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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对于契丹,虽始终不能得志,然而从公元1004年成和之后,到公元1122年,再开兵衅,差不多有百二十年。其间只有辽兴宗初立的时候,看见国家富强,慨然有取关南之意,差刘六苻等来求地(公元1042年)。宋朝遣富弼报之,弼力言用兵则利在臣下,言和则利在主上;反复开陈,兴宗才算取消用兵的意思(这句话,是出于《辽史》上的,所以可信)。但增加岁币银绢各十万两匹。这一次,又争岁币用“纳”字用“贡”字。据《宋史》说,是用“纳”字;据《辽史》说,则是用“贡”字的。没有第三者做证据,也无从判决其真假。总而言之,宋朝对辽朝的交涉,是始终处于弱国的地位的。然而言和甚久,实际上受害还不算厉害。实际上受害最厉害的,倒在西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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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出于党项。始祖名拓跋赤辞(大约是鲜卑人在党项中做酋长的),唐太宗时归中国。他的后人,有一个唤做思敬的,讨黄巢有功。唐朝赐以国姓,用他做定难节度使,世有夏(如今陕西的横山县)、银(如今陕西的米脂县)、绥(如今陕西的绥德县)、宥(鄂尔多斯右翼后旗)、静(如今米脂县北)五州。宋太宗时,其后人李继捧入朝,尽献其地。继捧的兄弟继迁,叛走地斤泽(在夏州东北三百里,如今横山县境)。公元985年,袭据银州,明年,降于辽。公元988年,宋人仍用李继捧做定难节度使(赐姓名赵保忠),想要招徕他。继迁请降,宋人也用为银州观察使(赐姓名赵保吉)。旋继迁又叛,继捧也与之合。宋朝讨擒继捧,而继迁卒不能获。公元1002年,继迁陷灵州,改为西平府,迁居之(元昊又改名兴州)。明年,陷西凉府。旋给吐蕃族潘罗支所攻,中流矢而死(参看第四章第四节)。子德明立。使子元昊,西取河西(这时候,河西为回鹘所据)。德明在位凡三十年,总算没有窥边。公元1032年,德明卒。元昊嗣立,宋朝的边患就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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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昊是西夏一个豪杰,他是兼吸收中国和吐蕃两种文明的(所以《宋史》说他“晓浮屠法,通蕃汉文字”。参看第二篇第十四章第三节),所以即位之后,西夏的情形,就焕然丕变(定官制,造文字,设立蕃学汉学,区划郡县,分配屯兵,具见《宋史·西夏本传》)。公元1039年,元昊举兵反。宋朝初令范雍、夏竦,分守鄜延、环庆和泾原、秦凤。旋用夏竦做陕西招讨使,韩琦、范仲淹两个,做他的副手。韩琦主张出兵,范仲淹主张坚守;两人议论不协,出兵的事情,就没有成功。西夏人来攻,韩琦的副将任福,倒大败于好水川(在甘肃隆德县东)。范仲淹又擅和夏人通信。于是韩、范和夏竦都罢,用陈执中代他。后来又用韩琦守秦凤,王守泾原,庞籍守鄜延,范仲淹守环庆,也总是不能得利。公元1043年,元昊虽屡打胜仗,而国中也觉得困弊,才遗书庞籍请和。明年,和议成,宋朝封他为夏国王。岁赐银绢茶,共二十五万五千。元昊的反叛,虽也不过五年,然而宋朝用兵的耗费,和沿边的破坏,所受的损失甚大。陕西地方,元气差不多始终没有恢复(西夏兼吸收中国和吐蕃的文明,立国有二百多年,规模很有可观。可惜记载极为阙略。《西夏纪事本末》一书,搜辑得还算完备。可以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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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世系图(从(一)到(八)为定难节度使的传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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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宋初的政策和后来腐败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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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对外,既如此失败,而内政也日即于腐败。原来宋初所患的;便是:禁军的骄横,藩镇的跋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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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军是承五代的余习,时时想把天子卖给别人(这时候的天子,原是节度使变的。他们看了他,还和前此的节度使一样。卖一次,总有一班人得升官发财)。藩镇之所以跋扈,是由于他一个人常兼统数郡;既有兵权在手里,支郡(节度使所管而非其所治的,谓之支郡)自然给他压倒。于是先把财政把持起来;地方上的款项,都用“留使”、“留州”的名目,开销净尽;只把一小部分“上贡”给国家。这还是表面上服从中央的;和中央断绝关系的,就自然一个大钱也没有了。既有了钱,就再拿来养兵,以违抗中央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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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祖得天下之后,自然首先要除掉这种弊病。所以乾德初,就面讽带禁军的石守信等,解除兵柄;开宝初,又因藩镇王彦超等入朝,讽他们也把兵柄解除(参看《宋史》诸人的本传)。这就是所谓“杯酒释兵权”,不至于时时怕“肘腋之变”。外面有兵柄的,又先去掉几个,事情自然就好办了。于是以后节度使有出缺的,就都用文臣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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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以前节度使所管的支郡,都直隶京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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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诸州设立通判,一切事情,皆得直达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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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路皆设转运使,以管理一路的财赋。诸州的经费,除本地的开支外,悉送阙下。各州精壮的兵,都送到京师,升为禁军。其留本州的,谓之厢军:大都老弱,而且不甚教阅,不过给役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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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处要兵防守的地方,再派中央的兵出去,一年一换,谓之“番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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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政策推行以后,中央集权的形势就很稳固;唐中叶以后的弊病,就都除掉了。然而日久便腐败起来。你道为什么?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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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宋初务弱外兵。其后中央的军政,不加整顿,禁军也弄得很腐败。番戍原是叫兵士习劳的意思;然而不熟悉戍守地方的形势,以致遇有战事,毫无用处(西夏造反的时候,陕西屯兵数十万,然而缓急时候,仍旧要倚仗民兵。后来就大签乡民为兵,弄得十分骚扰);倒反借此要索衣粮,看得出戍一次,是一个要钱的机会。又历代厢军升为禁军的很多;每遇荒年,又把招兵看做救荒的政策,于是兵数骤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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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宝(太祖年号,公元968—976年)378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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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道(太宗年号,公元995—997年)666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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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禧(真宗年号,公元1017—1021年)912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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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仁宗年号,公元1041—1048年)1259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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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平(英宗年号,公元1064—1067年)1162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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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财政上,宋初用度尚小;平吴、蜀、江南、荆南、湖南、南汉诸国,都颇得其蓄积,所以颇称富饶。后来兵多而官也多;真宗又因外交上的关系,去封泰山,祠汾阴(这件事,散见于《宋史》寇准、丁谓、王旦、王钦若诸人传中,然而并不是真相。据《宋史》说:澶渊之役,寇准主亲征,王钦若主迁都。和议既成,真宗颇优待寇准,寇准也自鸣得意。王钦若内怀惭愧,就对真宗说:澶渊之役,实在是“城下之盟”,寇准以陛下为“孤注”耳。真宗颇以“城下之盟”四字为耻,问他有什么法子,可以雪耻?王钦若说:只有封禅,于是妄言有天书降,就出去封泰山,祠汾阴。以封禅为雪耻的方法,真宗愚不至此。宋朝人素好说话,果然如此,断不能不起哄的;然而当时也并没有多少人反对,可知其中一定别有用意。《真宗·本纪赞》说:“契丹.其主称天,其后称地,一岁祭天,不知其几;猎而手接飞雁,鸨自投地,皆称为天赐。祭告而夸耀之。宋之诸臣,意者欲假是以动敌人之听闻,而潜销其窥伺之心欤?”颇得当时的真相),未必吓得倒敌人。而因此大兴土木,广营斋醮,财政的耗费,倒弄得一天大似一天;仁宗在位岁久,万事因循;更加以陕西的用兵,财政更形竭蹶。原来宋朝最为无名的费用,是“郊祀”(祭天时的赏赐。至道末,五百余万缗。景德〈真宗年号,公元1004—1007年〉七百余万缗。仁宗时,一千二百余万缗、“养兵”、“宗室吏员冗禄”〈真宗时,九百七十八万五千缗。仁宗时,一千二百万缗。〉治平视皇祐〈仁宗年号〉,增十之三。元祐〈哲宗年号〉则一倍皇祐,四倍景德)三项,其数都日有加增。所以它的岁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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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道末22245800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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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禧末150850100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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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祜元126251964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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