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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金朝的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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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蒙古的建立大帝国，和它的侵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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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元朝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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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且从第一项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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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南渡之初，情形是很危险的，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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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时并无一支可靠的兵。当徽宗时候，蔡京等利用诸军阙额，“封桩其饷，以备上供”。北宋的兵力，本靠不住；这一来，便连靠不住的兵力，也没有了（靖康时入援，以陕西兵多之地，竭力搜括，只得万五千人）。南北宋之际，大将如宗泽及韩、岳、张、刘等，都是招群盗而用之；既未训练，又无纪律，全靠不住；而中央政府既无权力，诸将就自然骄横起来；其结果，反弄成将骄卒惰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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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这时候，到处盗贼蜂起。只要一翻《宋史·高宗本纪》，从建炎元年到绍兴十一二年间（公元1127—1142年），天下二十六路，每路总有著名的盗匪数人或十数人，拥众十余万或数十万（这种数字固然未必确实，然而其众也总不在少数），剽掠的地方，或数郡，或十数郡。其次也拥众或数万或数千。这都是徽宗时多行苛政，民不聊生；加以北方受了兵祸，流离失所的人，起而为盗，再去蹂躏他处的缘故（此外还有溃兵和团结御敌、号召勤王之兵，屯聚不散，而又无所得食。也变而为盗的）。这样说，国家既无以自立，而又无以御外；倘使当时的金朝大举南侵，宋朝却用何法抵挡？然而南宋竟没有给金朝灭掉，这是什么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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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朝本是一个小部落；它起初，不但无吞宋之心，并且无灭辽之心，前章已经说过了。所以灭辽之后，燕云州县，仍肯还宋。就是同宋朝开衅以后，金人所要的，也不过河北、河东，所以既得汴京之后，就拿来立了一个张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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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兵既退，张邦昌自然是不能立脚的。于是请哲宗的废后孟氏垂帘（二帝北狩时，太子和后妃宗室都北行，废后以居母家得免）。康王构，本来是到金朝去做“质”的。走到半路上，为人民所阻，退还相州；开大元帅府。及是，以孟后之令迎之。康王走到南京（归德府，如今河南的商丘市），即位，是为高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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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即位之初，用主战的李纲做宰相。这时候，宗泽招抚群盗，以守汴京；高宗就用他做东京留守，知开封府；又命张所招抚河北，傅亮经制河东。旋复罢李纲，召傅亮还，安置张所于岭南。宗泽屡疏请还汴京，不听；请留南阳，亦不报；李纲建议巡幸关中襄（湖北襄阳）、邓（河南邓州，今南阳），又不听。这一年十月里，就南走扬州。读史的人，都说高宗为黄潜善、汪伯彦二人所误。然而高宗不是十分无用的人（看下文便知），倘使恢复真有可图，未必怯弱至此。这时候的退却，大约因为汴京之守，不过是招用群盗，未必可恃；又当时的经略河北、河东，所靠的，不过是各处团结的民兵，也未必可靠之故（据李纲说：当时河东所失，不过恒代、太原、汾晋、泽潞。河北所失，不过怀、卫、濬、真定。其余地方的民兵，都还团结，为宋守御。当时派出的傅亮、张所，手下并没有兵，大约就是想利用这种民兵，以拒敌。然而这种兵，并不能用正式军队，以御大敌的。后来取消经略河北、河东之议，大约为此。至于亟亟乎南走扬州，则大约因为金兵逼近，北方不能立足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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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朝一方面，到这时候所要经略的，还不过河北、河东。对于此外地方的用兵，不过是剽掠主义（也可以说是对于宋朝的膺惩主义。当时就是灭掉宋朝，大河以南的土地，金人也是不要的）。公元1127年，七月，宗望死了，代以宗辅（太祖的儿子，熙宗的父亲）。这一年冬天，宗辅东徇淄青。分兵入襄、邓、唐、蔡（这支兵，是逼高宗的。高宗所以不敢留居关中、南阳）。明年正月。因高宗还在扬州，而农时已届，还师。宗翰的兵，于公元1127年冬天，入陕西，陷同华、京兆、凤翔。明年，留娄室屯驻，自还河东。公元1128年七月，宋朝差王师正到金朝去请和，又以密书招诱契丹汉人，为金人所获。金太祖诏宗翰、宗辅伐宋。于是二人会兵濮州。十月，进兵（合两路兵以逼高宗）。1129年二月，前锋到扬州。高宗先已逃到杭州。金人焚扬州而去。五月，宗弼（也是太祖的儿子）就再进一步，而为渡江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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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弼分兵攻蕲（如今湖北的蕲春县）、黄（如今湖北的黄冈市），自将兵从滁（如今安徽的滁州市）、和（如今安徽的和县）、太平（如今安徽的当涂县）渡江，逼建康。先是公元1128年七月，宗泽死了，代以杜充。杜充不能抚用群盗，群盗皆散，汴京遂陷。高宗仍用他留守建康。宗弼既渡江，杜充力战，而韩世忠不救（见第二节）。杜充遂降。于是宗弼陷广德（如今安徽的广德县），出独松关（在如今浙江安吉县西边），逼临安府（杭州所改）。高宗先已逃到明州（如今浙江的宁波市鄞州区）。宗弼遣阿里蒲卢浑从越州（如今浙江的绍兴市）入明州。高宗从昌国（如今浙江的象山县）入海。阿里蒲卢浑也以舟师入海追之三百里，不及而还。于是宗弼“裒所俘掠”，改走大路，从秀州（如今浙江的嘉兴市）、平江（如今江苏的苏州市）而北。到镇江，韩世忠以舟师邀之江中，相持凡四十八日，宗弼颇窘，旋因世忠所用的是大船，无风不得动，为宗弼用火攻所破，宗弼乃北还。这一次是金朝南侵的极点。从此以后，金人再有主张用兵的，宗弼便说“士马疲弊，粮储未足，恐无成功”，不肯再听他了。这是用兵的计划如此；宋朝人以为他给韩世忠一场杀怕了，不敢再说渡江，这是犯了夸大的毛病（参看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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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说，是宗辅的一支兵（金朝的左军）。其宗翰的一支兵（右军），则以打平陕西为极限。先是高宗既南渡，用张浚做川陕京湖宣抚使，以经略上游。公元1130年，张浚以金朝的兵，聚于淮上；从兴元出兵，以图牵制。金朝果然分了东方的兵力，用宗辅做西路的监军；宗弼渡江而北，也到陕西去应援。这一年九月里，战于富平（如今陕西的兴平市），浚兵大败。于是关中多陷。张浚用赵开以治财赋，刘子羽、吴玠、吴磷以任战守，和金人苦苦相持，总算拒住汉中，保守全蜀（这其间很有几场苦战，可参看《宋史》三人的本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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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人既不要河南、陕西，这几年的用兵，是为什么呢？这是利用他来建立一个缓冲国，使自己所要的河北河东，可以不烦兵力保守。所以这一年九月里，就立刘豫于河南，为齐帝，十一月里，又畀以陕西之地。于是宋朝和金朝的战争，告一小结束，宋人乃得利用其间，略从事于内部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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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和议的成就和军阀的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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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当南渡之初，最窘的是什么？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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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盗贼的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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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诸将的骄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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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且先说盗贼。当时盗贼之多，前节已说过，请读者自行翻阅《宋史·高宗本纪》和岳飞、韩世忠、张俊等几个人的传，本书无暇一一详叙。其中最强悍的，是李成（据江淮湖湘十余郡）、张用（据襄汉）、孔彦舟（据武陵）、杨太（洞庭湖里的水寇）、范汝为（在福建）等几个人。都给张俊、岳飞、韩世忠打平，而孔彦舟、李成都降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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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豫既然为金所立，就想自固其位。于是请于金，欲立其子麟为太子，以窥探金朝的意思，到底打算不打算永远保存他这齐国。金朝说：替我伐宋，能胜才许你。于是刘豫就利用李成、孔彦舟的投降。公元1133年十月，叫李成南侵，陷襄阳、唐、邓、随（如今湖北的随县）、郢（如今湖北的钟祥市）、信阳（如今河南的信阳市），岳飞把它恢复。刘豫又乞师于金。九月，挞懒（穆宗的儿子）带着五万人，和齐兵同寇淮西（步兵入淮东，韩世忠败之于大仪〈镇名，在如今江苏江都县西〉。骑兵入淮西，攻庐州〈如今安徽的合肥市〉，岳飞派牛皋救却之）。不多时，金太宗死了。金兵引还。先是宋朝很怕刘豫，以至于称之为大齐。这一次，知道无可调和。于是高宗从临安进幸平江，起用张浚视师，颇有振作的气象。金兵既退，张浚仍竭力布置。公元1146年，分令张俊屯盱眙（如今江苏的盱贻县），韩世忠屯楚州（如今江苏的淮安市），刘光世屯合肥，岳飞屯襄阳。高宗又诏谕三军，说要亲征。刘豫闻之，便告急于金。金朝人的立刘豫，本是想他做个缓冲国，使河北、河东，不烦兵力守御的。如今反要替他出兵伐宋，如何肯答应呢？于是刘豫自签乡兵三十万，叫他的儿子刘麟（出寿春，犯合肥）、侄儿子刘猊（自涡口犯定远〈如今安徽的定远县〉）和孔彦舟（自光州〈如今河南的潢川县〉犯六安〈如今安徽六安市〉）三道入犯。刘猊到藕塘（镇名。在定远县东），为杨沂中所败。刘麟、孔彦舟皆引还。于是金人知道刘豫是无用的，并不能靠他抵御宋人。公元1137年，十一月，就把他废掉，而在汴京立了个行台尚书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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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和议开始了。和议的在当时，本是件必不能免的事（参看《廿二史札记》卷二十六《和议》条）。然而主持和议的秦桧，却因此而大负恶名（当议割三镇的时候，集百官议延和殿，主张割让的七十人。反对的三十六人；秦桧也在三十六人之内，金人要立张邦昌，秦桧时为台长，和台臣进状争之。后来金朝所派的留守王时雍，用兵胁迫百官，署立张邦昌的状，秦桧抗不肯署，致为金人所执。二帝北徙，桧亦从行。后来金人把他赏给挞懒。公元1130年，挞懒攻山阳〈楚州〉，秦桧亦在军中，与妻王氏，航海南归。宋朝人就说是金人暗放他回来，以图和议的。请问这时候，金人怕宋朝什么？要讲和，还怕宋朝不肯？何必要放个人回来，暗中图谋。秦桧既是金朝的奸细，在北朝，还怕不能得富贵？跑回这风雨飘摇的宋朝来做什么？当时和战之局，毫无把握，秦桧又焉知高宗要用他做宰相呢？我说秦桧一定要跑回来，正是他爱国之处；始终坚持和议，是他有识力，肯负责任之处。能看得出挞懒这个人，可用手段对付，是他眼力过人之处。能解除韩、岳的兵柄，是他手段过人之处。后世的人，却把他唾骂到如此，中国的学术界，真堪浩叹了），真冤枉极了。请看当时诸将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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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事中兼直学士院汪藻言：金人为患，今已五年。陛下以万乘之尊，而怅然未知税驾之所者，由将帅无人，而御之未得其术也。如刘光世、韩世忠、张俊、王之徒，身为大将，论其官，则兼两镇之重，视执政之班，有韩琦、文彦博所不敢当者；论其家，则金帛充盈，锦衣肉食；舆台厮养，皆以功赏补官；至一军之中，使臣反多，卒伍反少。平时飞扬跋扈，不循朝廷法度；所至驱虏，甚于夷狄；陛下不得而问，正以防秋之时，责其死力耳。张俊守明州，仅能少抗；奈何敌未退数里间，而引兵先遁？是杀明州一城生灵，而陛下再有馆头之行者，张俊使之也。……陛下……以……杜充守建康，韩世忠守京口，刘光世守九江，而以王隶杜充，其措置非不善也。而世忠八九月间，已扫镇江所储之资，尽装海船。焚其城郭，为遁逃之计（注意！后来邀击宗弼，无风不得动的，就是这海舶。因为要装载资储，又要预备入海，所以不得不大）。洎杜充力战于前，世忠、王，卒不为用；光世亦晏然坐视，不出一兵；方与韩朝夕饮宴，贼至数十里而不知；则朝廷失建康，虏犯两浙，乘舆震惊者，韩世忠、王使之也；失豫章而太母播越，六宫流离者，刘光世使之也。……诸将以负国家，罪恶如此；而俊自明引兵至温，道路一空，民皆逃奔山谷。世忠逗留秀州，放军四掠，至执缚县宰，以取钱粮；虽陛下亲御宸翰，召之三四而不来；元夕取民间子女，张镫高会。……自信入闽，所过要索千计；公然移文曰：无使枉害生灵，其意果安在哉？臣观今日诸将，用古法皆当诛。……（按此疏上于公元1130年，即建炎四年。读者可自取一种编年史，把建炎三四年的兵事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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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居郎胡寅上疏言：……今之赏功，全阵转授，未闻有以不用命被戮者。……自长行以上，皆以真官赏之；人挟券历，请厚俸，至于以官名队。……煮海榷酤之入，遇军之所至，则奄而有之；阛阓什一之利，半为军人所取。至于衣粮，则日仰于大农；器械则必取之武库；赏设则尽出于县官。……总兵者以兵为家，若不复肯舍者，曹操曰：欲孤释兵，则不可也，无乃类此乎？……诸军近者四五年，远者八九年，未尝落死损逃亡之数，岂皆不死乎？……（参看第十章第三、五、六节。观此可知当时所有的税入，为诸将分割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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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都见《文献通考》卷一五四。马端临也说：“建炎中兴之后，兵弱敌强，动辄败北，以致王业偏安者，将骄卒惰，军政不肃所致。”“张、韩、刘、岳之徒……究其勋庸，亦多是削平内难，抚定东南耳；一遇女真，非败即遁；纵有小胜，不能补过。”（韩世忠江中之捷，是乘金人不善用水兵，而且利用大船的优势，幸而获胜；然亦终以此致败。大仪之战，只是小胜；当时金人以太宗之死，自欲引归，和世忠无涉；参看《金史》便知。岳飞只郾城打了一个胜战。据他《本集》的捷状，金兵共只一万五千人：岳飞的兵，合前后的公文算起来，总在二万人左右，苦战半日，然后获胜。并不算什么稀奇。《宋史》本传，巧于造句，说“兀术有劲兵号拐子马，是役以万五千骑来”，倒像单拐子马就有一万五千，此外还有无数大兵，岳飞真能以寡击众了。以下又铺张扬厉，说什么“磁相、开德、泽潞、汾隰、晋绛，皆期日与官军会”；“自燕以南，金人号令不行”；真是说得好听，其实只要把宋、金二《史》略一对看，就晓得全是瞎说的。十二金字牌之召，《本传》可惜他“十年之功，废于一旦”，然而据《本纪》所载，则还军未几，就“诸军皆溃”了。进兵到朱仙镇，离汴京只四十多里，更是必无之事。郾城以外的战绩，就全是莫须有的。最可笑的，宗弼渡江的时候，岳飞始终躲在江苏，眼看着高宗受金人追逐；《宋史》本传，还说他清水亭一战，金兵横尸十五里，那么，金兵倒好杀尽了——韩、岳二人，是最受人崇拜的，然而其战绩如此。至于刘光世，则《宋史》本传说他的话，就已经够了。依我看，倒还是张俊，高宗逃入海的时候，在明州，到底还背城一战）这种兵，好靠着他谋恢复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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