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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十四家，都是元帝以前所立，《书》的欧阳、大小夏侯，同出伏生；《礼》的大小戴，同出后苍；《易》的施、孟、梁丘，同出田何；《公羊》严、颜二家，同出胡毋生；只有《诗》的鲁、齐、韩三家，没有公共的祖师；然而三家的说法，总是大同小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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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平帝的时候，才另有一派学问。其源出于刘歆，歆移书博士说：“……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促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藏于秘府。”于是别立《古文尚书》、《逸礼》、《左氏春秋》，又有毛公的《诗》“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汉书·艺文志》）。这一派为“古文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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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文”就是汉时通行的隶书。西汉诸经师，都是口耳相传；所传经文，就用当时通行的隶书书写。到刘歆等，才自谓能通史籀所造的“大篆”，和大篆以前的“古文”（参看第一篇第十章第二节）。所传的经，别有古文本为据。于是人家称这一派为“古文学”，就称西汉经师所传为“今文学”以别之。所以今文古文，是既有古文之学以后，对待的名词；古文未兴以前，“今文”两个字的名词，也是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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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之世，古文之学，比今文为盛：卫宏、贾逵、马融、许慎，都是古文家的大师；而郑玄遍注群经，尤称为古学的“集大成”（其实郑玄是兼用今文的，不过以古文为主）。三国时代，出了一个王肃，专和郑玄为难，伪造孔安国《尚书传》、《论语》、《孝经注》、《孔子家语》、《孔丛子》五部书，以互相引证。又有一个注《左传》的杜预，和他互相影响。于是古文之中，再分出郑王两派，互相水火（古文家本没有师法可守，各个人是互异的，但不如此地互相水火）。遭晋永嘉之乱，两汉经学传授的统绪中绝，于是今文家的书，只传得《公》、《穀》和《韩诗》，而并无传他的人；古文之学，也几乎中绝，而魏晋人一派的学问大行。现在所传的《十三经注》，除《孝经》为唐明皇《御注》外，只有《公羊》的何休《注》，还是西汉今文家言。其余《诗经》的《毛传》，是纯粹古文家言。郑《笺》虽兼采今文，然而既没有师法，就和他所注的《三礼》，和赵岐注的《孟子》，都只算得古文家言。此外《书经》的《伪孔传》、《易经》的王弼《注》、《穀梁》的范宁《集解》、《左传》的杜预《集解》、《论语》的何晏《集解》、《尔雅》的郭璞《注》，就都是魏晋人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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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原不必有什么“薄今爱古”之见，就看了儒家之学和其余诸家，也是平等的，难道还一定要考出什么“今文家言”来，以见得“孔门口说”之真？然而这其间有一个很大的关系。生于现在，要考校古代的历史，不能不靠古人所传的书；而古人所传的书，也有个分别。大概其说法出于从古相传的多，则虽看似荒唐，而实极可靠，把后人的意思掺杂进去多的，骤看似乎可信，其实仔细考校，总和古代社会情形不合。从这一点看起来，却是西汉今文家的话，价值最大；东汉古文家次之；魏晋时代的人，价值最小了。百家所传的书，只有儒家最多。咱们现在，要考校古史，其势不得不借重于儒家的经，要借助于儒家的经，其势不得不借重于汉以后经师之说，要借重于汉以后诸经师之说，就对于汉朝的今古文，和魏晋人所造的伪书，不能不加以分别。本书里头，论到学术派别。书籍真伪的地方很多，都是把这种“分别史材”的眼光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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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人还有别种学问，并入别一篇里讲，以便有个条理系统，免得琐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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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国史 第九章 后汉的灭亡和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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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后汉的乱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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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时代，总算是中国统一盛强的时代；两汉以后，便要暂入于分裂衰弱的命运了。这个分裂衰弱的原因也甚多，追溯起来，第一件便要说到“后汉时代的羌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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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族的起源和分布，已见第一篇第六章第四节，和本篇第四章第二节。这一族分布的地方，是很广的。现在专讲后汉时在中国为患的一支，《后汉书·羌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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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无弋爰剑者：秦厉公时，为秦所拘执，以为奴隶……后得亡归，而秦人追之急，藏于岩穴中，得免。羌人云：爰剑初藏穴中，秦人焚之；有景，象如虎，为其蔽火，得以不死。既出，又与劓女遇于野，遂成夫妇。女耻其状，被发覆面，羌人因以为俗。遂俱亡入三河间（《注》：“黄河湟水赐支河也。”按：赐支就是析支，就是河曲之地，不能另算做一条河。所以注引《续汉书》作“河湟之间”）。诸羌见爰剑被焚不死，怪其神，共畏事之，推以为豪。河湟少五谷，多禽兽，以射猎为事；爰剑教之田畜，遂见尊信；庐落种人依之者日益众。羌人谓奴为“无弋”，以爰剑尝为奴隶，故因名云。其后世世为豪。至爰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威，兵临渭首，灭狄豲戎，忍季父邛，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牦牛种，越巂羌是也（如今四川的西昌市）；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如今四川的广汉市）；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如今甘肃的陇南市武都区）。忍及弟舞，独留湟中，并多娶妻妇；忍生九子，为九种；舞生十七子，为十七种。羌之兴盛，从此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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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说越巂、广汉、武都诸羌，都是爰剑之后，这句话恐未必十分可信。但因这一段文字，可以证明两汉时代，为中国患的羌人确是居湟中这一支。湟中是个肥沃的地方，爰剑又是个从中国逃出去的，他的文明程度，总得比塞外的羌人高些，看“教之田畜，遂见尊信”八个字，就可以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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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支羌人的根据地，是从河湟蔓延向西南，包括青海和黄河上游流域。它的文明程度颇低，而体格极其强悍（《后汉书》说它“堪暑耐寒，同之禽兽”）；而且好斗。部落分离，不能组织大群；又好自相攻伐，要到一致对外的时候，才“解仇诅盟”；事情一过，就又互相攻伐了，这也是羌人的一个特色（这个是因为它所处的地方，都是山险，没有广大的平原的缘故。羌人在历史上，始终不能组织一个强大的国家，做出大一点的事业，也是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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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和羌人的交涉，起于武帝时，这时候，匈奴还据着河西（参看第四章第一节），和羌人所据的湟中，只隔着一支祁连山脉；武帝防它互相交通，派兵击破羌人，置个护羌校尉统领他。羌人就弃了湟水，西依西海（青海）盐池（在青海西南）。王莽时，羌人献西海之地，王莽在此设置了一个西海郡，莽末内乱，羌人就乘此侵入中国。后汉时羌人一支占据河北大允谷和大小榆中一带（在如今平番导河一带），颇为边患，和帝时，才把它打破，重置了西海郡；而且夹着黄河，开列屯田。从此从大小榆谷到西海，无复羌寇。然而降羌散布郡县的很多（在安定、北地、上郡的，谓之东羌。在陇西、汉阳、金城的，谓之西羌）。中国的吏民豪右，都不免“侵役”它。公元107年，罢西域都护和校尉，发羌人去迎接它。羌人颇有逃散的。郡县到处“邀截”，又不免骚扰。于是各处羌众，同时惊溃。“东寇三辅，南略益州”。凉州的守令，都是内地人；见羌势已盛，无心战守，都把郡县迁徙到内地来；百姓有不愿意迁徙的，就强迫“发遣”；死亡流离，也不知多少。直到公元18年，才把三辅肃清，凉州还没有平定，而军费已用掉二百四十亿。到顺帝时，凉州也算平定了，才把内徙的州县，依旧回复。不多时，羌人又叛。用兵十余年，又花掉八十多亿的军费。到桓帝即位，才用段颎做校尉，去讨叛羌，这个段颎，是以杀戮为主义的。他说：“昔先零作寇，赵充国徙令居内，煎当乱边，马援迁之三辅。始服终叛，至今为梗，犹种枳棘于良田，养蛇虺于室内也。臣欲绝其本根，不使能殖。”于是从公元159年起，至公元169年止，用兵凡十一年。把西羌直追到河首积石山，东羌蹙到西县（如今甘肃的秦安县）山中，差不多全行杀尽。这历年的羌乱，才算靠兵力镇定（羌乱的详细，可参看《后汉书》本传，和任尚、虞诩、段颎、皇甫规、张奂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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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的羌人，并不算什么大敌，它的人数，究竟也并不算多，然而乱事的蔓延，军费的浩大，至于如此。就可见得当时军力的衰弱，政治的腐败（这件事情，和清朝川楚教匪之乱，极其相像。军费自然十之七八，都是用在不正当的方面的）。却是：一、凉州一隅，因此而兵力独厚；二、其人民流离迁徙之后，无以为生，也都养成一个好乱的性质，就替国家种下一个乱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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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腐败，它的影响，绝不会但及于凉州一隅的。咱们现在，要晓得后汉时代社会的情形，且引几段后汉人的著述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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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察洛阳：资末业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什于末业。是则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妇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如此；本末不足相供，则民安得不饥寒（《论衡·务本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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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侯贵戚豪富，举骄奢以作淫巧，高负千万，不肯偿债；小民守门号呼，曾无怵惕惭怍哀矜之意（同上，《断讼篇》）。使饿狼守庖厨，饥虎牧牢豕，遂至熬天下之脂膏，生人之骨髓……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奇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绮室，倡讴妓乐，列乎深堂（《昌言·理乱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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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田之变：豪人货殖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财赂自营，犯法不坐，刺客死士，为之投命。至势弱力少之子，被穿帷败，寄死不敛，冤困不敢自理（同上《损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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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形，说来真令人“刿心怵目”。却是为什么弄到如此？这是由于汉朝时候的社会，本不及后世的平等。它的原因，是由于：一、政治上阶级的不平；二、经济上分配的不平。这个要参看第十五章第五节和第七节才得明白。这种不平等的社会，倘使政治清明，也还可以敷衍目前，为“非根本的救济”；却是后汉时代，掌握政柄的不是宦官就是外戚，外戚是纨绔子弟，是些无知无识的人，宦官更不必说。他们既执掌政权，所用的自然都是他们一流人，这一班人布满天下，政治自然没有清明的希望。要晓得黑暗的政治，总是拣着地方上愚弱的人欺的，总是和地方上强有力的人，互相结托的。所以中央的政治一不清明，各处郡县都遍布了贪墨的官；各处郡县都遍布了贪墨的官，各处的土豪，就都得法起来。那么，真不啻布百万虎狼于民间了（灵帝开西邸卖官，刺史守令，各有价目。尤其是直接败坏吏治的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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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张角一呼，而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的人，同时响应。张角是巨鹿人，他自创一种妖教，名为“太平道”。分遣弟子“诳诱四方”，十余年间，众至数十万，他把这些人分做许多“方”（大方万余人，小者数千），暗约公元184年（灵帝中平元年）三月五日同时起事。还没有到期，给自己同党的人告发了，张角就“驰敕诸方，一时俱起”。中外大震。这种初起的草寇，论兵力，究竟是不济事的。灵帝派皇甫嵩、朱儁等去讨伐，总算不多时就戡定了。然而从此之后，到处寇盗蜂起，都以“黄巾”为号（张角的兵，都是把黄布包着头的，所以人家称他们为黄巾）。郡县竟不能镇定。因为到处寇盗蜂起之故，把州刺史改做州牧，于是外权大重，就成为分裂的直接原因（参看第八章第一节、第十五章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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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汉末的割据和三国的兴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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