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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后临死的时候，吩咐吕禄、吕产等道：“大臣恐为变。必据兵卫宫，慎无送丧，为人所制。”谁知吕后一死，风波就起来了，原来齐悼惠王有九个儿子，这时候，朱虚侯章，东牟侯兴居，都在京城里，便叫人去招呼哀王襄，叫他起兵来诛诸吕；自己做内应；齐哀王果然听了他，发兵而西。吕禄、吕产便叫灌婴去打他。这灌婴也是功臣系里的人，如何肯替外戚系出力？走到荥阳，便和齐王联合。陈平、周勃等乘机叫郦商（高帝的谋臣）的儿子郦寄去说吕禄，“以兵属太尉”，归国就封。吕禄还犹豫不决。他们又找到一个尚符节的纪通，就叫他诈传诏旨，把周勃送到北军里，又分了一千兵给朱虚侯，朱虚侯就把吕产杀掉。于是悉捕诸吕男女，无少长皆斩之。外戚系的势力，到此就算消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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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宗室系和功臣系的暗斗又起来了。当这时候，最紧要的便是“皇位继承”问题，《史记》上记他们的事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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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大臣相与阴谋曰：少帝及梁、淮阳、常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吕后以计诈名他人子，杀其母，养后宫，令孝惠子之，立以为后及诸王，以强吕氏。今皆已夷灭诸吕，而置所立，即长用事，吾属无类矣。不如视诸王最贤者立之。或言齐悼惠王，高帝长子，今其适子为齐王，推本言之，高帝适长孙，可立也。大臣皆曰：吕氏以外家恶，而几危宗庙，乱功臣，今齐王母家驷钧，驷钧，恶人也，即立齐王，则复为吕氏。欲立淮南王，以为少，母家又恶。乃曰：代王，方今高帝见子最长，仁孝宽厚，太后家薄氏谨良；且立长故顺，以仁孝闻于天下，便乃相与共阴使人召代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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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史记》上说明他们是“阴谋”；可见得“少帝及梁、淮阳、常山王，皆非真孝惠子”，这句话，并非实录。不过他们恐怕“即长用事，吾属无类”，所以造为此说罢了。这时候，宗室里头要算齐最强，他们毕竟把他排掉了，立了一个无势无力的代王，这个也要算宗室和功臣系的一场暗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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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即位，把城阳、琅邪、济南三郡，都还了齐；徙刘泽王燕（刘泽虽然宗室，却是吕后封他的，齐王起兵的时候，把他骗来，软禁起来。却叫人去发其国兵，并将而西。刘泽无法，说齐王道：你软禁了我，也很无谓。现在京城里人，正在那里议立谁做皇帝呢。我在姓刘的里头年辈最尊，你不如放我进京去替你游说游说。齐王就放了他。谁知他一进京，也主张齐王立不得，要迎立代王）。当诛诸吕的时候，诸大臣许把赵地王朱虚侯，梁地王东牟侯。文帝听得他两个本意要立齐王的，只把朱虚侯封做城阳王，东牟侯封做济北王。城阳王立两年就死了，济北王不久到底以谋反伏诛。齐哀王死后，儿子文王则又死了，没有后人，文帝便把他的地方分做六国，立了将闾、志、辟光、贤、卬、雄渠六人，这个已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意思了（汉高祖的儿子，还有一个淮南厉王长，公元前174年，以骄恣伏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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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时候，诸侯里头还有一个吴国。他的国里是有章郡（秦鄣郡，治今浙江长兴县）铜山，可以即山铸钱。又东煮海水为盐，以是国无赋税，又招致了许多亡命，本来是危险分子。文帝时，吴太子来朝，和皇太子（景帝）饮博，争道不恭，皇太子以博局提杀之，自然是加一层怨恨。文帝是用软功的，吴王不朝，便赐以几杖，以示承认他有病的意思。吴王得汉朝宽容，反谋也就缓下来了，然而造反的资格毕竟还在。到景帝即位，又用了晁错，削起诸侯的地来。原来汉初封建同姓，土地都很大，这时候，承丧乱之后，户口还少，承平数世，也就加多起来，诸侯的势力更强了。到文帝时候，各种特殊势力，只剩了这一种，自然要从此想法子。所以贾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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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割地定制，令齐、赵、楚各为若干国，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孙，毕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尽而止，及燕、梁他国皆然。其分地众而子孙少者，建以为国，空而置之，须其子孙生者，举使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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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法子是一个和平的法子，文帝手里没有实行。到景帝即位，任用晁错做御史大夫，晁错的主意，却比贾谊激烈了。他不用“把诸侯的地方分给他自己子孙”的法子，却硬用天子的权力来削诸侯的地。他说：“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其反迟，祸大。”公元前154年——景帝三年，一举就削了楚、赵、胶西三国的地方。于是吴王恐“削地无已”，就和济南、川、胶东、胶西四国，及楚王戊（元王的孙），赵王遂（如意的儿子，文帝所封），同举兵反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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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的反谋，蓄了三十多年，一发起来自然声势浩大了（他下令国中，说：“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将；少子年十四，亦为士卒先。诸年上与寡人同，下与少子等皆发。”一共得了二十多万人。又发了闽、东越两国的兵。他移书诸侯道：“吴国虽贫，寡人节衣食用，积金钱，修兵革，聚粮食，夜以继日，三十余年矣。凡皆为此……能斩捕大将者，赐金五千斤，封万户；列将，三千斤，封五千户；裨将，二千斤，封二千户；二千石，千斤，封千户；皆为列侯。其以军若城邑降者，卒万人，邑万户，如得大将；人户五千，如得列将；人户三千，如得裨将；人户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他封赐，皆倍常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寡人金钱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于吴，诸王日夜用之不能尽。有当赐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遗之”）。幸而有善于用兵的周亚夫，总算应时戡定（当时七国的兵，系吴、楚两国西攻梁；济南、菑川、胶东、胶西四国，共攻围齐；赵国也发兵入齐西界。汉景帝派将军郦寄击赵，栾布击齐，太尉周亚夫击吴、楚。吴、楚的兵最轻剽，难与争锋。梁国的都城睢阳〈如今河南的商丘市〉被围甚急，亚夫不去救，却东北壁昌邑〈如今山东的金乡县〉，遣轻骑出淮泗口，绝吴、楚粮道，吴、楚兵攻睢阳不克，攻亚夫军又不胜，粮尽，只得退回。亚夫遣兵追击，大破之。吴王逃到东越，给东越人杀掉。楚王戊自杀。济南、菑川、胶东、胶西四国的王都伏诛。齐王将闾本和四国有谋，后来才反悔了，城守拒敌，到这时候，也惧而自杀。梁孝王武是景帝的同母弟）。从此以后，汉朝就“摧抑诸侯，不得自治民补吏”，实权都在“相”的手里。武帝时，又用主父偃的计策，叫诸侯把自己的地方分封自己的子弟。从此以后，列国疆域更加狭小，汉初的封建，就名存实亡了（周亚夫是周勃的儿子，也带一点功臣系的味，所以后来毕竟不得其死。参看《史记·绛侯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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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国史 第三章 汉初的休养生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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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臣、外戚、宗室，三系的捣乱，都已讲过，就可以讲到汉初社会的建设方面了。要考察社会的情形，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都得注重。精神方面固然要受物质方面的支配，物质方面也要受精神方面的支配。汉初社会的精神方面又是怎样呢？《史记》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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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吕后本纪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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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有这种心理？请想一想。西周以前不必论，从春秋到战国，中国实在经过五百年的长期战争，再加以秦朝的暴虐，再加以楚汉纷争；这时候，社会的状况如何？如何不发生这一种心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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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的力量是最大不过的。生于其间的人没一个能不受它的鼓动，而且受其鼓动而不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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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孝文帝本纪赞》：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身衣弋绨，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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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食货志》：孝惠高后时，百姓新免毒蠚，人欲长幼养老。萧曹为相，填以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是以衣食滋殖，刑罚用稀。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劝趣农桑，减省租赋。而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风流笃厚，禁纲疏阔，选张释之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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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文帝这种恭俭的君主，在历史上却也难得。功臣是最喜欢捣乱的，也能够“论议务在宽厚”，更为奇怪。我说：这都是受了社会心理的鼓荡而不自知的（《吴王濞传》：“孝惠高后时，天下初定，郡国诸侯，各务自抚循其民。”当时的郡国诸侯，武人也不少，居然能如此，这个也是受社会心理的暗示。其效验，居然“天下初定……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后数世，民咸归乡里，户益息。萧、曹、绛、灌之属，或至四万，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史记·高祖功臣侯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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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政治受这种心理的支配。可考见的共有三端：其一是减轻人民的负担：汉高祖初定天下，“轻田租十五而税一”。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除民之田租”。到景帝三年（公元前156年），才令民半出租，其间共有一十三年，没有收过一文的田税。这是中国历史上仅有过一次的事（从此以后，田租是三十而税一）。其二是简省刑罚，高祖入关，就和人民约法三章。其后萧何定《九章律》，虽然沿用秦法，然而断狱四百在实际上却是简省的。文景时代，又屡有减轻刑罚的举动（详见第八章第五节）。其三是在政治上一切都守无为主义。所以贾生劝文帝“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文帝就“谦让未遑”（《史记本传》）。匈奴屡次入寇，从景帝以前，始终取防御主义。这种政策，高祖、高后、文帝、景帝四代相继，共有六十六年（公元前206—前141年）。它的效果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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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食货志》：汉兴，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既定，民亡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较。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而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牝者，摈而不得会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谊而黜愧辱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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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国力的增加，也总算得快的了。然而这种政治也有个弊病，便是一、豪强之徒侵凌穷人，毫无制裁；二、文化方面太觉黯然无色，所以激成武帝和王莽时的政治。且待下面再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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