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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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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族,就是如今的倮,《周书·王会解》作卜(“卜人以丹砂。”孔注:“卜人西南之蛮。”王应麟补注:“卜人即濮人”),《说文》作僰(云“犍为蛮夷也”),都是一音之转(长言之则曰“倮”。短言之则曰“濮”曰“卜”曰“僰”。唐时称这种人为“乌白蛮”,是中国人以其服饰称之,不是他种族之名。试观《唐书》所载,初里五姓,都是乌蛮,他的妇人衣黑缯,东钦二姓,是白蛮,他的妇人,就都衣白缯可见。元以后仍就其种族之名音译)。这种人,就是汉朝时候的夜郎、滇、邛都诸国。他的居地,在黔江、金沙江、大渡河流域(详见第二篇第四章第四节)。在古代,和汉族有交涉的,却还在其北。所以韦昭《国语注》,说濮是“南阳之国”(《郑语》)。杜预《释例》说:“建宁郡南有百濮夷,濮夷无君长总统,各以邑落自聚,故称百濮也。”(见《左传》文十六年,建宁,如今湖北的石首市)这种人,当周初已与于王会(又《伊尹四方令》:正南亦有百濮),后楚冒得濮之后,就服属于楚。楚国的黔中郡,大概就是这一族的地方。“楚威王时(公元前339—前329年),使将军庄将兵循江上(牂牁江),略巴、黔中以西……至滇池……以兵威定属楚。”于是中国的兵力,直达今云南省东北部。“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乃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于是从黔中以西南,仍旧未入中国版图。直到汉武帝时,方才开辟(以上据《汉书·西南夷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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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国史 第七章 中国古代的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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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究中国古代的疆域,有好几种方法:其一是把古人所说“服”的里数和封建的国数来计算13。这是有数字为凭的,似乎最为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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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贡》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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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间便有许多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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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今文尚书》欧阳夏侯说:谓中国方五千里(《王制正义》引《五经异义》),史迁同(《诗·商颂正义》:按《史记·夏本纪》,令天子之国以外五百里甸服……甸服外五百里侯服……侯服外五百里绥服……绥服外五百里要服……要服外五百里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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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古文尚书》说:五服旁五千里,相距万里(《王制正义》引《五经异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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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贾逵、马融:……甸服之外,每百里为差,所纳总秸粟米者,是,声教所及赢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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甸服之外,特为此数;其侯服之外,每言三百二百里者,还就其服之内别为名耳,非是服外更有其地(《诗·商颂正义》)。是为三千里,相距方六千里(《禹贡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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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慎、郑玄都是从《古文尚书》说的,而其间又有异同。许慎只说:“以今汉地考之,自黑水至东海,衡山之阳至于朔方,经略万里”,所以从《古文尚书》说(《王制正义》引《异义》)。郑玄的意思,却分别出黄帝、尧、舜和三代之末疆域不同来。他又说周初的疆域也比殷朝大,所以他注《易系辞》“阳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阴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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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君二民,谓黄帝尧舜;谓地方万里,为方千里者百;中国之民居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九;夷狄之民居千里者五十一;是中国夷狄,二民共事一君。二君一民,谓三代之末。以地方五千里。一君有五千里之土;五五二十五,更足以一君二十五,始满千里之方五十,乃当尧舜一民之地,故云二君一民。实无此二君一民,假之以地为优劣也(《王制正义》、《职方》贾疏:“先生之作土有三焉:若太平之时,土广万里,中国七千;中平之世,土广七千,中国五千;衰末之世,土广五千,中国三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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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注《皋陶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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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内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曰四海。禹所弼五服之残数,亦每服者合五百里,故有万里之界焉(他说:“《禹贡》……每言五百里一服者,是尧旧服;每服之外,更言三百里、二百里者,是禹所弼之残数”《商颂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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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以如此说,实在因为要牵合《周官·职方氏》服数之故。按《职方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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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辨九服之邦国: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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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注“弼成五服”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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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其弼当侯服,去王城千里;其外五百里为侯服,当甸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其弼当男服,去王城二千里;又其外五百里为绥服,当采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其弼当卫服,去王城三千里;其外五百里为要服,与周要(这个字是错的,应当作蛮)服相当,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为七千里,是九州之内也。……要服之弼,当其夷服,去王城四千里;又其外五百里曰荒服,当镇服;其弼当藩服,去王城五千里;四面相距,为方万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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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把封建的国数合起来,也是如此。按《异义》:“《公羊》说:殷三千诸侯,周千八百诸侯。《古春秋左氏》说: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唐虞之地万里,容百里地万国。其侯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余为天子闲田。许慎谨按《易》曰:万国咸宁。《尚书》曰:协和万邦,从左氏说。”郑玄便驳他道:诸侯多少,异世不同。万国者谓唐虞之制也。武王伐纣,三分有二,八百诸侯,则殷末诸侯千二百也,至周公制礼之后,准王制,千七百七十三国,而言周千八百者,举其全数(《王制正义》)。他这一驳,也因为要牵合《周礼》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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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制》:凡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国三十,七十里之国六十,五十里之国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国;名山大泽不以封,其余以为附庸闲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国。天子之县内,方百里之国九,七十里之国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国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国;名山大泽不以朌;其余以禄士,以为闲田。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国;天子之元士,诸侯之附庸不与。《周官·职方氏》:凡邦国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则四公,方四百里则六侯,方三百里则七伯,方二百里则二十五子,方百里则百男,以周知天下(《郑注》方千里者,为方百里者百,以方三百里之积,以九约之,得十一有奇,云七伯者,字之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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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玄注《王制》,说:“禹承尧舜……诸侯之地,有方百里,有方七十里,有方五十里……”既然说是万国,则“要服之内,地方七千里,乃能容之(《正义》引郑注《皋陶谟》‘州十有二师’道:‘……犹用要服之内为九州,州立十二人为诸侯师;盖百国一师,则州十有二师,则每州千二百国也。八州九千六百国,其余四百国在畿内’)。夏末既衰,夷狄内侵,诸侯相并,土地减,国数少;殷汤承之,更制中国方三千里之界,亦分为九州,而建此千七百七十三国焉。周公复唐虞之旧域,分其五服为九;其要服之内,亦方七千里;而因殷诸侯之数,广其土,增其爵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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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许多数字,一味望空打官司,决无解决之理。要解决它,只有两法:其一,咱们本想靠里数来考见疆域的,现在反要有一个大略的疆域,来考核它的数字,谁对谁不对。其二,就是根据当时所有的国数,来评判他们的说法。然而古代的疆域,就靠得住的大略,也不容易说出来。他们辩论的方法,有一种,说《汉书·地理志》,“所言山川,不出《禹贡》之域”。要想把《汉志》上的里数,来校勘“服”的里数,总算差强人意。然而辩护起来,又有一种巧法,说一种是据“虚空鸟路,方直而计之”;一种是据“着地人迹,屈曲而量之”(《禹贡正义》)。这么一来,就有确定的疆域,也无从和他们核算里数了。第一个法子,就不能用。第二个法子,他们本来说是“设法”的(《王制职方》郑注),并没说真有这许多国,更无从和他们核算。那么,咱们第一种方法,想把服的里数和封建的国数来考古代疆域的,就算失败了,请换第二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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