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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政外交，当这个时代，都糟透了。玄宗出来了，总算是小小清明。玄宗任姚崇、宋璟为相。宋璟罢后，又任用韩休、张九龄，内政总算是整饬的。对外呢？突厥默啜死于公元743年，毗伽可汗立，用老臣暾欲谷的话，和中国讲和。毗伽死后，突厥内乱。公元744年，朔方节度使王忠嗣，出兵直抵其庭，把它灭掉。对于吐蕃，玄宗初年，就毁桥守河。吐蕃也请和好。后来兵衅复启，玄宗饬诸军进讨，到公元753年，就复取河西九曲之地。这要算唐朝国威最后的振起。到公元755年，安禄山反以后，情形就大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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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世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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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国史 第十五章 从魏晋到唐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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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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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魏晋到唐的制度，是相因的。唐朝的制度，只算集魏晋南北朝的大成。从三国以后，中国的政府，有四百年，在军阀和异族手里，本篇第十二章，已经说过了。要看这时候的政治，在它的施政机关上，就最看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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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从武帝以后，宰相就渐渐失其实权，已见本篇第八章第一节。这种趋势，从魏晋以后，愈趋愈甚。魏朝建国之初，置了一个秘书省，受禅之后，改为中书省。于是中书亲而尚书疏。南北朝以后，因侍中常在禁近，时时参与机务，于是实权又渐移于门下省。总而言之，魏晋南北朝，机要是在中书、门下两省的，尚书不过执行政务罢了（中书、门下，像后世的内阁。尚书像后世的六部）。到唐朝，就用三省的长官（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但尚书令是太宗做过的，所以不以授人，就把次官仆射，改做长官。后来又不甚真除，但就他官加以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名目，便算做宰相），作为宰相。中书面受机务，门下省掌封驳，尚书承而行之（虽有此制，三省常合在一个政事堂内议事，并没有三个机关分立的样子。尚书省分六部，是吏、户、礼、兵、刑、工。这个制度，相沿到清朝。未曾改革。六部之分，是沿袭后周的制度。后周的制度，是苏绰定的。都以《周礼》为法〈六部就是仿的天、地、春、夏、秋、冬六官〉。这种制度，隋朝没有沿袭它）。中叶以后，所谓翰林学士，和天子十分亲近，又渐渐地握起实权来（学士之名，本是因弘文、集贤两馆而起的〈参看下节〉。翰林院，本是艺能技术之流杂居之所，以备天子宴闲时的召见。玄宗时，才于翰林院置待诏，供奉，命与集贤院学士，分掌制敕〈本来是中书舍人的职务〉。又于翰林院之南，别立学士院以处之；于是与杂流不相混处，而其地望遂清。然其官则仍称为翰林学士）。王叔文的用事，就是居翰林中谋划的（参看第三篇）。总而言之，翰林学士的握权，和前此的中书省如出一辙。明清时代的殿阁，也不外此理，这等处，须要通观全局，自然明白。九卿是历代都有的，然而都失其职（实权都在六部）。为避繁起见，不再详叙。御史一官，却威权渐重（武后时，改为肃政台。分置左右。左察朝廷，右澄郡县。中宗复位后，复名御史台。仍分左右。睿宗时，命两台都察内事，旋又把右台废掉）。贞观末，御史中丞李乾祐，奏于台中置东西二狱，从此以后，御史台就多受词讼，侵涉了司法的权限。至于外官的变迁，则和内官正相反。内官的权限，日趋于轻；宰相九卿等，有独立职司的官，职权多见侵夺。外官的权力，却有日趋于重之势。秦汉时代的两级制（郡县），到汉末改设州牧，就变成三级制。也已见本篇第一到八章。东晋以后，疆域日蹙，而喜欢多置州郡，以自张大。于是“侨置”的州郡甚多。往往有仅有空名，实无辖境的。于是州郡愈多，辖境愈小。然而这时候是个军阀擅权的世界；军阀的地盘，是利于大的；州郡虽小，有兵权的，往往以一个人而都督许多州的军事，其辖境仍旧很大。隋朝统一以后，当时的所谓州，已经和前此的郡，区域大小，并无分别了。于是把州、郡并做一级。唐朝也沿其制，而于其上再设一个道的区域。一道之中，是没有长官的。中宗复位的这一年，分天下为十道，每道各设巡察使。睿宗景云二年（公元711年），改为按察使。玄宗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又改为采访处置使。肃宗至德（公元756、公元757年）以后，把天下分做四十余道，各置观察使。这种使官，都称为监司之官。他的责任，只是驻于所察诸郡中的大郡，访察善恶，举其大纲，并不直接理事，颇和汉朝刺史的制度相像。然而到后来，往往侵夺州郡的实权，州郡不敢与抗。而且这时候，已经是军人的世界了。有军马的地方，就都设了节度使。凡有节度使的地方，任凭有多少使的名目，都是他一个人兼的。这正和近代的督军兼省长等一样，又谁敢和他相抗呢？于是中央政府，毫无实权，可以管辖地方，又成了尾大不掉的情形了（参看第三篇第二章第一、第二、第五节。监司官的名目，还有许多，欲知其详，可参看《文献通考》第六十一、第六十二两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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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官制，中叶以后，又有宣徽南北院和枢密院，其初特以处宦者，并没有什么重要的职权。后来宦者的威权日大，这两种官的关系，也就渐重。到五代以后，都变做了大臣做的官。这个留待第三篇里再讲。又地方自治的制度，从汉魏以后，日益废坏。汉朝时候，重视三老、啬夫等职的意思，丝毫没有。而役法日重，这一等人，反深受了苦役之累。这个也是一个极大的变迁，也待第三篇再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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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教育和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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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制度，从三国以后，是很衰颓的，无足称述（《三国志·王肃传》：“自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怀苟且。纪纲既衰，儒道尤甚。至黄初……之后……太学始开……至太和青龙中，中外多事，人怀避就，虽性非解学，多求诣太学。太学诸生有千数。而诸博士，率皆粗疏，无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无能习学。冬来春去，岁岁如是……正始中，有诏议圜丘，普延学士。时郎官及司徒领吏，二万余人，虽复分布，见在京师者，尚且万人。而应书与议者，略无几人。又是时朝堂，公卿以下，四百余人。其能操笔者，未有十人。多皆相从饱食而退……”这是后汉以后，学校就衰的情形。从此到南北朝末，虽亦设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小学，或又置有博士，然皆无足称述）。唐太宗时，“屯营飞骑，亦令受经；高句丽、新罗、高昌、吐蕃，皆遣子入学”。表面上似乎是很盛的，然而实际，士人社会的视线，已经移到科举上了。要晓得科举制度的由来，就要先晓得九品中正。九品中正之制，起于魏文帝时。这时候，“三方鼎立，士流播迁，四民错杂详覆无所”。尚书陈群，就于各州郡皆置中正，品评其本地的人物，分为九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而尚书用人时，凭以复核。这种制度的可行，原因为后汉时代，清议极重，乡评特为有力之故（史称：“晋武帝时，虽风教颓失，然时有清议，尚能劝俗。陈寿居丧，使女奴丸药，积年沉废。郄诜笃孝，以假葬违常，降品一等”）。然而乡评的有力，是一种风俗，风俗是要随时势改变的。九品中正，是一种制度，比较的总觉流于硬性。于是就生出种种弊病来。扼要些说，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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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正的权力太大，而又并无赏罚之防。就不免有徇私、趋势、畏祸、私报恩仇等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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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地方的人，中正本不能尽识；即使尽识，也未必能知他的好坏。就使能知他的好坏，也不应当以一个人的话为标准。况且中正至多能晓得这个人的品行德望，至于当官的才能历练，是全然不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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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还不是最大的弊病。最大的弊病就是中正都是本地方人，谁没有亲戚朋友？一个人在社会上，本没有真正完全的自由。一个阶级里的人，受这阶级的制裁，当然最为严重，谁能够真正破除情面呢？于是所选举的，总不外乎这一阶级里的人，就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历代选举的制度，纵或小有改革，然大体总是相同。九品中正的制度，南至梁、陈，北至周、齐，都是有的，直到隋开皇中方罢。这种制度，与两晋南北朝的门阀阶级，是很有关系的（参看第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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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以后科举”的前身，便是两汉时的郡国选举。原来郡国选举的制度，到两晋以后，也弊坏得不堪了（东晋初年，为了抚慰远方的人士起见，州郡所举的孝廉、秀才，都不试就用。后来实在弄得不堪了，于是要试之以经。秀才、孝廉，就都不敢进京。到京的，也都装病不考。于是宽限五年，令其补习）。九品中正的制度既不可行，于是不得不加之以考试。既然凭考试为去取，就索性“毋庸郡国选举，而令他怀牒自列于州县，州县加以考试，合格的再把他送进京去应考”。就变成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度了。唐以后的科举，最重的是进士科。这一科，是起于炀帝大业中的（当时还是试的策）。这件事，《隋书》不载（只见于《唐书》所载杨绾疏中）。大约当时还不甚看重他。“唐制，取士之科……有三：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其天子自诏者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焉。”其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童子等，然而取之最多的，只有进士、明经两科。进士试“诗”、“赋”、“论”、“策”，明经试“帖经”、“墨义”。这时候，崇尚文词的风气已成。明经所作的帖经墨义，又是毫无道理的，大家都看不起它。就有“焚香看进士，瞋目待明经”的谚语。不是天资愚鲁，不会作诗赋的人，都不肯去做明经。就把天下人的聪明才力，都消磨到“声病”上去（参看第六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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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通考》卷二十九凡举司课试之法：帖经者，以所习经，掩其两端，中间开惟一行。裁纸为帖，凡帖三字，随时增损，可否不一。或得四，或得五，或得六为通。后举人积多，故其法益难，务欲落之。至有帖孤章绝句，疑似参互者以惑之。甚者或上抵其注，下余一二字，使寻之难知，谓之倒拔。既甚难矣，而举人则有县孤绝索幽隐，为诗赋而诵习之。不过十数篇，则难者悉详矣。其于平文大义，或多墙面焉（按这是责令默写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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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卷三十……愚尝见东阳丽泽吕氏家塾有刊本吕许公夷简《应本州乡举试卷》。因知墨义之式，盖十余条。有云：作者七人矣，请以七人之名对。则对云：七人，某某也。谨对。有云：见有礼于其君者，如孝子之养父母也，请以下文对。则对云：下文曰：见无礼于其君者，如鹰鹯之逐鸟雀也。谨对。有云：请以注疏对者，则对云：注疏曰云云。有不能记忆者，则只云对未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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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考试的法子，现在看起来，真正是奇谈。然而也不足为怪，这是古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如此。原来古人都是把《经》就算做学问；所谓通经，又不必自出心裁，只要遵守先儒的注疏；自然就造成这种怪现象了（这种现象，一变而为宋朝的经义。再变就是明清的八股文，通看后文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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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举起于武后的长安二年（公元702年），也用乡贡之法，由兵部主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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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科的科名，是没有一定的。唐制科名目和登制科的人，详见《文献通考》卷三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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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说，是取士的方法，但登科以后，还不能就有官做，还要试于吏部，谓之“释褐试”。释褐试取了，才授之以官。一登进士第，便有官做，这是宋朝的法子，唐朝却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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铨选仍是历代都由尚书。唐时分为文武二选：文选，吏部主之；武选，兵部主之。文选有身（体貌丰伟）、言（言辞辩正）、书（楷法遒美）、判（文理优长）四种。“始集而‘试’，观其书判。已试而‘铨’，察其身言。已铨而‘注’，询其便利而拟。已注而‘唱’，不厌者得反通其辞，三唱而不厌，还得听其冬集。”较诸后世的铨选，似乎还要合理些。又后魏崔亮（吏部侍郎）创停年格。补用的人，一以他停罢后岁月为断。后世说他是资格用人之始，都不以他为然。然而他实在是迫于胡太后时候，强令武人也要入选，才创此法，以限制其的（他复外甥刘景安的信，说：“吾近面执，不宜使武人入选。请赐其爵，厚其禄，既不见从，是以权立此格，限以停年耳。”可见此法之创，实是限制武人的意思多）。况且以资格年劳用人，原不算得弊政，较诸在上的任意抑扬，在下的夤缘奔竞，就好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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