万里（《王制正义》引《五经异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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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贾逵、马融：……甸服之外，每百里为差，所纳总秸粟米者，是，声教所及赢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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甸服之外，特为此数；其侯服之外，每言三百二百里者，还就其服之内别为名耳，非是服外更有其地（《诗·商颂正义》）。是为三千里，相距方六千里（《禹贡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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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慎、郑玄都是从《古文尚书》说的，而其间又有异同。许慎只说：“以今汉地考之，自黑水至东海，衡山之阳至于朔方，经略万里”，所以从《古文尚书》说（《王制正义》引《异义》）。郑玄的意思，却分别出黄帝、尧、舜和三代之末疆域不同来。他又说周初的疆域也比殷朝大，所以他注《易系辞》“阳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阴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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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君二民，谓黄帝尧舜；谓地方万里，为方千里者百；中国之民居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九；夷狄之民居千里者五十一；是中国夷狄，二民共事一君。二君一民，谓三代之末。以地方五千里。一君有五千里之土；五五二十五，更足以一君二十五，始满千里之方五十，乃当尧舜一民之地，故云二君一民。实无此二君一民，假之以地为优劣也（《王制正义》、《职方》贾疏：“先生之作土有三焉：若太平之时，土广万里，中国七千；中平之世，土广七千，中国五千；衰末之世，土广五千，中国三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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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注《皋陶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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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内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曰四海。禹所弼五服之残数，亦每服者合五百里，故有万里之界焉（他说：“《禹贡》……每言五百里一服者，是尧旧服；每服之外，更言三百里、二百里者，是禹所弼之残数”《商颂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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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以如此说，实在因为要牵合《周官·职方氏》服数之故。按《职方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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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辨九服之邦国：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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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注“弼成五服”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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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其弼当侯服，去王城千里；其外五百里为侯服，当甸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其弼当男服，去王城二千里；又其外五百里为绥服，当采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其弼当卫服，去王城三千里；其外五百里为要服，与周要（这个字是错的，应当作蛮）服相当，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为七千里，是九州之内也。……要服之弼，当其夷服，去王城四千里；又其外五百里曰荒服，当镇服；其弼当藩服，去王城五千里；四面相距，为方万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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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把封建的国数合起来，也是如此。按《异义》：“《公羊》说：殷三千诸侯，周千八百诸侯。《古春秋左氏》说：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唐虞之地万里，容百里地万国。其侯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余为天子闲田。许慎谨按《易》曰：万国咸宁。《尚书》曰：协和万邦，从左氏说。”郑玄便驳他道：诸侯多少，异世不同。万国者谓唐虞之制也。武王伐纣，三分有二，八百诸侯，则殷末诸侯千二百也，至周公制礼之后，准王制，千七百七十三国，而言周千八百者，举其全数（《王制正义》）。他这一驳，也因为要牵合《周礼》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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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制》：凡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国三十，七十里之国六十，五十里之国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国；名山大泽不以封，其余以为附庸闲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国。天子之县内，方百里之国九，七十里之国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国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国；名山大泽不以朌；其余以禄士，以为闲田。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国；天子之元士，诸侯之附庸不与。《周官·职方氏》：凡邦国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则四公，方四百里则六侯，方三百里则七伯，方二百里则二十五子，方百里则百男，以周知天下（《郑注》方千里者，为方百里者百，以方三百里之积，以九约之，得十一有奇，云七伯者，字之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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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玄注《王制》，说：“禹承尧舜……诸侯之地，有方百里，有方七十里，有方五十里……”既然说是万国，则“要服之内，地方七千里，乃能容之（《正义》引郑注《皋陶谟》‘州十有二师’道：‘……犹用要服之内为九州，州立十二人为诸侯师；盖百国一师，则州十有二师，则每州千二百国也。八州九千六百国，其余四百国在畿内’）。夏末既衰，夷狄内侵，诸侯相并，土地减，国数少；殷汤承之，更制中国方三千里之界，亦分为九州，而建此千七百七十三国焉。周公复唐虞之旧域，分其五服为九；其要服之内，亦方七千里；而因殷诸侯之数，广其土，增其爵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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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许多数字，一味望空打官司，决无解决之理。要解决它，只有两法：其一，咱们本想靠里数来考见疆域的，现在反要有一个大略的疆域，来考核它的数字，谁对谁不对。其二，就是根据当时所有的国数，来评判他们的说法。然而古代的疆域，就靠得住的大略，也不容易说出来。他们辩论的方法，有一种，说《汉书·地理志》，“所言山川，不出《禹贡》之域”。要想把《汉志》上的里数，来校勘“服”的里数，总算差强人意。然而辩护起来，又有一种巧法，说一种是据“虚空鸟路，方直而计之”；一种是据“着地人迹，屈曲而量之”（《禹贡正义》）。这么一来，就有确定的疆域，也无从和他们核算里数了。第一个法子，就不能用。第二个法子，他们本来说是“设法”的（《王制职方》郑注），并没说真有这许多国，更无从和他们核算。那么，咱们第一种方法，想把服的里数和封建的国数来考古代疆域的，就算失败了，请换第二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