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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典》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白虎通·五刑篇》：“刑不上大夫者，据礼无大夫刑，或曰：挞笞之刑也。”或说似本于此），扑作教刑（《史记·五帝本纪集解》：“郑玄曰：扑，槚楚也。扑为教官为刑者。”按就是《学记》所谓“夏楚二物，收其威也”），金作赎刑。郑注：“正刑五，加之流宥，鞭扑，赎刑。此之谓九刑。”（《周礼·司刑疏》引）按《左传》载叔向说“周有乱政而作《九刑》”（见上），又载季文子说“先君周公制《周礼》……作誓令曰：毁则为贼，掩贼为藏；窃贿为盗，盗器为奸；主藏之名，赖奸之用，为大凶德，有常无赦；在《九刑》不忘”（文十八年）。则九刑古代确有此种刑法，其起源当亦甚古，郑说应有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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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应守的规则，虽由乡官公布；至于犯罪之后，怎样惩罚，却是守“秘密主义”的。所以郑人铸刑书，“叔向使诒子产曰：……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临事制刑，不豫设法也）……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徼幸以成之，弗可为矣……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左传》昭六年）“赵鞅、荀寅……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仲尼曰：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晋国，将守唐叔所受之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昭二十九年）大概把用刑罚看做在上者一种特权，要它变化不测，才好叫手下的人惧怕；和“法治主义”，实在大相背驰。然而除刑书刑鼎之外，又有“郑驷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定九年）。“成文之法”，渐次公布；“秘密主义”，渐次破坏，这也可以觇世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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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儒家的说法，古代用刑，但以五刑为主，此外更无甚酷刑，而且“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左传》昭二十年。《孟子·梁惠王下篇》：“昔者文王之治岐也，罪人不孥。”《书·甘誓》：“予则孥戮汝。”孥，当作奴。言或奴或戮，并不及是连及妻子，见陈乔枞《今文尚书经说考》），可谓文明极了。然而据《周礼》，就有“斩”、“搏”、“焚”、“辜”之刑（“掌戮，掌斩杀贼谍而搏之，凡杀其亲者焚之，杀王之亲者辜之。”注：“斩以斧钺，若今腰斩也。杀以刀刃，若今弃市也……搏，当为……膊，谓去衣磔之……焚，烧也……辜之言枯也，谓磔之”）。其他出于五刑以外的刑罚，见于书传上的，也随时而有。怕儒家的话仍不免“改制托古”的故技，未必实际如此。赎刑之法，见于《吕刑》。“墨辟疑赦，其罚百锾……劓辟疑赦，其罚惟倍……剕辟疑赦，其罚倍差……宫辟疑赦，其罚六百锾……大辟疑赦，其罚千锾……”一锾六两（夏侯、欧阳说，见《周礼》职金疏），也很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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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狱之制，今文不详（《北堂书钞》引《白虎通》：“夏曰夏台，殷曰牖里，周曰囹圄。”《意林》引《风俗通》同）。《周礼》：“掌囚，掌守盗贼。凡囚者：上罪梏拲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王之同族拲，有爵者桎，以待弊罪。”（郑司农云：拲者，两手共一木也。桎梏者，两手各一木也。玄谓在手曰梏，在足曰桎；中罪不拲手足，各一木耳；下罪又去桎；王同族及命士以上，虽有上罪，或拲或桎而已）又“司圜，掌收教罢民……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杀……”也和监狱相类（又方司寇“以嘉石平罢民。凡万民之有罪，而未丽于法，而害于州里者。桎梏而坐诸嘉石，役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期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则类乎后世的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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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理的制度，也很文明的。《王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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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寇正刑明辟，以听狱讼。必之刺。有旨无简，不听（注：简，诚也；有其意无其诚者，不论以为罪）。附从轻，赦从重。凡制五刑，必即天论（注：必合于天意，《释文》论音伦，理也。注同）。邮罚丽于事（注：邮，过也，丽，附也。过人罚人，当各附于其事，不可假他以喜怒）。凡听五刑之讼，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以权之；意论轻重之序，慎测浅深之量以别之（注：意，思念也。浅深，谓俱有罪，本心有善恶）；悉其聪明，致其忠爱以尽之。疑狱，泛与众共之；众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成狱辞，史以狱之成告于正，正听之；正以狱之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听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狱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参听之；三公以狱之成告于王，王三又（注：当作宥），然后制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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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又说：“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行伪而坚，言伪而辨，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此四诛者，不以听。”把现在的眼光看起来，似乎野蛮；然而宗法社会，大抵“守旧”而“蔑视个人的自由”，不能全把今人的眼光，评论古人。至于“凡作刑罚，轻无赦”，则注谓“为人易犯”，“凡执禁以齐众，不赦过”，则势出于不得不然，也算不得什么缺点。《周礼》：小司寇“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以之刺断庶民狱讼之中（一曰讯群臣，二曰讯群吏，三曰讯万民。听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又有三宥（一宥曰不识，再宥曰过失，三宥曰遗忘）、三赦（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之法。”就更为完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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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的特权，今古文家的说法也微有不同。古文家偏于“优待王族”和“保持贵族的身份”。所以《周礼》：“凡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礼记·文王世子》：“公族；其有死罪，则罄于甸人；其刑罪则纤，亦告于甸人。公族无宫刑。狱成，有司谳于公；其死罪则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则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对。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虽然，必赦之。有司对曰：无及也。反命于公。公素服。不举，为之变，如其伦之丧。无服。亲哭之。”其优待王族，可谓达于极点了。按《戴记》是今古文杂的，《文王世子》也是古文家言。又《曲礼》“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许慎《主经异义》：古周礼说：士尸肆诸市，大夫尸肆诸朝，是大夫有刑。则古文说优待士大夫，不如优待王族）八议之法：第一是议亲，第二是议故，次之才是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今文家则纯乎是“尚贤主义”，《公羊》宣元年传：“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注》：“古者刑不上大夫，盖以为摘巢毁卵，则凤凰不翔；刳胎焚夭，则麒麟不至；刑之则恐误刑贤者；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故有罪放之而已，所以尊贤者之类也。三年者，古者疑狱三年而后断……自嫌有罪当诛，故三年不敢去。”大抵古文家的话，还近乎事实，今文家就纯乎是理想之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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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余之人，《王制》说：“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养；士遇之途弗与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是今文家言。《周礼》说：“墨者使守门，劓者使守关，宫者使守内，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积。”是古文家言。似乎亦是古文家言近于事实（《周礼》：司厉“其奴：男子入于罪隶，女子入于舂稿”。郑注说就是后世的奴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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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话，虽然有许多儒家的议论夹杂在里头，然而天下断没有突然发生的事实；儒家的议论，也必有所本；据此，可以推想我国古代的法律是颇为文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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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的法律，似乎是别一法系。《汉书·刑法志》说：“陵夷至于战国，韩任申子，秦用商鞅，连‘相坐’之法，造‘参夷’之诛，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颠’、‘抽胁’、‘镬亨’之刑。”商鞅、申不害……都是法家；法家的用刑，固然主乎严峻，然而所讲的，只是信赏必罚（把现存的《管子》、《韩非子》、《商君书》等看起来，都是如此），并没有造作酷刑的理论。秦国用刑之严，固然同法家有点关系。至于“凿颠”、“抽胁”、“镬亨”、“车裂”、“腰斩”、“夷其族”、“夷三族”等刑罚，似乎不是商君等造的。然则这许多刑罚是从哪里来的呢？按秦国开化最晚，当时的人，都说它是戎翟之俗。这许多酷刑，难保是从未开化的蛮族里采取来的。所以我说它是别一法系（关于秦朝的刑法，参看第二篇第八章第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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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国史 第九章 古代社会的经济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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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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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社会进化是很早的。当神农时，已经离开游牧社会进入耕稼社会了。渔猎时代和游牧时代的情形，古书所传不多，据第三章第一节所说，已可想见其大概，现在不必多讲。所要讲的，便是农业时代社会的状况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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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人民的职业，分为四种。《汉书·食货志》上，替它下一个定义说：“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管子》也把人民分做士、农、工、商四种。《史记·货殖列传》引《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材匮少。”是专就生产一方面说，所以略去士而加上一个虞。《周礼》太宰“以九职任万民：一曰三农，生九谷；二曰园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泽之材；四曰薮牧，养蕃鸟兽；五曰百工，饬化八材；六曰商贾，阜通货贿；七曰嫔妇，化治丝枲；八曰臣妾，聚敛疏财；九曰闲民，无常职，转移执事”。把人民的职业，分做九种，总不如士农工商四种分法的得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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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形，从今日以前，两千多年，差不多没有改变，而为社会的根柢的，尤其要推农人。要讲古代农业社会的情形，就要研究到“井田制度”。井田制度，见于《孟子》、《韩诗外传》、《春秋》的《公羊传》、《谷梁传》、《公羊》的《何注》和《汉书·食货志》等书。咱们现在，且把它汇齐了，再行加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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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孟子·滕文公上篇》，载孟子对滕文公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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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彻者，彻也，助者，藉也。龙子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贡者，校数岁之中以为常：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使老稚转乎沟壑，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夫世禄，滕固行之矣。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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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一、治地有贡、助、彻三法；二、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意思是很明白的，但是其中有几个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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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夏殷周三代紧相承接，农夫所耕的田忽而五十亩，忽而七十亩，忽而百亩，那“疆界”、“沟洫”，如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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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彻”和“助”到底是怎样分别？孟子既说“周人百亩而彻”，如何又说“虽周亦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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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夫世禄，滕固行之矣”一句，和上下文都不相贯，夹在里头，是什么意思？第一个问题，由于从前的人，都承认井田的制度（凡古书上一切制度），都曾经推行于天下；而且既说井田，就联想到《周礼》遂人、匠人等所说的“沟洫”，以为都是实有的，而且到处都是这样完备，所以有这疑问。依我看来，这种事情，是完全没有的（这种制度，至多曾推行于王畿及其附近诸国，而且是时兴时废，绝不是从周以前，推行遍天下，绵历数千年之久的。《周礼》这部书，就信它是真的人，也并不敢说它曾经实行。《论语》：“禹……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阎若璩和毛奇龄都说是治天下的小水，并不是《周礼》上所说的沟洫）。那么，这一个疑问就无从发生，可以不必管它。第二个问题：一、关于贡、助、彻的解释，既然说其实皆什一，则耕五十亩者以五亩之入为贡，耕七十亩者以七亩所入为助，耕百亩者亦系取其十亩之入是不错的。二、但是孟子何以既说周朝是彻，又说它是助呢？下文滕文公使毕战问井地，孟子对他说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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