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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考试的法子，现在看起来，真正是奇谈。然而也不足为怪，这是古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如此。原来古人都是把《经》就算做学问；所谓通经，又不必自出心裁，只要遵守先儒的注疏；自然就造成这种怪现象了（这种现象，一变而为宋朝的经义。再变就是明清的八股文，通看后文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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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举起于武后的长安二年（公元702年），也用乡贡之法，由兵部主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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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科的科名，是没有一定的。唐制科名目和登制科的人，详见《文献通考》卷三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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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说，是取士的方法，但登科以后，还不能就有官做，还要试于吏部，谓之“释褐试”。释褐试取了，才授之以官。一登进士第，便有官做，这是宋朝的法子，唐朝却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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铨选仍是历代都由尚书。唐时分为文武二选：文选，吏部主之；武选，兵部主之。文选有身（体貌丰伟）、言（言辞辩正）、书（楷法遒美）、判（文理优长）四种。“始集而‘试’，观其书判。已试而‘铨’，察其身言。已铨而‘注’，询其便利而拟。已注而‘唱’，不厌者得反通其辞，三唱而不厌，还得听其冬集。”较诸后世的铨选，似乎还要合理些。又后魏崔亮（吏部侍郎）创停年格。补用的人，一以他停罢后岁月为断。后世说他是资格用人之始，都不以他为然。然而他实在是迫于胡太后时候，强令武人也要入选，才创此法，以限制其的（他复外甥刘景安的信，说：“吾近面执，不宜使武人入选。请赐其爵，厚其禄，既不见从，是以权立此格，限以停年耳。”可见此法之创，实是限制武人的意思多）。况且以资格年劳用人，原不算得弊政，较诸在上的任意抑扬，在下的夤缘奔竞，就好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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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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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兵制，也是沿袭南北朝的。近人南海康氏说：“中国承平的时候，可以算是没有兵。虽然有唤做兵的一种人，实在是把来供给别种用场，如以壮观瞻等，并不是要他打仗。”这句话最通。秦汉时代，承袭着战国时的余风，全国还有些尚武的风气；东汉而后，就渐渐显出无兵的样子了（参看第二篇第八章第四节）。从五胡乱华起，到南北朝末止，却可以算得一个长期战争，其中东西魏（周、齐）对立的时候，竞争尤其剧烈，所以产出一种略为整齐的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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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名的“府兵”制，是起源于后周的。其制是籍民以为兵，但是拣其魁健才力的，并不是全数叫他当兵。——而蠲其租调。令刺史以农隙教练。合为百府，每府一郎将主之；分属二十四军。领军的谓之开府；一大将军统两开府；一柱国统二大将；共为六军。总数不满五万人（隋朝也沿袭其制，置十二卫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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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制：折冲府有上、中、下。上府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每府都有折冲都尉，和左右果毅都尉，以司训练。其兵的编制：是十人为火，火有长。五十人为队，队有正。三百人为一团，团有校尉。有兵籍的人，年二十而为兵，六十而免。平时居于田亩，教练皆以农隙。有事就出去从征；事讫，依旧各还其乡。据《唐书·兵志》说：唐初，天下共六百三十四府，而在关内一道的，倒有二百六十一，所以中央的形势颇强。当时宿卫，也是靠府兵轮值的，谓之“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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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高宗、武后时，久不用兵，府兵法就渐坏，至于宿卫不给。宰相张说，就请募兵宿卫，谓之“扩骑”。玄宗时，这种宿卫的兵，也是有名无实，诸府又完全空虚，内地竟无一兵，而边兵却日重。所以安禄山一反，竟无从抵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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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用府兵的时候，有所征伐，都是临时命将；战事既罢，兵归其府，将上其印，所以没有拥兵的人。其戍边的兵，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都有使。总管他们的谓之道，道有大总管（后来改为大都督，但行军时仍曰大总管）。永徽以后，都督带“使持节”的，谓之节度使。但还没有用它做官名。睿宗景云二年（公元711年），用贺拔延嗣做凉州节度，这是以节度名官之始。玄宗天宝初，于沿边置十节度经略使（安西〈治龟兹，今新疆库车县〉、北庭〈治庭州，今新疆乌鲁木齐市〉、河西〈治凉州，今甘肃武威市〉、朔方〈治灵州，今甘肃贺兰县〉、河东〈治太原，今山西阳曲县〉、范阳〈治幽州，今北京市境内〉、平卢〈治营州，今为河北承德市〉、陇右〈治鄯州，今甘肃西宁市〉、剑南〈治益州，今四川成都市〉九节度，岭南〈治广州，今广东佛山市南海区〉一经略使），边兵就此大重了。安史乱后，讨贼有功之将，和贼将来降的，都授以节度使（或沿其旧官）。于是节钺遍于内地，而“尾大不掉”之势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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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制唐朝死命的，实在还不是藩镇之兵，而倒是所谓“禁军”。禁军的起源是跟高祖起义于太原的兵，事定而后，愿留宿卫的，共有三万人。于是处以渭北闲田，谓之“元从禁军”。老不任事，即以其子弟代之。后亦与于“番上”。太宗时，在元从禁军中，选善射者百人，以从田猎，谓之百骑。武后改为千骑。睿宗又改为万骑，分为左右。玄宗用这一支兵平韦氏之乱，改名左右龙武军。又有太宗所置的飞骑，高宗所置的羽林，也各分左右。谓之“北衙六军”。与诸卫的兵，号为南衙的相对待。中叶以后，又有所谓“神策军”。其缘起：因天宝时，哥舒翰破吐蕃于临洮西的磨环川，即于其地置军，谓之神策。以成如璆为节度使。安禄山反，成如璆派军中的将，唤做卫伯玉的，带千人入援。与观军容使鱼朝恩（宦者）共屯陕州。神策军的地方，旋为吐蕃所陷，于是即以卫伯玉所带的兵为神策军。和陕州节度使郭英，俱屯于陕。公元763年，吐蕃陷长安，代宗奔陕。鱼朝恩以神策的兵，和陕州的兵来扈卫。当时都号为神策军。后来伯玉罢官，神策军归郭英兼带。郭英又入为仆射，这一支兵，就入于鱼朝恩手里。是为宦官专管神策军之始。鱼朝恩后来入都，便把这一支兵，带到京城里，依旧自己统带着。然而还不过是一支屯驻京城里的外兵，并不算做禁军。公元765年，吐蕃又入寇。鱼朝恩以这一支兵，入屯苑中。于是声光大好，出于北衙军之上。德宗从奉天还京，都不相信大臣，而颇委任宦官，专叫他统带禁军。这时候，边兵的饷，不能按时发给；而神策兵饷糈优厚。于是边将在外戍守的，多请遥隶神策。神策军数，遂至十五万。自关以西，各处的镇将，大都是宦官手下人。所以宦官的势力，强不可制。昭宗时，想改用宗室诸王代他，始终没有成功。而宦官每和朝臣水火，就挟着神策军里几个镇将的力量，以胁制天子，诛戮大臣。到底弄得朝臣借着朱全忠的兵力，打破宦官一系的镇将李茂贞，把宦官尽数诛夷，而唐亦以亡。这都是后来的话，参看第三篇第二章第四节，自然明白（禁军的始末，《唐书·兵志》不详，见《文献通考》第一百五十一卷）。总而言之，亡唐朝之力：藩镇的兵，不过十分之三；禁军倒有十分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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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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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魏晋刑制的变迁，已见第二篇第八章第五节。从晋武帝颁布新律之后，张、杜预，又各为之注。泰始（公元265—274年）以后用之。然律文简约；两家的注，又互有不同；“临时斟酌，吏得为奸”。齐武帝永明九年（公元491年），删定郎王植之，才合两家的注为一。然事未施行，书亦亡灭。梁武帝时，齐时旧郎蔡法度，还记得王植之的书。于是叫他损益旧本，定为《梁律》。天监初（天监，梁武帝年号，公元502—519年），又使王亮等改定，共为二十篇。定罪二千五百条，刑分十五等。陈武帝令尚书删定郎范杲参定律，又令徐陵等知其事，定律三十卷，大体沿用梁法。这是南朝法律的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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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魏入中原以前，刑罚是很严酷的。道武帝入中原，才命三公郎王德，除其酷法，约定科令。太武神中（公元428—431年），诏崔浩定律。正平中（公元451年），又命游雅、胡方回等改定，共三百七十条，有门房之诛四（献文增其十三，孝文时定为十六），大辟百四十五（献文增其三十五，孝文时定为二三五），刑罪（耐罪）二百二十一（献文增其六十二，孝文时定为三七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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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齐武成帝河清三年（公元474年），尚书令赵郡王睿等奏上《齐律》十二篇，系杂采魏晋故事。刑名有五：一死，二流，三耐，四鞭，五杖。又有所谓重罪十条（一反逆，二大逆，三叛，四降，五恶逆，六不道，七不敬，八不孝，九不义，十内乱），不在“八议”和“论赎”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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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周的律，定于武帝保定三年（公元563年）。刑分死、流、徒、鞭、杖。不立十恶的名目，而重“大逆”、“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义”、“内乱”之罪。隋初，令高颎等重定新律。其刑名有五，也有十恶之条（一谋反、二谋大逆、三谋叛、四恶逆、五不道、六大不敬、七不孝、八不睦、九不义、十内乱）。唐朝的刑法，大抵沿隋之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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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中最可注意的，是刑罚的变迁。马端临说：“汉文除肉刑，而以髡笞代之。髡法过轻，而略无惩创；笞法过重，而至于死亡。其后乃去笞而独用髡。减死罪一等，即止于髡钳；进髡钳一等，即入于死。而深文酷吏，务从重者，故死刑不胜其众。魏晋以来病之，然不知减笞数而使之不死，乃徒欲复肉刑以全其生（按：复肉刑的议论，两晋时代最甚。其理由所在，就是“死刑太重，非命者众；生刑太轻，罪不禁奸”两语）。肉刑卒不可复，遂独以髡钳为生刑。所欲活者传生议，于是伤人者或折腰体，而才剪其毛发；所欲陷者与死比，于是犯罪者既已刑杀，而复诛其宗亲。轻重失宜，莫此为甚。及隋唐以来，始制五刑，曰笞、杖、徒、流、死，此五者，即有虞所谓鞭、朴、流、宅，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按：隋以前“死刑有五：曰磬、绞、斩、枭、裂。流徒之刑，鞭笞兼用，数皆逾百”。隋始定鞭笞之数，死刑只用斩、绞两种。这都是较前代为文明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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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层可注意的，便是隋朝的刑法。是兼采魏晋和拓跋魏两种法系（这个大概是周、齐如此，而隋朝因之）。其斟酌轻重之间，固然较旧时的法律为进步。然而精神上，也有不如旧时的法律之处。即如晋律，部民杀长官，和父母杀子的，都同“凡”论。这是两汉以后，把经学应用于法律，文明之处（父杀其子当诛，见《白虎通》）。隋律却就不然。这是拓跋魏的社会，进化较浅，“官权”、“父权”太重之故。中国反改其旧律而从之，真是下乔入幽了。余杭章氏《文集》里，有一篇文字，专论这件事，可以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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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秦汉以后的法律：经晋朝的一大改革，而大体趋于完善；经隋朝的一番损益，而轻重更觉适宜。所以从西洋法律输入以前，沿用千年，大体不曾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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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赋税制度和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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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秦汉统一以后，直到前清海禁大开以前，两千多年，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没有什么根本上的变更（从战国到秦汉，是有一个大变的。参看第一篇第九章，和本篇第六章）。这个时代，中国人的生计是以农业为本位。要看当时社会的经济状况就须注意于农民。但是中国史家记载平民的生活状况，是很少的。却是当时的田赋制度，便是当时“农民生活状况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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