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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的反谋，蓄了三十多年，一发起来自然声势浩大了（他下令国中，说：“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将；少子年十四，亦为士卒先。诸年上与寡人同，下与少子等皆发。”一共得了二十多万人。又发了闽、东越两国的兵。他移书诸侯道：“吴国虽贫，寡人节衣食用，积金钱，修兵革，聚粮食，夜以继日，三十余年矣。凡皆为此……能斩捕大将者，赐金五千斤，封万户；列将，三千斤，封五千户；裨将，二千斤，封二千户；二千石，千斤，封千户；皆为列侯。其以军若城邑降者，卒万人，邑万户，如得大将；人户五千，如得列将；人户三千，如得裨将；人户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他封赐，皆倍常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寡人金钱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于吴，诸王日夜用之不能尽。有当赐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遗之”）。幸而有善于用兵的周亚夫，总算应时戡定（当时七国的兵，系吴、楚两国西攻梁；济南、菑川、胶东、胶西四国，共攻围齐；赵国也发兵入齐西界。汉景帝派将军郦寄击赵，栾布击齐，太尉周亚夫击吴、楚。吴、楚的兵最轻剽，难与争锋。梁国的都城睢阳〈如今河南的商丘市〉被围甚急，亚夫不去救，却东北壁昌邑〈如今山东的金乡县〉，遣轻骑出淮泗口，绝吴、楚粮道，吴、楚兵攻睢阳不克，攻亚夫军又不胜，粮尽，只得退回。亚夫遣兵追击，大破之。吴王逃到东越，给东越人杀掉。楚王戊自杀。济南、菑川、胶东、胶西四国的王都伏诛。齐王将闾本和四国有谋，后来才反悔了，城守拒敌，到这时候，也惧而自杀。梁孝王武是景帝的同母弟）。从此以后，汉朝就“摧抑诸侯，不得自治民补吏”，实权都在“相”的手里。武帝时，又用主父偃的计策，叫诸侯把自己的地方分封自己的子弟。从此以后，列国疆域更加狭小，汉初的封建，就名存实亡了（周亚夫是周勃的儿子，也带一点功臣系的味，所以后来毕竟不得其死。参看《史记·绛侯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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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国史 第三章 汉初的休养生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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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臣、外戚、宗室，三系的捣乱，都已讲过，就可以讲到汉初社会的建设方面了。要考察社会的情形，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都得注重。精神方面固然要受物质方面的支配，物质方面也要受精神方面的支配。汉初社会的精神方面又是怎样呢？《史记》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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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吕后本纪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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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有这种心理？请想一想。西周以前不必论，从春秋到战国，中国实在经过五百年的长期战争，再加以秦朝的暴虐，再加以楚汉纷争；这时候，社会的状况如何？如何不发生这一种心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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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的力量是最大不过的。生于其间的人没一个能不受它的鼓动，而且受其鼓动而不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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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孝文帝本纪赞》：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身衣弋绨，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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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食货志》：孝惠高后时，百姓新免毒蠚，人欲长幼养老。萧曹为相，填以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是以衣食滋殖，刑罚用稀。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劝趣农桑，减省租赋。而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风流笃厚，禁纲疏阔，选张释之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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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文帝这种恭俭的君主，在历史上却也难得。功臣是最喜欢捣乱的，也能够“论议务在宽厚”，更为奇怪。我说：这都是受了社会心理的鼓荡而不自知的（《吴王濞传》：“孝惠高后时，天下初定，郡国诸侯，各务自抚循其民。”当时的郡国诸侯，武人也不少，居然能如此，这个也是受社会心理的暗示。其效验，居然“天下初定……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后数世，民咸归乡里，户益息。萧、曹、绛、灌之属，或至四万，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史记·高祖功臣侯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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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政治受这种心理的支配。可考见的共有三端：其一是减轻人民的负担：汉高祖初定天下，“轻田租十五而税一”。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除民之田租”。到景帝三年（公元前156年），才令民半出租，其间共有一十三年，没有收过一文的田税。这是中国历史上仅有过一次的事（从此以后，田租是三十而税一）。其二是简省刑罚，高祖入关，就和人民约法三章。其后萧何定《九章律》，虽然沿用秦法，然而断狱四百在实际上却是简省的。文景时代，又屡有减轻刑罚的举动（详见第八章第五节）。其三是在政治上一切都守无为主义。所以贾生劝文帝“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文帝就“谦让未遑”（《史记本传》）。匈奴屡次入寇，从景帝以前，始终取防御主义。这种政策，高祖、高后、文帝、景帝四代相继，共有六十六年（公元前206—前141年）。它的效果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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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食货志》：汉兴，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既定，民亡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较。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而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牝者，摈而不得会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谊而黜愧辱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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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国力的增加，也总算得快的了。然而这种政治也有个弊病，便是一、豪强之徒侵凌穷人，毫无制裁；二、文化方面太觉黯然无色，所以激成武帝和王莽时的政治。且待下面再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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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国史 第四章 汉朝的武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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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匈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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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代，是中国国力扩张的时代。这是为什么？一、战国以前是分裂的，秦汉时代变做统一的大国。二、去战国时代未远，人民尚武之风还在。三、从汉初到武帝，经过七十年的休养生息，国力也极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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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秦到清盛时，两千多年，中国“固定的领土”和“对外扩张的方向”，无甚变更。这个规模，是秦始皇开其端，汉武帝收其功，所以说雄才大略的，一定要数秦皇汉武。咱们现在要讲汉朝的武功，因为匈奴是汉朝一个大敌，就从它讲起。我在第一篇第六章第一节里，不是说过当时的匈奴，都是些“分散溪谷”的小部落，只有河套里的一个部落，稍为绝大吗？这个部落便是秦汉时候的匈奴。秦始皇时候，匈奴的单于唤做头曼。秦始皇叫蒙恬去斥逐他，头曼不能抵抗，只得弃河套北徙。到秦朝灭亡，戍边的人都跑掉了，匈奴复渡河而南，仍旧占据了河套。这时候，匈奴国里又出了个冒顿单于，东击破东胡，西走月氏，南并白羊、楼烦二王，又北服丁令等小国（这个丁令，在贝加尔湖附近。贝加尔湖，当时唤做北海），就并有如今的内外蒙古和西伯利亚的南部了（老上单于时，又征服西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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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时候，便把从前“分散溪谷”的小部落都并而为一。匈奴的统一事业到此时才算完成。所以《史记》上说：自淳维以至头曼（《史记》：“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索隐》引乐彦《括地谱》：“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中国谓之匈奴。”这种话，靠得住与否，可以暂时不必管它），千有余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尚矣……然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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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它的人数毕竟不多。《史记》上先说“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又说“自左右贤王以下，至当户，大者万骑，小者数千，凡二十四长，立号曰万骑”。则匈奴控弦之士，实在还不足二十四万。既然“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那么，控弦之士之数，一定等于全国壮丁之数。老弱的数目，算它加两倍，妇女的数目，算它和男子相等，也还不过百五十万（〈控弦之士〉×2=老弱男子之数；控弦之士+老弱=男子之数；〈男子之数〉×2=匈奴全人数）。所以贾生说“匈奴之众，不过汉一大县”。它所以强盛全由于：一、游牧部落性质勇悍；二、处塞北瘠薄之地，当然要向南方丰富之地发展。这是中国历史上北狄之患公共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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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它所占据的地方，是“诸左方王将居东方，直上谷（河北的蔚县），以东接秽貉、朝鲜。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如今陕西的延安市宝塔区），以西接月氏、氐、羌。而单于之庭，直代（如今山西的代县）、云中（如今山西的大同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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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和汉朝的兵衅，起于公元前200年（以前只算得盗边，这一次才是正式的交战）。韩王信既降匈奴，就引导它入寇（参看第二章第三节），高祖自将击之，被围于平城（在如今大同县），七日乃解。于是用刘敬的计策：一、奉宗室女翁主为单于阏氏，二、岁奉匈奴絮、缯、酒、食物各有数，三、约为兄弟，以和亲（刘敬是个战国的策士，战国以前，本国人本和戎狄杂居的，用这种“婚姻”、“赂遗”的政策，以求一时之安或为欲取姑与之计的，有很多。刘敬还是这种旧眼光。然而这时候的匈奴，已经变做大国，不是前此杂居内地的小部落，暂时敷衍，将来就可以不战而屈的。所以他这种政策毕竟无效）。从此以后，经过老上（冒顿的儿子，公元前174年立）和军臣（老上的儿子，公元前161年立）二世，都和汉时战时和，到伊稚斜（军臣的兄弟，公元前126年立）手里，形势就一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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