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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元朝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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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是始终并没懂得中国政治的——而且可以算始终并没懂得政治。他看了中国,只是他的殖民地,只想剥削中国之人以自利。他始终并没脱离“部族思想”,其初是朘削他部族,以自利其部族;到后来,做了中国的皇帝,他的政策,就变做剥削百姓,以奉皇室和特殊阶级了(罗马人的治国,就是如此。始终是朘削殖民地,以庄严他的罗马,像中国历代一视同仁的思想,专以宣传文化为己任,要想教夷狄都“进于中国”,是根本上没有的。可见中国人这种“超国家”的精神,养成也非容易。可参看南海康氏《欧洲十一国游记》)。当蒙古太宗灭金之后,近臣别迭说:汉人无益于国,不如空其人,以其地为牧地。这种野蛮思想,真是中国人梦也做不到的,给耶律楚材力谏而止(后来又要分裂州县,以赐亲王功臣,也因楚材力谏而止。都见《楚材本传》)。然而到底把降人当做“驱丁”,虽儒者亦不免。他这时候的思想,非把中国人全数作为奴隶不可,后来虽因“增进自己的利益,事实上就不得不兼顾汉人的利益”,把这种制度除掉;然而平等的思想,毕竟是他所没有的。于是把人民分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诸部族人,谓之色目;第三等是汉人(灭金所得);第四等是南人(灭宋所得)。权利义务,一切都不平等(参看第十章第一节和第二节)。他所喜欢的是工匠,所以攻打西域诸国时,敌人一拒战,城破之后,就要屠洗的,工匠却不在内。速不台攻汴时,也想城破之后,把全城屠洗。耶律楚材说:“奇巧之工,厚藏之家”,都在于此,才算住手。所看重的是商人(和王室贵戚大臣等交往的商人),所注意的,是聚敛的政策。太宗时,商贾卖货给皇室的,都得驰驿,太宗死后,后乃蛮真氏称制(定宗未立以前),信任西域商人奥鲁剌合蛮,叫他专掌财赋。至于把“御宝”、“宫纸”付给他,听凭他随意填发。又下令:奥鲁剌合蛮要行的事情,令史不肯书写的,就断他的手。这种行为,说到久经进化的民族耳朵里,简直是笑话。世祖要算略懂点政治的,所行的还是这种政策。先用一个阿合马特,次用一个卢世荣,最后又用一个桑哥,都是言利之臣(后来虽然把这些人除掉,然而在蒙古人眼光里,只是说他聚敛的法子不好,并不晓得这种聚敛的政策在政治上是不行)。其中卢世荣所行的政策,却又颇合理。总而言之,蒙古人除掉聚敛之外,始终并没晓得什么叫做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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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大喜功之念,又是蒙古帝国所特有的。这是由于他脑筋里,完全没有“不尚武功”的思想。他虽入中国,脑筋里还是充塞了部族时代的“掠夺思想”。所以世祖灭宋之后,还要用兵于日本、南洋和后印度半岛;成宗时,又用兵于缅甸和八百媳妇(这一次,兵士和运饷的人,死掉好几十万)。其余诸帝的时候,没有什么兵事;不过因他们都运祚短促,继承之际,则纷争不绝,没有这余暇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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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宗教上的事情,就弄得更糟。喇嘛教的入蒙古,《元史》不载。据《蒙古源流考》,则其事还在世祖以前(《元史》的帝师八思巴,《源流考》作帕克巴。《源流考》说:库裕克汗死后,他的兄弟库腾,继为大汗。因患“龙魔侵祟”,延请帕克巴施治。遂于蒙古地方,大兴佛教。按:库裕克汗,就是定宗。库腾是定宗之弟阔端。阔端并无继为大汗之事。《源流考》记蒙古的事情,很为疏舛。记喇嘛教的事情,自然也不能密合。但毕竟是他教中人自己说的话,总不得尽是子虚)。但是大尊崇他,总是起于世祖时候的。《元史》说:这是世祖统治吐蕃的政策,这句话,且勿论其真伪;就是真的,也是想利用人,反给人利用了去(参看第十章第一节)。元朝历代帝王,没一个不崇信喇嘛的。喇嘛教的僧侣,都佩“金字圆符”,往来中国和西蕃。所过之处,都要地方官办差。驿舍不够住,就到民间去借住。驱迫男子,奸淫妇女,无所不为。在中原的,就豪夺民田,侵占财物。百姓不输租税的,就投靠他,仗他包庇。内廷年年做佛事,所费很多(延祐四年所定之额:《元史》说:“以斤计者”,是面437500,油79000,酥21870,蜜27300。他种东西,也就可推想而得了)。又因此奏释囚徒,谓之祈福;大奸巨猾,自然不免有和他通声气的。其中最骄横的如杨琏真迦,至于发掘绍兴、钱唐的宋朝陵寝和大臣冢墓,共计101所;杀害平民四人:受人献美女宝物无算;而且攘夺盗取财物:计金1700两,银6800两。玉带9条,玉器111件,杂宝152件,大珠50两,钞116200锭,田23000亩,包庇不输赋的人民23000户,真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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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的政治,混乱如此;它的赋役,本不宽平;中叶以后,再加以钞法的败坏(参看第十章第七节),民困愈甚。顺帝以后,又加以各处的天灾,于是群雄并起,他在中原的宝位,就有些坐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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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元朝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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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的崇信喇嘛教,害得中国人总算够了。他又时时干涉高丽的内政,把许多公主硬挜给高丽国王,弄得历代的高丽国王,都成了“蒙古化”,“暴政亟行”,害得高丽人也算够了。却到后来,都自受其害。元顺帝是个荒淫无度的人,佞臣哈麻、雪雪等,就乘机引进西僧,教他以“房中之术”。于是百政俱废,而哈麻、雪雪等,却乘此弄权。一个乱源,就伏下了。他又娶了一个高丽微贱的女子奇氏,把她立为皇后。当元初时候,高丽人到元朝来当太监,颇有得法的。于是有一班人,争先恐后地“自宫以进”。奇皇后微时,曾经依靠一个人唤做朴不花的。到立为皇后之后,朴不花也就跟进宫来,做了阉人。于是第二个乱源,又伏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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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348年,台州人方国珍起兵,入海劫掠漕运。隔了三年,白莲教徒刘福通也起兵安丰(如今安徽的寿县),奉教主韩山童之子林儿为主。又有萧县李二起兵徐州,罗田徐寿辉起兵蕲州(如今湖北的蕲水县),泰州张士诚起兵高邮(如今江苏的高邮县),定远郭子兴起兵濠州。南方就成了四分五裂之势了。这时候,各行省征讨贼多无功。丞相脱脱,自请出兵。公元1352年,大破李二于徐州。公元1354年,围张士诚于高邮,士诚势已穷蹙了。脱脱和哈麻,原是一党,后来又有嫌隙。脱脱出兵之后,哈麻乘机谗脱脱于奇皇后,把他削夺官爵,窜死云南。于是朝廷征剿之势一松,革命军的势力就复盛。公元1357年,刘福通分兵为三:一军出晋冀,破太原,出雁门,以攻上都(后来这支兵,没在辽东)。一军出关中,陷兴元、巩昌,还攻凤翔。一军出山东,陷济南,北陷蓟州(如今天津的蓟县),以逼大都。福通自挟韩林儿陷汴梁,声势颇盛。先是颍州察罕帖木儿,信阳李思齐,同起兵河南讨贼。及是陕西行省,求救于二人。二人连兵而西,打破贼兵。乘胜东定山西,进攻汴梁。刘福通挟韩林儿走回安丰。察罕就东平山东,围贼将田丰于益都,田丰差人把察罕刺死。察罕的儿子库库帖木儿代总其军,攻破益都,杀掉田丰。黄河流域,几于肃清了。然而南方诸军,声势渐盛。徐寿辉攻破湖北、江西,迁都汉阳。其将陈友谅,进取安庆(如今安徽的怀宁县)、龙兴(如今江西的南昌市),把寿辉杀掉,自称汉帝。寿辉将明玉珍,因据重庆自立,其后遂割据四川。张士诚也据有浙西,徙居平江。明太祖初起兵从郭子兴,后来别为一军,攻破滁和二州;从采石渡江,破太平(如今安徽的当涂县),据集庆(如今江苏的江宁县),长江流域,却全非元朝所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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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皇后所生的儿子,名唤爱猷识果达腊,立为太子。奇皇后想废掉顺帝,等太子出来做皇帝,太子也有这个念头,哈麻、雪雪都与闻其事的。脱脱既贬,哈麻为宰相,雪雪为御史大夫,就想实行了,不意事机泄露,两人都杖死,然而奇后和太子依然无恙。哈麻死后,太平继为宰相。奇后又叫朴不花去示意于他,要想行内禅。太平不答。于是奇后想个法子,又把太平去掉,搠思监为宰相。山西地方本是察罕帖木儿所平定,却又有个孛罗帖木儿驻军大同,想兼得晋冀,以裕军食。察罕不肯,两个人就争夺起地盘来,出兵相攻。陕西参政张良弼也和察罕不协,察罕又和李思齐连兵攻他。察罕死后,库库代统其军,还是如此。搠思监和库库是一党,而顺帝的母舅御史大夫老的沙却和孛罗是一党。老的沙奏参搠思监和朴不花,皇太子便言于顺帝,革掉他的官职。老的沙逃到大同,搠思监等就诬孛罗谋为不轨。于是孛罗举兵犯阙,把搠思监、朴不花都杀掉,太子逃到兴州(如今河北承德市)。不多时,孛罗兵退了。太子复还大都,叫库库去讨孛罗。孛罗又举兵犯阙,太子迎战,大败,逃到库库军里。孛罗入京师,顺帝旋密遣勇士,把他刺杀(老的沙不久也被杀)。库库护太子入京师,太子又使人谕意库库,要他用兵力胁顺帝内禅。库库不肯,于是太子和库库又不对。恰好诏封库库为河南王,叫他总统诸军,进平南方。而李思齐自以和察罕同起兵,不愿意受库库节制,反和张良弼连兵。库库进兵攻之,而库库手下的将貊高、关保等,又叛库库。于是太子乘此机会,叫顺帝下诏,削库库官爵,命太子总统天下兵马讨之。不多时,貊高、关保,都给库库打死,明兵又已逼近,元朝没法,只得恢复库库的官爵,叫他出兵抵抗,然而已是来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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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既据集庆之后,先平陈友谅,次定张士诚,旋降方国珍,韩林儿则先已为张士诚所虏,于是自淮以南皆定。公元1367年,命徐达、常遇春,分道北伐。胡美定闽、广,杨璟取广西。明年,太祖即位金陵。徐达、常遇春从开封、济南,合兵德州(如今山东的德县),北陷通州(如今北京市通州区),顺帝逃到应昌(在达里泊旁边。是元朝外戚翁吉剌氏的农土。元时,在漠北则和林,在漠南则开平、应昌,并称重镇)。这时候,库库帖木儿,还据着山西,李思齐也据着凤翔。明太祖再遣兵进讨。库库走甘肃,思齐降。公元1370年,再命徐达攻库库,库库奔和林。李文忠出居庸关攻应昌。恰好顺帝死了,爱猷识里达腊也逃到和林。文忠获其子买的八剌和后妃官属而还。捷奏至,颁《平定朔漠诏》于天下。这时候,还有一个明玉珍的儿子升,割据着四川。公元1371年,叫汤和、傅友德,把他灭掉。云南地方,还有个元朝的梁王把匝剌瓦尔密据着。公元1381年,也派傅友德、沐英、蓝玉,把他讨定。于是元朝的遗臣,只有一个纳哈出还出没辽东。公元1387年,命冯胜、蓝玉出兵征之,纳哈出降。就命蓝玉为大将,移军北征。这时候,库库帖木儿已死,爱猷识里达腊也死了(公元1371年)。子脱古思帖木儿嗣,蓝玉袭破其众于捕鱼儿海,获其次子地保奴。脱古思帖木儿和长子天保奴走和林,依丞相咬住,至土剌河,都为其下所弑。于是“部帅纷拏”,五传至坤帖木儿,都被弑。部帅鬼力赤自立,改称鞑靼可汗,蒙古大汗的统系,就此中绝了(以上据《源流考》所载,和《明史》不同。见第四篇第一章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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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国史 第十章 宋辽金元四朝的政治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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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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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隋唐的官制,和秦汉的官制大不相同,第二篇第十五章第一节,已经说过了。却是宋朝的官制,又和唐朝大不相同。这个变迁,都起于唐中叶以后。都是因事实变迁,而制度随着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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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最显而易见的,便是中央政府。在唐朝时候,是合三省为相职;中书取旨,门下封驳,尚书承而行之(虽然后来实际上三省并不截然离立)。这时候,重要的政务,便都在六部手里。却是到后来,税法大坏。而又藩镇擅土,“王赋所入无几”。于是乎不得不舍“田税”、“丁赋”,而注重于他种税目,而“盐铁使”就做了财政上的重要机关(参看第六节)。又当经费竭蹶之秋,财政上的规划,关系甚大。而这时候的财政,又本是紊乱的,于是不得不别置一职,以从事于清厘,就又新添出一个“度支使”来(在唐朝大抵以宰相兼之)。到宋朝,便合“户部”、“盐铁”、“度支”为“三司”,专设一使,做了中央的财政机关了。又如“兵事”,本来是兵部专管的。“兵谋”则自然是天子和宰相,筹议于庙堂之上。却到后来,事实上又发生出一个“枢密使”来,一切政务,都要参与。这种官,最初是用宦官做的。这时候,兵权又都在宦官手里。于是枢密使和兵事,就关系独深。到后来,便渐次侵占了兵部的职权。于是“中书治民,三司理财,密院主兵”,就成了中央政府三个对立的机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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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职如此,其余一切官职,也都是如此。所以从秦汉的官制,变成隋唐的官制,是六部专权,九卿失职。从唐朝的官制,变迁成宋朝的官制,则是发生了许多临时特设的机关,而六部亦失其职(譬如户兵二部的职权,都在三司和密院。礼部的职权,则在太常礼仪院。工部的职权,则分属军器监、文思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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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宋朝的官制,有一特点,便是所谓“官”者,不过用之以“定禄秩”。至于实际任事,则全看“差遣”而定——做这个官,便治这件事,也要另外“用敕差遣”的(用差遣治事,起于唐武后时候。其初先有“试官”,后来又有“员外”,这是因武后要以禄位收拾人心,所取的人太多,没有这许多官缺可给他做的缘故。但是到后来,此风便相沿下去,于是有所谓检校〈近乎加衔〉、摄〈代理〉、判〈以大官兼小官〉、知〈兼任〉等,到宋朝,便专用差遣治事)。这种官制,看似错杂不整齐,却也有切于事实的好处。到神宗,才参照唐六典,改正官制。命“省、台、寺、监,各还所职”,是为元丰的新官制。元丰新官制,大抵以唐为法。然而唐朝的官制,本有两件不可行之处:其一相职分属三省,各不相涉,是事实上办不到的(所以唐朝从设政事堂以后,也不啻合三省为一)。其二则六部九卿等官,本来互相重复,其中就总有闲曹。所以元丰改正官制之后,仍不能不随事变迁。宰相不但不能三省分立,南渡以后,反多兼了一个枢密院(宋初宰相,本称同平章事,另有参知政事,做他的副官。元丰新官制,仍以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为相职。但因官高,实际不除人。以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之职〈这时候,三司的事情,都已归户部〉。枢密所管杂事,亦都还给兵部,专以本兵为务。枢密和兵部的关系,倒像现在参谋部和海陆军部的关系。南渡以后,以左右仆射为丞相,改两省侍郎为参知政事。旋又径改左右仆射之名为丞相,而删去三省长官虚称。则仍回复到宋初的样子,和唐朝的制度绝不相同了。而南渡以后,又时时发生所谓御营使、国用使等名目,往往以宰相兼之。则又和唐中叶以后发生什么三司枢密等机关的情形相像。枢密院,南渡以后,每逢用兵,就用宰相兼。从开禧以后,遂为永制。总而言之,唐朝的官制,沿袭于隋。隋朝的官制,只是把南北朝的官制来整齐一整齐。从唐中叶以后,久已不切于事实了。所以虽有人要墨守他,而在事实上,到底不能成功)。六部属官,除户工二部外,南渡以后,尚有并省;九卿就更不必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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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官则取中央集权主义。宋初,召诸藩镇入京师,各赐以第;分命朝臣出守列郡,号为权知军州事(“军”字指兵,“州”字指民言。其本官高的,则谓之“判”),以后遂为定制。诸府州军监,都不设正官,只派文官朝臣出去治理,谓之知某某府事,知某某州军监事。就各县也不设县令,只用中朝官外补,谓之知某某县事,像是出一趟差似的。诸州又有通判,以为佐贰。长吏和通判,都得直接奏事。县令也由吏部殿最。这种制度,似乎比轻视外官,中央对于地方,有些漠不相关的样子要好一点。监司之官,国初本来没有。后来才于各路设转运使,名为总一路财赋,实则于各事无所不总。又怕他的权柄太大了,于是把提点刑狱一官,从转运使属下析出,以分其权。此外专管漕运籴买的,则有发运使。常平、盐茶、茶马、坑冶、市舶等,也各设提举(但只是随事而设;有时这件事不办了,或者并归他机关管理,便可以省掉。总之,唐宋时候的使臣,是随事而设的,并没有一定的制度〈譬如宋朝,到神宗时候,才认真办起事来,这时候所设的使臣就独多〉。所以唐朝的道,宋朝的路,还不能认真算一个地方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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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为用兵而设的,则有安抚、宣抚、招讨、招抚、经略、制置等使,也是随兵事而设。南渡以后,岳飞、韩世忠、张浚,号称三宣抚使,其权力甚大。到秦桧同金人议和,才把三宣抚使废掉,以后唯四川地方,仍设一制置使(宋朝南渡以后的中央集权,四川是除外的,参看第六节)。又有总领财赋一官,起于张浚守四川时,命赵开经理财政。其后三宣抚司的兵,收为御前军,也各派总领财赋一员,又兼“专一报发御前军马文字”的职衔,则其权限,又涉及于军政上了(这也是为集权起见)。总而言之,宋朝这等官,都是随事而设的,并没有一定的制度。宋朝的外官,分为“亲民”、“厘务”两种:“亲民官”是用差遣的形式,派他出去代向来的地方官的。“厘务官”则专治一事,而直属于中央;好比现在的路、航、邮、电,不属于地方官,而属于交通部一样。这种办法,都是把向来地方官所兼管的事情,析出一部分来,归之于中央,所以宋朝能够中央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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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之为国,是合耕稼游牧两种民族而成。所以他的设官,也分为南北。“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所谓“宫帐”者,“帐”则辽主所居,谓之御帐;此外又有皇族四帐、遥辇氏九帐、国舅二帐,和渤海帐、奚王帐,都各设专官(御帐官,好比中国侍御禁近之官。诸帐官则好比中国的王府官属。皇族是宗室;国舅是外戚;遥辇氏是前代君主之后;渤海、奚王,都是大国,而奚王又是同种,这都是契丹的贵族)。“宫”则“辽国国法,天子践位,即置宫卫。分州县,析部族,设宫府,籍户口,备兵马。崩则扈从后妃宫帐,以奉陵寝。有调发,则丁壮从戎,老弱居守”,这是天子的禁卫军。诸宫官,好比隋唐时候的卫官,宋朝的殿前和马步两指挥使。“部族”则“部落曰部,氏族曰族”,就是“分地而居”谓之部,“合族而处”谓之族(其中有“族而部者”,就是因其同族,所以合居一处的。有“部而族者”,就是同居在一处,向来又算做一族的。有“部而不族者”,就是虽同居一地而非同族。有“族而不部者”,就是虽同族而不合居一处)。这是契丹国里的游牧之民。“属国”则北方游牧之族,不直接归辽国治理的。但就其酋长,授以官名,按时或者不按时来通朝贡。有兵事时,也得向其征兵;诸国但随意出兵或助粮饷,并无一定的义务。有些像中国的土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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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面的政府,是北枢密院,视兵部;南枢密院,视吏部;北南二大王院,视户部;夷离毕,视刑部;宣徽南北院,视工部;敌烈麻都,视礼部,而北南二宰相府总之(这都是北面官中,又分南北,和“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政”无涉,不可误会)。南面的官,亦有三公、三师、枢密院、省、台、寺、监、卫。外官则有节度、观察、防御、团练诸使和刺史、县令。大概模仿中国的制度,无甚足述。又有一种头下州军,是宗室外戚大臣之家,自行筑城,而朝廷赐以州军之名的。这个好像古时候大夫的私邑,和普通的州军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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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朝的情形,又和契丹不同。契丹本来是个大部族,服属他的部族也多。金朝则自己是个小部族,用不着设官。别的部族,也没有归他统辖的。所以《金史本纪》说:“生女真之俗,无书契,无约束,不可检制。”昭祖欲“稍立条教”,几乎给部众杀掉。景祖做了生女真部族节度使,才“建官属以统诸部”,然而他的官制也极为简单。《金史》说:“其官长皆称曰勃极烈。”今据《金史》所载,不过都勃极烈(“总治官,犹汉家宰”)、谙版勃极烈(“官之尊且贵者”)、国论勃极烈(“尊礼优崇,得自由者”)、期鲁勃极烈(“统领官之称”)、移赉勃极烈(“位第三曰移赉”)、阿买勃极烈(“治城邑者”)、乙室勃极烈(“迎迓之官”)、札失哈勃极烈(“守官署之官”)、昃勃极烈(“阴阳之官”)、迭勃极烈(“停贰之职”)等,寥寥数官而已(《桓赧·散达传》:“国相雅达之子也。雅达之称国相,不知其所从来。景祖尝以币与马求国相于雅达,雅达许之。景祖得之,以命肃宗。其徒撒改亦居是官焉。”《百官志》:“太祖以都勃极烈嗣位,太宗以谙版勃极烈居守……其次曰国论、忽鲁勃极烈。国论言贵,忽鲁,犹总帅也。又有国论勃极烈,或左右置,所谓国相也。”按:“忽鲁”,就是“期鲁”的异译。“国论忽鲁勃极烈”,并不是一个官名。所以移赉勃极烈,位居第三。盖言其居国论勃极烈和忽鲁勃极烈之次。至于都勃极烈、谙版勃极烈,则系临时设置之官,并非常制。阿买勃极烈,要拓土渐广,然后有之。乙室勃极烈,亦要有了归顺的部族,然后用得着。移赉勃极烈,也总是事务繁了,然后添设的。然则金初之官,只有国论勃极烈和期鲁勃极烈而已。而这两者,又或许以一个人为之。所以《金史·百官志序》,误为一官。据此看来,金初设官的简单可想)。“其部长曰孛堇,统数部者曰忽鲁”,则不过是个称号(就固有的酋长,而加之以称号),算不得特设的官。只有都元帅府里的都元帅和左右副元帅,却是金朝行军时候的制度(后来改为枢密院。这枢密院,不是仿汉制设的,是把旧有的都元帅府改的)。其余的官,便都是模仿汉制设的(大率循辽宋之旧。金朝的模仿汉制设官,起于平州叛后,其颁定官制,则在熙宗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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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初起时候,官制也极为简单。《元史》说他只有万户以统军旅,断事官以治政刑(就是达鲁花赤),到太宗才立十路宣课司(这是因为蒙古人最讲究理财,所以特立此一官,其余则毫无措置)。凡金人之来归者,都就以原官授之(如行省元帅等),以致错杂得不堪。到世祖才厘定官制,以中书省总政务,枢密院秉兵柄,御史台司黜陟(江南、陕西,都有行台),其余也都模仿汉制。所特别的,便是:(一)诸官或汉蒙并置,譬如翰林兼国史院之外,又别有蒙古翰林院等。(二)则关于宗教上的官,比别一朝注重。当时设立了一个宣政院,虽说为治理吐蕃起见,其实一大半,由于自己的迷信喇嘛(宣政院,掌释教僧徒,兼治吐蕃之境。遇吐蕃有事,则设分院往镇。其用人,“别自为选”。其为选,则“军民通摄。僧俗并用”)。(三)则关于工艺,设官甚多。大都和各路,都有诸色人匠总管府,此外又随处设局,如织造、绣、染、毡、皮货、窑、梵像、玛瑙、玉石、油、漆等,均各设专官(有人说:元朝这种设官,很有提倡工艺的意思,是历代所无。其实不然,元朝这种举动,不过是供给王室,于民间并没有什么影响)。(四)则关于理财的官,也较别一朝为详密(但看户部属官可知)。这是由于元朝始终没有脱离部落思想,总想损下以益上之故。而其影响最大的,就是于路、府、州、县之上,别设行省。明朝虽然把行省废掉,而各布政司的区划,都仍元行省之旧,遂致成了现在的一种庞大的行政区域(参看第四篇第十四章第一节。元朝的行政区划,是以省统路、府,以路、府统州、县。但府亦有隶属于路之下的;州有在路府之下,而又统县的;又有与路、府并列的。诸路、府州县,都各置达鲁花赤,算做正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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