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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后临死的时候,吩咐吕禄、吕产等道:“大臣恐为变。必据兵卫宫,慎无送丧,为人所制。”谁知吕后一死,风波就起来了,原来齐悼惠王有九个儿子,这时候,朱虚侯章,东牟侯兴居,都在京城里,便叫人去招呼哀王襄,叫他起兵来诛诸吕;自己做内应;齐哀王果然听了他,发兵而西。吕禄、吕产便叫灌婴去打他。这灌婴也是功臣系里的人,如何肯替外戚系出力?走到荥阳,便和齐王联合。陈平、周勃等乘机叫郦商(高帝的谋臣)的儿子郦寄去说吕禄,“以兵属太尉”,归国就封。吕禄还犹豫不决。他们又找到一个尚符节的纪通,就叫他诈传诏旨,把周勃送到北军里,又分了一千兵给朱虚侯,朱虚侯就把吕产杀掉。于是悉捕诸吕男女,无少长皆斩之。外戚系的势力,到此就算消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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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宗室系和功臣系的暗斗又起来了。当这时候,最紧要的便是“皇位继承”问题,《史记》上记他们的事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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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大臣相与阴谋曰:少帝及梁、淮阳、常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吕后以计诈名他人子,杀其母,养后宫,令孝惠子之,立以为后及诸王,以强吕氏。今皆已夷灭诸吕,而置所立,即长用事,吾属无类矣。不如视诸王最贤者立之。或言齐悼惠王,高帝长子,今其适子为齐王,推本言之,高帝适长孙,可立也。大臣皆曰:吕氏以外家恶,而几危宗庙,乱功臣,今齐王母家驷钧,驷钧,恶人也,即立齐王,则复为吕氏。欲立淮南王,以为少,母家又恶。乃曰:代王,方今高帝见子最长,仁孝宽厚,太后家薄氏谨良;且立长故顺,以仁孝闻于天下,便乃相与共阴使人召代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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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史记》上说明他们是“阴谋”;可见得“少帝及梁、淮阳、常山王,皆非真孝惠子”,这句话,并非实录。不过他们恐怕“即长用事,吾属无类”,所以造为此说罢了。这时候,宗室里头要算齐最强,他们毕竟把他排掉了,立了一个无势无力的代王,这个也要算宗室和功臣系的一场暗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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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即位,把城阳、琅邪、济南三郡,都还了齐;徙刘泽王燕(刘泽虽然宗室,却是吕后封他的,齐王起兵的时候,把他骗来,软禁起来。却叫人去发其国兵,并将而西。刘泽无法,说齐王道:你软禁了我,也很无谓。现在京城里人,正在那里议立谁做皇帝呢。我在姓刘的里头年辈最尊,你不如放我进京去替你游说游说。齐王就放了他。谁知他一进京,也主张齐王立不得,要迎立代王)。当诛诸吕的时候,诸大臣许把赵地王朱虚侯,梁地王东牟侯。文帝听得他两个本意要立齐王的,只把朱虚侯封做城阳王,东牟侯封做济北王。城阳王立两年就死了,济北王不久到底以谋反伏诛。齐哀王死后,儿子文王则又死了,没有后人,文帝便把他的地方分做六国,立了将闾、志、辟光、贤、卬、雄渠六人,这个已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意思了(汉高祖的儿子,还有一个淮南厉王长,公元前174年,以骄恣伏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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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时候,诸侯里头还有一个吴国。他的国里是有章郡(秦鄣郡,治今浙江长兴县)铜山,可以即山铸钱。又东煮海水为盐,以是国无赋税,又招致了许多亡命,本来是危险分子。文帝时,吴太子来朝,和皇太子(景帝)饮博,争道不恭,皇太子以博局提杀之,自然是加一层怨恨。文帝是用软功的,吴王不朝,便赐以几杖,以示承认他有病的意思。吴王得汉朝宽容,反谋也就缓下来了,然而造反的资格毕竟还在。到景帝即位,又用了晁错,削起诸侯的地来。原来汉初封建同姓,土地都很大,这时候,承丧乱之后,户口还少,承平数世,也就加多起来,诸侯的势力更强了。到文帝时候,各种特殊势力,只剩了这一种,自然要从此想法子。所以贾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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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割地定制,令齐、赵、楚各为若干国,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孙,毕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尽而止,及燕、梁他国皆然。其分地众而子孙少者,建以为国,空而置之,须其子孙生者,举使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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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法子是一个和平的法子,文帝手里没有实行。到景帝即位,任用晁错做御史大夫,晁错的主意,却比贾谊激烈了。他不用“把诸侯的地方分给他自己子孙”的法子,却硬用天子的权力来削诸侯的地。他说:“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其反迟,祸大。”公元前154年——景帝三年,一举就削了楚、赵、胶西三国的地方。于是吴王恐“削地无已”,就和济南、川、胶东、胶西四国,及楚王戊(元王的孙),赵王遂(如意的儿子,文帝所封),同举兵反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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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的反谋,蓄了三十多年,一发起来自然声势浩大了(他下令国中,说:“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将;少子年十四,亦为士卒先。诸年上与寡人同,下与少子等皆发。”一共得了二十多万人。又发了闽、东越两国的兵。他移书诸侯道:“吴国虽贫,寡人节衣食用,积金钱,修兵革,聚粮食,夜以继日,三十余年矣。凡皆为此……能斩捕大将者,赐金五千斤,封万户;列将,三千斤,封五千户;裨将,二千斤,封二千户;二千石,千斤,封千户;皆为列侯。其以军若城邑降者,卒万人,邑万户,如得大将;人户五千,如得列将;人户三千,如得裨将;人户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他封赐,皆倍常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寡人金钱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于吴,诸王日夜用之不能尽。有当赐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遗之”)。幸而有善于用兵的周亚夫,总算应时戡定(当时七国的兵,系吴、楚两国西攻梁;济南、菑川、胶东、胶西四国,共攻围齐;赵国也发兵入齐西界。汉景帝派将军郦寄击赵,栾布击齐,太尉周亚夫击吴、楚。吴、楚的兵最轻剽,难与争锋。梁国的都城睢阳〈如今河南的商丘市〉被围甚急,亚夫不去救,却东北壁昌邑〈如今山东的金乡县〉,遣轻骑出淮泗口,绝吴、楚粮道,吴、楚兵攻睢阳不克,攻亚夫军又不胜,粮尽,只得退回。亚夫遣兵追击,大破之。吴王逃到东越,给东越人杀掉。楚王戊自杀。济南、菑川、胶东、胶西四国的王都伏诛。齐王将闾本和四国有谋,后来才反悔了,城守拒敌,到这时候,也惧而自杀。梁孝王武是景帝的同母弟)。从此以后,汉朝就“摧抑诸侯,不得自治民补吏”,实权都在“相”的手里。武帝时,又用主父偃的计策,叫诸侯把自己的地方分封自己的子弟。从此以后,列国疆域更加狭小,汉初的封建,就名存实亡了(周亚夫是周勃的儿子,也带一点功臣系的味,所以后来毕竟不得其死。参看《史记·绛侯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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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国史 第三章 汉初的休养生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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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臣、外戚、宗室,三系的捣乱,都已讲过,就可以讲到汉初社会的建设方面了。要考察社会的情形,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都得注重。精神方面固然要受物质方面的支配,物质方面也要受精神方面的支配。汉初社会的精神方面又是怎样呢?《史记》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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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吕后本纪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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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有这种心理?请想一想。西周以前不必论,从春秋到战国,中国实在经过五百年的长期战争,再加以秦朝的暴虐,再加以楚汉纷争;这时候,社会的状况如何?如何不发生这一种心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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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的力量是最大不过的。生于其间的人没一个能不受它的鼓动,而且受其鼓动而不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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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孝文帝本纪赞》: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身衣弋绨,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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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食货志》:孝惠高后时,百姓新免毒蠚,人欲长幼养老。萧曹为相,填以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是以衣食滋殖,刑罚用稀。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劝趣农桑,减省租赋。而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风流笃厚,禁纲疏阔,选张释之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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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文帝这种恭俭的君主,在历史上却也难得。功臣是最喜欢捣乱的,也能够“论议务在宽厚”,更为奇怪。我说:这都是受了社会心理的鼓荡而不自知的(《吴王濞传》:“孝惠高后时,天下初定,郡国诸侯,各务自抚循其民。”当时的郡国诸侯,武人也不少,居然能如此,这个也是受社会心理的暗示。其效验,居然“天下初定……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后数世,民咸归乡里,户益息。萧、曹、绛、灌之属,或至四万,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史记·高祖功臣侯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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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政治受这种心理的支配。可考见的共有三端:其一是减轻人民的负担:汉高祖初定天下,“轻田租十五而税一”。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除民之田租”。到景帝三年(公元前156年),才令民半出租,其间共有一十三年,没有收过一文的田税。这是中国历史上仅有过一次的事(从此以后,田租是三十而税一)。其二是简省刑罚,高祖入关,就和人民约法三章。其后萧何定《九章律》,虽然沿用秦法,然而断狱四百在实际上却是简省的。文景时代,又屡有减轻刑罚的举动(详见第八章第五节)。其三是在政治上一切都守无为主义。所以贾生劝文帝“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文帝就“谦让未遑”(《史记本传》)。匈奴屡次入寇,从景帝以前,始终取防御主义。这种政策,高祖、高后、文帝、景帝四代相继,共有六十六年(公元前206—前141年)。它的效果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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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食货志》:汉兴,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既定,民亡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较。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而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牝者,摈而不得会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谊而黜愧辱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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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国力的增加,也总算得快的了。然而这种政治也有个弊病,便是一、豪强之徒侵凌穷人,毫无制裁;二、文化方面太觉黯然无色,所以激成武帝和王莽时的政治。且待下面再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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