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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平（英宗年号，公元1064—1067年）1162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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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财政上，宋初用度尚小；平吴、蜀、江南、荆南、湖南、南汉诸国，都颇得其蓄积，所以颇称富饶。后来兵多而官也多；真宗又因外交上的关系，去封泰山，祠汾阴（这件事，散见于《宋史》寇准、丁谓、王旦、王钦若诸人传中，然而并不是真相。据《宋史》说：澶渊之役，寇准主亲征，王钦若主迁都。和议既成，真宗颇优待寇准，寇准也自鸣得意。王钦若内怀惭愧，就对真宗说：澶渊之役，实在是“城下之盟”，寇准以陛下为“孤注”耳。真宗颇以“城下之盟”四字为耻，问他有什么法子，可以雪耻？王钦若说：只有封禅，于是妄言有天书降，就出去封泰山，祠汾阴。以封禅为雪耻的方法，真宗愚不至此。宋朝人素好说话，果然如此，断不能不起哄的；然而当时也并没有多少人反对，可知其中一定别有用意。《真宗·本纪赞》说：“契丹.其主称天，其后称地，一岁祭天，不知其几；猎而手接飞雁，鸨自投地，皆称为天赐。祭告而夸耀之。宋之诸臣，意者欲假是以动敌人之听闻，而潜销其窥伺之心欤？”颇得当时的真相），未必吓得倒敌人。而因此大兴土木，广营斋醮，财政的耗费，倒弄得一天大似一天；仁宗在位岁久，万事因循；更加以陕西的用兵，财政更形竭蹶。原来宋朝最为无名的费用，是“郊祀”（祭天时的赏赐。至道末，五百余万缗。景德〈真宗年号，公元1004—1007年〉七百余万缗。仁宗时，一千二百余万缗、“养兵”、“宗室吏员冗禄”〈真宗时，九百七十八万五千缗。仁宗时，一千二百万缗。〉治平视皇祐〈仁宗年号〉，增十之三。元祐〈哲宗年号〉则一倍皇祐，四倍景德）三项，其数都日有加增。所以它的岁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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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道末22245800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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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禧末150850100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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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祜元126251964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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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平二116138405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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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禧末的岁出，是126775200缗，还有盈余。治平二年的岁出，是120343174缗，再加以非常出（临时经费）11521278缗，就不足15726047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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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宋朝的政治，还有一种毛病，便是防弊太甚。不但削弱外官的权柄，便对于中央的官，也是如此。唐中叶以后，因为宦官掌握兵权，枢密使一职，就渐渐尊重，前面已经说过了（前篇第十五章第一节，本篇第一章第四节）。却到五代时，还相沿设立此官，改用士人，宋朝也是如此。又唐朝中叶以后，因财政紊乱，特设度支使一官，以整理财政，又因这时候，盐铁两项，都是入款的大宗，又特设盐铁使一官。宋朝都没有裁掉；于是合户部度支盐铁，为一个机关，谓之三司。就成一个“中书主民，枢密主兵，三司理财”的局面。宰相的权柄太小（当时的人说：财已匮而枢密还是添兵；民已困而三司还是敛财；中书看着民困，而不能叫三司宽财，枢密减兵。这就是行政不统一的毛病），而谏官的气焰却极盛。这个一者因宋初的君主，要想防制权臣，特借台谏以重权（苏轼说：“历观秦汉，以及五代，谏诤而死，盖数百人；而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二者，也因为五代时候，风俗大坏，气节扫地，发生了一种反动力。宋朝的士夫，就多有“务为名高”、“好持苛论”的气习。喜欢求名，就遇事都要起哄，到后来就弄成一种群众心理的样子。好持苛论，便彼此不能相容，就弄得互相嫉忌，不免要用不正当的“竞争”、“报复”手段。所以喜欢结党，喜欢排挤，喜欢标榜，喜欢攻击，差不多是宋朝士大夫人人同具的气习。恭维自己的同党，便说得比天还要高；毁骂异党的人，就说得连禽兽也不如。叫后世读史的人疑惑，这时候，何以君子这样多，小人也这样多，其实谁也算不得君子，谁也不定是小人，不过是风气已成，人人为群众心理所左右。其中起哄得最厉害的，就是英宗时所谓“濮议”，欧阳修有一篇文章，记这件事情，颇为穷形尽相。惜乎太长，不能抄录；读者诸君，可自己取来看一遍（宋朝的党祸，实在是从真宗时闹起的。当时王钦若和寇准，就互相排斥。读史者都说寇准是君子，王钦若是小人。天书一件事，似乎是王钦若等几个人弄出来的。其实寇准也并没反对，而且也上书献符瑞。可见得两派之争，其中并没甚政见的异同了。天书的事情，丁谓是其中一个有力的人物，因为丁谓是做三司使，全靠他筹了款来，然后封禅等事得以举行的。真宗末年，复相寇准。真宗的皇后刘氏，“警悟，晓书史”，颇与闻政事。真宗末年久病，事情更都是皇后管的。内侍周怀政，不知怎样，忽然想请太子监国〈刘皇后无子；后宫李氏生子，刘后取为己子，叫杨淑妃抚养他；后来立为太子，这便是仁宗〉，去同寇准商量，寇准亦以为然。后来事情泄露了，便罢寇准，代以丁谓。怀政忧惧，要想废刘皇后。杀掉丁谓，再相寇准，而逼真宗传位于太子。事情又泄露了，于是诛怀政，贬寇准，诏太子开资善堂，引大臣决事，而后裁制于内。这件事情，据《宋史》说：想叫太子监国，原是真宗的意思，不过对周怀政说及，而怀政出去告诉寇准的。然而羌无证据。若果如此，周怀政也不负多大的责任，何至于就想废皇后杀宰相呢？若本来周怀政和寇准毫无关系，废掉皇后，杀掉宰相，去请他来再做宰相，寇准又如何肯来呢？所以这件事，殊为可疑。寇准既贬，丁谓自然得法了。未几，真宗去世，丁谓和内侍雷允恭，去营视山陵。雷允恭误听人言，把皇堂移了一块地方。太后叫王曾去复看。王曾就说他“包藏祸心，有意移皇堂于绝地”，借此把丁谓挤去。这种手段，殊不正当，而宋人非常赞美他。丁谓既罢，代以王曾。后来吕夷简做宰相。吕夷简这个人，《宋史》上也说他不大正当的。然而也没甚显著的坏处。仁宗是李宸妃所生，当刘太后在日，始终自己没有知道。刘太后死后才有人对他说起。于是仁宗大恸，去易棺改葬。先是李宸妃死的时候〈李氏本是顺容，疾急时，进位为宸妃〉，刘太后本要“用宫人礼治丧于外”。吕夷简对太后说：“礼宜从厚。”又对承办丧事的内侍罗崇勋说：“宸妃当用后服敛。以水银实棺。异时莫谓夷简未尝言也。”罗崇勋也听了他。及是，仁宗开棺验视，妃“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后”，乃叹曰：“人言其可信哉。”〈当时告诉仁宗的人，说宸妃是死于非命〉待刘氏加厚。吕夷简这种事情，读史的人，不过说他有心计，能替刘氏打算，其实这等处，消弭掉无数无谓的风潮。不然，早就兴起大狱来了。仁宗即位之后，吕夷简仍做宰相。仁宗的皇后郭氏，因和尚美人、杨美人争宠，自己去批尚美人的颊。仁宗自起救之，误批上颊。仁宗大怒，要废掉郭后，吕夷简不曾反对。这时候，孔道辅做台长，率谏官范仲淹等力争。一时都遭贬谪。这件事，宋人也算它一件大事情的。西夏既和之后，仁宗用夏竦做枢密使。谏官欧阳修等攻之，说他是奸邪。竦才到京城，就罢去。代以杜衍。于是国子监直讲石介，就做了一首《庆历盛德诗》，以称美仁宗。杜衍之党，和夏竦之党，就互相指目为党人，大相攻击〈欧阳修《朋党论》，就是作于此时〉。公元1043年，仁宗以范仲淹为宰相，富弼为枢密使。范仲淹是王荆公以前一个有心改革的人。《宋史》上说他锐意裁抑徼幸，考核官吏。然而不便者多，不过几个月，就罢去。杜衍继为宰相。御史中丞王拱辰攻其婿苏舜钦，和他所引用的集贤校理王益柔。杜衍不自安，罢职而去。于是富弼、范仲淹、欧阳修等，也联翩辞职。拱辰大喜，说：“吾一网打尽矣。”而夏竦又继为宰相。再以后的大事件，便是濮议了，以上党争的事情，一一详叙起来太繁。《宋史》中诸人的传，读者可自取参考。但是《宋史》的议论，全是一偏的。须得自出眼光，用精密的手段考校。总而言之：宋朝的党争，不过是闹意气，并无甚真有关系的事情。却因此弄得政局不能稳静；无论什么人，都不能放手做事情；就奋勇去做，也四面受人牵掣，不得彻底；即使一时勉强办到，不久政局转变，也要给人家取消掉的。后来的王荆公，就是榜样。这个却贻害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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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最可痛心的，就是民穷财尽。原来从藩镇擅土以后，就多用武人做地方官，管收税机关；又创设了无数麻烦的杂税。这种苛税，无有不是拣着地方上贫弱的人欺的（因为豪强的人，都是有势力，能和官府相结托的）。于是贫弱的人，就只得献其所有，以托庇于豪强；有产的人，就逐渐变为无产者。这么一来，豪强的力量更大了，就更可以兼并贫弱的人。而且干戈之际，田地总有荒废的；还有那贫弱之人流亡的；田地也都入于豪强之手。于是贫富就大为不均。宋朝的收税，是很宽的。每破一国，必把它所有的苛税废除，或是大加蠲减（累朝相承，又递有蠲减）。而且“一遇水旱徭役，则‘蠲除’、‘倚阁’，殆无虚岁。倚阁者后或凶歉，亦辄蠲之”。“畎亩转易，丁口隐漏，并兼伪冒”，也“未尝考按”。然而历代开国之初，都有一种改良分配的政治（譬如晋之户调，魏之均田，唐之租庸调制），宋朝却丝毫未有。所以取民虽宽，只是优待了一种豪强兼并的人，贫民丝毫得不到好处，而且受豪强的压迫更甚。民间借贷的利率，春天借米一石，秋天就还他两石，还算是普通的（见《宋史·陈舜俞传》），司马光说当时穷民的情形，“稼一不登，则富者操奇赢之资，取倍称之息；偶或小稔，责偿愈急；税调未毕，资储罄然；谷未离场，帛未下机，已非己有。所食者糠籺而不足，所衣者绨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亩，不知舍此尚有可生之路耳”（见《宋史·食货志》）。这种状况，真是言者伤心，闻者酸鼻了。还有一件，宋朝的税额虽轻，而税目和征收的方法，都很不佳良；所以国家收入虽少，人民的负担，并不见轻（参看第十章第五六节）。又有一种苛酷不堪役法，简直是绝掉人民的生机，社会的经济状况，就更不堪设想了。原来所谓“力役”，就是唐朝租庸调制里的所谓“庸”，“庸钱”既已并入两税，就不该再有所谓力役。然而从唐朝中叶以后，还是要按“人户等第”差充的。赋税无论重轻，总还有个数目；数目过大，表面上总还有些说不出来。这种差役的苦累，却是因办公事而赔贴，法律上无可告诉（宋时差役的名目，是衙前——主官物；里长、正、户长——督课赋税；耆长、弓手、壮丁——逐捕盗贼；承苻、人力、手力、散从——以供驱使；而衙前、里长，最为苦累，往往倾家不能给）。所谓人户的等第，是以丁口的多寡，和资产的厚薄定的。于是百姓弄得不敢多种一亩田，多栽一株桑，也有自残以免役的，也有自杀以免子孙之役的。真是惨无人道。以上所说的话，还不过述得一个大略：若要仔细说起来，还有许多的情形（读者请自取《宋史》的《食货志》看一遍）。总而言之：宋朝的百姓，是苦极不堪的。所以从澶渊议和以后，除掉陕西一隅，因西夏造反，连兵五六年外，此外并没有什么大干戈；而且朝廷也并没行什么害民的事情；然而海内的景象，已觉得憔悴不堪；财政上很觉得竭蹶，而察看民力，租税的负担，业已至于“不可复加”的限度。要想设法改革，一切弊窦，都是积重如山的。这样的一个国家，要想治理真觉得无可下手。惟其如此，我们读史的人，真不能不佩服神宗和王荆公的热心和勇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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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王荆公的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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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变法的结果，不过弄得党争更甚，所创的法，也不过供给后来奢侈的君主、贪欲的宰臣，聚敛和妄作妄为之用，岂不可叹。王荆公是我国有数的政治家，怕也是世界有数的政治家。他一生的事迹，本书因限于篇幅，不能备详。近人新会梁氏，著有《王荆公传》一书，很为可看。读者诸群，务必取来细读一过。“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这种伟大人物的精神和人格，是不可以不天天“心向往之”的。讲史学的人，总说历史有裨于修养，我说历史的有禆于修养，无过于看王荆公这一种人物的传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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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宗的用王荆公做宰相，事在公元1069年。到公元1074年六月，罢相。明年二月，再入相。又一年多而罢。继其后的，是韩绛、吕惠卿等。终神宗之世，行荆公的法不曾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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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王荆公的时候，宋朝所亟待整理的，是财政与军政。然而荆公的眼光，不是专注于一时的。所以他的财政政策，大致在于宽恤人民，培养社会的富力；至于兵政，则想变募兵为民兵；还于这种眼前的急务以外，特注意于培养人才，而改良学校和选举。这是荆公内政上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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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公所创设的财政机关，是制置三司条例司（神宗初令司马光等置局看详，裁减国用。光辞以不能。乃罢裁减局，但下三司共析。荆公执政后。才创设这个机关）。创设之后，对于支出一方面，则把一岁的用度，和郊祀大计，都“编著定式”。所裁省的冗费，计有十分之四。其余一切积极的政策，也都是从此议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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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公对民政上的设施，最紧要的，是“青苗法”和“免役法”。“青苗法”是陕西转运使李参所行。当春天播种时，叫百姓自己揣度，种田之后，能有多少盈余，官就酌量借钱给他，以做种田的资本；到谷熟后还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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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公把这个法子，推行到诸路。用常平广惠仓的钱谷做本钱（常平仓是汉朝耿寿昌所创的法子。丰收之年，仓里储蓄了米，到荒年发出来平粜；使岁有丰歉，而谷价常得其平；不至于荒年则吃米的人受累，丰年则种田的人吃亏。所以谓之常平。历代仿办的很多，也有就唤做常平仓的，也有另立广惠……名目的。但是常平二字，总算做这种仓的总名。南宋后，又有一种社仓，则用意与常平同，而办法小异。可参考《文献通考》的《市籴考》）。这是所以救济富人盘剥重利之弊的。“免役法”是改“差役”为“雇役”，令“乡户”各按等第，翰“免役钱”。本来无役的人家，出“助役钱”（其“额”，是按一县所须的数目均摊。又额外增取二分，谓之“免役宽剩钱”，以务水旱）。官用此钱，募人充役，不再“签差”。其整理赋税，最为根本的，是“方田均税法”。以东西南北各千步之地为一“方”。每年九月，县令委佐官分地计量。于每一方地的角上，立了一根木头，以作标识。测量既毕，则经界已正；然后察看其土性的高下，以定赋税（当时反对青苗的人，其理由是：一、官放钱取息；二、取息二分太重；三、州县以多借出为功，不免押借；四、有钱的人，不愿借，无钱的人，借了不容易还；银钱入手，良民不免浪费，何况无赖之徒？追收起来，州县就不免多事；五、出入之际，吏缘为奸，法不能禁。一、二两说，都不足论〈取息二分，较之当时民间借贷的利率，已经轻得多了〉。三、四、五都是奉行不善之弊，不能怪到法的本身。青苗一事，读史的人，大都以为诟病，然而所谓害民的话，都出在反对党的口里。此外，在“反对荆公的《宋史》”里，竞也找不出什么证据来。可见当时奉行就是不善，也没有多大的弊病。反对雇役的理由是：一、向来差役，固有因此破家的，也有全然不役的下户；现在一概要出钱，上户则便，下户则否。不知负担本该均平；况且免役钱亦视乡户等第，以定多少，并非是不论贫富，概今出同一的钱；还有向来无役的户，也出助役钱；如何得便于上户，不便下户？二、户口升降失实。不知差役也要分别人户等第的。户口的升降，和役法的为差为雇无关。此外理由尚多，更不值得一驳。总而言之，荆公所行的法，以免役为最完全合理。所以后来辗转变迁，而其法卒不能废。——差役之法，卒不能复。新会梁氏说：“直至今日，人民不复知有徭役之苦，即语其名，亦往往不能解……公之此举……实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革命……”实非虚言。青苗原非完全合理之法，然在当时，确亦为救济贫民之一法。方田则荆公时推行不曾甚广。后来徽宗时候，虽然继续进行，恐怕有名无实。此外还有“市易”、“均输”等法，也是关于经济的行政，以其推行也不甚广，而本书篇幅有限，所以从略。读者可自取《宋史·食货志》参考）。关于军事，则首先着手于裁兵，把不任禁军的，降为厢军；不任厢军的降为民。《宋史》上不曾明言其所裁之数，只说“所裁减者甚众”（《通考》同）。其次则改掉从前番戍之制，置将统兵，分驻各路（其置将之数，河北十七，府畿七，京东九，京西四，廓延九，泾原十，环庆八，秦凤五，熙河九，淮南两浙江南东西路各一。荆湖北路一，南路二，福建路一，广南东路一，西路二，共九十二将。又有马军十三指挥，忠果十指挥，士军两指挥，与将并行。一将一指挥的兵数，史无可考；但知忠果十指挥，额各五百人；东南诸将的兵，有在三千人以下的）。又行保甲之法，以十家为一保，保有长；五十家为一大保，有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有都保正、副。户有二丁的，以其一为保丁。保丁中每日轮派五人备盗。后来才教保长以武艺，教他去转教保丁（荆公是主张民兵制度的。和反对党辩论的话，具见《宋史·兵志》。还有他上仁宗的书，也畅论此理，可以参看。当时还有“保马”之法，由官给民马，令其豢养，而免其租税的一部。又特置“军器监”，以改良军器，本书因限于篇幅，也只得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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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教育选举的改革，见第十章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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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神宗的武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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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宗、荆公，所想膺惩的是辽、夏。但这两件事，都不是一时办得到的。于是先为伐夏的准备，而有恢复河湟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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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宣宗时，虽然恢复河湟，然占据其他的蕃族，仍旧不少。大者数千家，小者数十百家，为一“族”，各有首领。内属的谓之“熟户”，不内属的谓之“生户”。起初，凉州的潘罗支，和青唐的唃厮罗，都能和西夏相抗。后来潘罗支之兄弟厮铎督，为元昊所并。唃厮罗死后，也国分为三（潘罗支杀李继迁，已见前。不久，被蕃族附继迁的所杀。潘罗支，宋朝本曾授以朔方节度的名号，及是，遂以授其弟厮铎督。元昊复取西凉府，厮铎督和中国，就音信不通，想是给他征服了。唃厮罗初居宗哥城〈在凉州西南五百里〉后徙邈川〈在如今西宁市的东南〉。又徙青唐〈如今的西宁〉，始终和元昊相抗。唃厮罗死后，第三子董毡嗣，遂据河北之地。长子瞎毡，别据河州〈如今甘肃的临夏县〉，次子磨毡角据宗哥城）。公元1070年，建昌军司理王韶，诣阙上平戎三策。说欲取西夏，要先复河湟。荆公颇善其言，用韶为洮河安抚使。于是王韶先克复武胜，建为熙州（如今甘肃的临洮县）。旋破木征，取河州。以次降岷（如今甘肃的岷县）、洮（如今甘肃的临泽县）、宕（在岷县西南）、叠（在临潭之南），开辟熙河一路（董毡传子阿里骨，至孙瞎征，部落自相睽二。哲宗元符二年〈公元1098〉，王赡因之.取邈川、青唐。置邈川为湟州，青唐为鄯州。旋因蕃族反叛，弃之。徽宗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王厚又重取二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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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元昊死于公元1051年（仁宗皇祐三年），子谅祚立。先是鄜州将种世衡，请进城延安东北二百里的旧宽州城，以逼西夏，朝廷许之。城既筑成，赐名为青涧（如今陕西的清涧县）。就以世衡知城事。世衡死后，儿子种谔，继任下去。公元1067年（英宗治平四年），种谔袭取绥州（如今陕西的绥德县），朝议以为擅开兵衅，把种谔贬斥。这一年，谅祚也死了，子秉常立，还只有三岁。公元1069年，愿将所陷的塞门（如今陕西安塞县北）、安远（如今甘肃通渭县境）两砦，归还中国，以换取绥州。神宗也答应了他。谁知道夏人并无诚意，交涉不能就绪。于是改筑绥州城，赐名绥德。夏人就举兵入寇。神宗用韩绛做陕西宣抚使。起用种谔，杀败夏人，进筑了一个啰兀城（在如今陕西米脂县北），又进筑了许多的砦。不多时，夏人来攻，诸砦尽陷，并啰兀也不能守。于是再罢韩绛，斥退种谔。公元1081年，秉常给他的母亲囚了起来。神宗听种谔的话（这时候，种谔已仍做了鄜延总管），令陕西河东，五路进讨，约期同会灵州，不曾成功。公元1082年，侍中徐禧，新筑了一个永乐城（在如今米脂县西），夏人来攻，又败死，这两役，北宋丧失颇多（但《宋史》说“官军，熟羌，义保，死者六十万”，恐怕也言之过甚）。于是仍许西夏讲和（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神宗对西夏用兵，是失败的。然而绝不如《宋史》所言之甚。只要看反对新法的人，并没指出什么陕西因用兵而受害的实据来，就可知道了。公元1086年〈哲宗元祐元年〉，秉常死，子乾顺立，也只三岁。还了中国“永乐之俘”一百四十九人。当时朝臣，就把神宗时所得米脂〈如今的米脂县〉、葭芦〈如今陕西的佳县〉、浮图〈绥德西〉、安畺〈在如今甘肃安化县东北〉四砦，轻轻还了它。然而划界不定，侵寇仍不绝。于是知渭州章楶，请进城平夏〈如今甘肃的固原市〉以逼之。诸路同时进兵，拓地。西夏毕竟国小，不能支持，介辽人以乞和。公元1087年〈哲宗元祐二年〉，和议再成，从此终北宋之世，无甚兵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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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述，是神宗以后，对于北方的兵事。还有对于南方的兵事，关系也颇大；如今撮叙其大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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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沅水流域的蛮族（参看第一篇第三章第二节），就是黎族的正支。汉时谓之武陵蛮，隋时，汉族的疆域，进拓到如今沅陵地方，置了一个辰州。唐时，又进辟锦（如今湖南的麻阳县）、溪（如今湖南的永顺县）、巫（如今四川的巫山县）、叙（如今湖南的黔阳县）等州。唐末，其地为群蛮所据。宋初，用徭人秦再雄，招降之。于是沅江的蛮族，分为南江和北江（北江彭氏最大，南江舒氏、田氏、向氏最大）。而资江流域，又有梅山峒蛮。如今靖县地方，又有杨氏，号十峒首领（酋长都是汉姓，大约是汉人王其中的）。梅山峒蛮，为患最甚。神宗用章惇经制蛮事。平梅山蛮，开其地为安化、新化两县（今县名同）。又平南江蛮，置沅州（如今湖南的芷江县）。而北江诸酋，亦愿纳土。徽宗时，又降十峒首领，置诚州（如今的靖州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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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黔江流域的濮族，在唐时，为东谢（在如今贵州思南县一带）、牂牁（汉朝的牂牁郡境）、西赵（在东谢之南）、夷子（在东谢之西）诸蛮。宋时，先有龙、方、张、石、罗五姓，神宗时，又有程、韦二姓，都通朝贡，谓之西南七蕃。其在长江流域的，则分属黎、叙、威、茂、泸五州（其中唯黎州的三王蛮，系氐羌，余均濮族）。皆不侵不叛，只有居长宁（如今四川的长宁县）、宁远（如今四川屏山县附近）以南的晏子，和纳溪（如今四川的纳溪县）附近的斧望个恕，颇为边患。神宗命熊本讨平它。后来又平定了如今重庆以南的地方，开建了一个南平军（叙、威、茂三州的蛮族，徽宗时，内附置州的颇多。但都不久即废。参看第一篇第六章第六节，第二篇第四章第四节，第四篇第七章。西南诸族，就是如今总称为“高地族”的。鄙人自谓把它分析得颇清楚，读者诸君，务请留意，得了这一个纲领，去看别种书，可以较有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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