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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荆公是不赞成用“科举取士”，而赞成用“学校养士”的（他的理论，可看他仁宗时《上皇帝书》）。所以当他执政的时候，便从事于整顿学校，增广太学校舍，设立三舍之法。初入学的为外舍生，渐次升入内舍上舍。上舍生得免礼部试，特授以官。这便是渐次以学校代科举的办法（徽宗崇宁时，曾办到罢科举而令天下的州县都立学。县学生升入州学，州学生升入太学。但是徽宗的推行新法，都是有名无实的；此法又行之未久，无甚影响）。但是学问和功名，本是两事，既然以利禄诱人，来的人当然都是志在利禄的，哪里有真希望“学以致用”的人，所以这种法子，行之到底没甚效果。对于科举制度的改革，其要点是：一、罢诸科而独存进士；二、对于进士科，则废掉诗赋而改帖经墨义为大义。这便是明清时代科举制度的先河（参看第四篇第十四章第二节）。当时的进士科，共试四场：第一、二场，试本经（各人所专治的经）和兼经大义，共十通。第三场试论一首，第四场试策三道。另立新科明法，试律令、刑统大义、断案，以待本应“诸科”试，不能改应新进士科的人（宋初的科举制度和唐朝大略相同，除进士之外，其余总称为“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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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义是自己可以发抒心得的，就有明白道理的人才能做，自然比专责记忆的帖经墨义好些。策论虽则旧时的进士科亦有，然而并不注重。学习诗赋，是最费工夫的，穷老尽气于此，自然没有工夫再研究别的学问。现在把诗赋废掉，注重策论，自然也比旧时好些。这都是理论上当然的结论。然而理论总不能与事实相符。因为还有别种原因掺杂在里头，科举的特色，便是一以利禄诱人，二以言取人。为利禄所诱的人，当然只志在利禄；你又以“言”取他，他当然只要会“言”就够了。有学问才能的人，固然未必不会“言”；无学问才能的人，也未必就不会“言”。总而言之，要靠了“言”以判定人的有才能学问没有，本是极难的事。况且利禄之途所在，自然有人专力去研究，到后来，这“应考试的言”，就离开才能学问，而独立成为另一件事了。研究这种“言”的人，当然不必再发达才能，研究学问。到这时候，而要靠着“言”以判定人的才能学问，就简直是不可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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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王荆公时候，科举制度已经行了好几百年，这种趋势早就成功了。荆公虽能改变所试的东西，却不能禁止人家，不把这一种“言”，离开才能学问而独立研究。所以到后来，来应科举的人，仍旧都只会发“应科举的言”（王荆公是注重经义的，又颁了一部自己所著的《三经新义》，应科举的，就都只会说《三经新义》的话），荆公也叹息道：“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料变秀才为学究。”（秀才是隋唐时最高的科目。应这一科的人，非极有学问不可。因为实际上无人能应，其科目遂成虚设。学究就是只会做帖经墨义的）——这是科举制度根本上的毛病。历代要想“改革科举制度，以求真人才”的人很多，所以终于失败，其原因都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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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以言取人，而这种“言”又是个人都会发的，于是看卷子的人，颇觉为难，就要找个易于去取的法子。于是有“诗赋声病易考，策论汗漫难知”的议论。而且科举里头，要试诗赋，而大家又独看重试诗赋这一科，原是社会上崇尚文学的风气使然。这种风气未变，始终还是要影响到制度上。所以法行未几，就仍有改试诗赋之论。然而押牢了天下的人，都做诗赋，也是难的（大概南人长于诗赋，北人则否）；而诸科又猝不易复，于是公元1089年（元祐四年），把进士分为“诗赋”和“经义”两科，南渡后也沿其制（公元1143年，即绍兴十三年，曾并做一科。但到公元1161年，仍分为两科）。两科既分之后，做诗赋的人多，专经的人少，这是“看重应诗赋科的进士”的风气还没有变的社会里，当然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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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件事，在科举制度的变迁上，也颇有关系的便是“殿试”。原来唐时的考试进士，本以考功员外郎主其事，后来因其望轻，被黜落的人，有哗闹的事，乃移于礼部。宋初还是如此。公元973年（开宝六年），知贡举李防，被人攻击，宋太祖遂御殿重试。从此以后，礼部试之后，又有殿试，就成了常制。原来唐朝时候的科举，规则并不如后世之严。考官和士子，并不绝对禁止交通。固然有得以采取誉望的好处，然而私通关节，也是不免的。用科举摧破贵族阶级的功用，还不能十分完成。到有了殿试，情形就又迥然不同。所以宋太祖对近臣说：“昔者科名多为势家所取，朕今临试，尽革其弊矣。”可见“科举制度的进化”，始终是往一条路上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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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的开科举，始于圣宗统和六年。其制度《辽史》不载，据《契丹国志》：则三年一开，有乡府省三试。圣宗时，分诗赋、法律两科。诗赋为正科，法律为杂科。后来改法律科为经义科。《辽史·耶律蒲鲁传》：“重熙中，举进士第。主试者以国制无契丹试进士之条，闻于上。上以其父庶箴，擅令子就科目，鞭之二百。”则契丹之设科举，是专以待汉人的（《天祚纪》说耶律大石登天庆五年进士第，或者后来此制在实际上又成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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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真却又不然。金世宗是很希望女真人保守质朴尚武的旧俗，而又很希望他的文化渐次进步的。太宗天会元年，就设词赋和经义两科，又有策试一科。海陵时，罢策试及经义，增设律科。世宗时，又恢复经义科，这都是所以待汉人的（又有经童科，年在十三以下，能背诵二大经三小经，又诵《论语》诸子及五千字以上者，为中选。凡应词赋经义两科中式的，都谓之进士。应经童律科中式的，则谓之举人。制举当章宗时也曾开过。所以合女真进士科算起来，金朝取士之科，共有七种）。大定十一年，添设女真进上科。初但试策。二十八年，于经内增试论一道。世宗又特设女真国子学，这都是所以保存他本族的文化的（金朝的科举，也是三年一开。由乡至府，由府至省，由省至殿廷，凡四试。皆中选，则授以官。其廷试被黜的，亦赐之以第，谓之“恩例”。特命及第的，则谓之“特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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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对于学校，颇为注重。当世祖时，即于京师立国子学。蒙古人、色目人和汉人，各有定额。又特立蒙古国子学，以教随朝蒙汉百官和怯薛子弟。又立回回国子学。这是因为元起漠北，最初的文化，即系受之于回族，后来征服西域，和回族关系更深之故。——这种“回回学”里头，一定包含着许多西洋文化。可惜当时养成的人才，除供朝廷之用外，在社会上，也不曾发生什么影响（在国子学中，蒙古色目人和汉人，所享的权利，是不平等的。蒙古人试法最宽，及格的授六品官。色目人试法稍密，及格的授七品官。汉人则考试全用科场之法，而不过授从七品官）。诸路各设教授一人，学正一人，学录一人。府及上中州，都设教授一人，下州设学正一人，县设教谕一人。从南宋以后，私人所设的书院，颇为发达。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除诏诸路州县都立学外，又命儒先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并许立为书院（书院中掌教的，谓之山长）。诸路亦有蒙古字学，以教民间子弟。回回学之外，又有阴阳学和医学，各行省所在地，都设一儒学提举司，以统诸路府州县的学校。江浙、湖广、江西三省，有蒙古提举学校官。河南、江浙、江西、湖广、陕西五省，又有官医提举司。总之，元朝对于学校，是颇为注重的。其制度，也颇为完备。这种制度，在元朝固然未必有多大的效果，然而实在开明清两代学校制度的先声（参看第四篇第十四章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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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科举之制，则始于仁宗延祐年。分进士为左右榜：蒙古色目人为右，汉人南人为左。蒙古人由科目出身的，授从六品官。色目人和汉人，递降一级（至元元年罢科举。六年复之）。每试三场：第一场，蒙古色目人，试经问五条；汉人南人，试明经经疑二问，经义一道。第二场，蒙古色目人试策一道，汉人南人，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第三场，蒙古色目人无。汉人南人，试策一道。蒙古色目人，应汉人南人科目中选的，注授各加一等（这是仁宗时的制度，顺帝废而再复，小有改变）。也有乡会试及御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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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的用人，是极为驳杂的。他不问哪一种人，只要有才具的就用。所以蒙古人和汉人、南人之外，色目人也蔚然成一阶级（当时回回人被用得最多。欧洲人被用的，当亦不少。马可·波罗等，不过是其中最著的），颇有立贤无方之风。这是由于蒙古人所征服的地方大，所接触的异族多，所以能够如此，但是入仕之途太广了，于铨政上，却也颇有妨碍。所以《元史·选举志》，说他“仕进有多歧，铨衡无定制”，“吏道杂而多端”，“纵情破律，以公济私”，“文繁吏敝”。大概当时最坏的，是所谓宿卫勋臣之家，和任职于宣徽中政各院的人，出身太优。至于工匠和书吏，原未尝不可任用，然当时所以任用之者，恐也未必十分得当。又诸王公主的“投下”，只要得了主人的保任，也都可以入官，这就真是弊制了。总而言之，“仕进有多歧，铨衡无定法”十个字，是他根本上的毛病。有了这十个字，就无论怎样，选政也弄不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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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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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兵制，已略见第四章第二节。宋朝的兵，共分四种：便是一、禁兵，二、厢兵，三、乡兵，四、蕃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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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兵、蕃兵，不是到处都有的。厢兵亦“罕教阅，给役而已”。所以可称为兵的，只有禁兵。但是禁兵到后来，“数日增而其不可一战也亦愈甚”，其弊已如前述。王安石起，欲以民兵代募兵。其初既厉行裁兵，后来募兵阙额，就收其费，以供民军教阅之用，所以民兵盛而募兵衰（保甲法行于熙宁三年，其后命诸保丁习武，而上番于巡检兵。六年，行之于永兴、秦凤、河北、陕西、河东五路。元丰二年，立府界集教法，先教保长以武艺，再教他去转教保丁，谓之团教法。行之于河北、河东、陕西三路。以民兵代募兵，是件极重大的事情。熙宁元丰所行，原不敢说他用多大的效果。但是据章惇说：当时赏赐，都取封桩或禁军阙额的钱，不曾费部一文。阅艺分为八等，劝奖极优。所以仕宦有力之家，子弟欣然趋赴。引对的时候，所骑的都是良马，而且鞍鞯华楚。马上的事艺，往往胜于诸军。章惇的话，容或有偏袒于一方面之处。然而当时的教阅民兵，不曾多费掉钱，而且不是毫无效果，却是可以断言的）。元祐复古，又把民兵教阅和保甲废掉，于是民兵亦衰。当熙宁置将的时候，禁军之数，共有五十九万（《文献通考》卷一百五十四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元丰以后，固然递有减省。蔡京秉政，又利用诸军阙额，封桩其饷，以充上供。童贯带兵，打了败仗，都讳不肯言，只说是军士逃窜。于是并仅存的将兵而亦寥寥无几了。所以金兵一入，简直丝毫不能抵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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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兵制，也是取中央集权制度的。当时可称为兵的，既然只有禁军；而全国的禁军，又都隶属于殿前都指挥司，和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司，谓之三衙，所以事权能够统一。南渡以后，立御前五军的名目：以杨沂中所带的为中军，张浚所带为前军，韩世忠所带为后军，岳飞所带为左军，刘光世所带为右军。刘光世的兵叛降齐后，以四川吴玠的兵升补。当时除杨沂中的兵，常居中宿卫。四川因路途太远，本不想中央集权外，韩、岳、张的兵，号为三宣抚司者，最为统一之梗。三人兵柄既解，才改其名为某州驻扎御前诸军。凡御前军，都是直隶朝廷的，不归三司节制。于是在事实上，御前军又变成前此的禁军，禁军又变成前此的厢军了。韩、岳、张、吴四人的兵，也谓之四大屯兵，其数共三十万。南渡以后的财政，颇为所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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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的兵，共有五种，便是：一、御帐亲军。太祖征伐四方时，皇后述律氏居守。选四方的精锐，置属珊军二十万。太宗又置皮室军三十万（以后每帝皆有宫卫，所以御帐亲军，无须增置）。二、宫卫军。见第一节。三、大首领部族军。亲王大臣的私甲。四、部族军。五、五京乡丁。六、属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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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丁是辽国的耕稼之民，战斗时不靠他做主力。属国是不直接属辽治理的；有事时虽可遣使征兵，而助兵多少，各从其便，也不能靠他做正式的军队。然则辽国正式的军队，就只有部族军（御帐亲军和宫卫军，是部族军属于君主的。大首领部族军，是部族军属于亲王大臣的。其所属不同，而其实际则和普通的部族军无以异）。所以《辽史》说：“各安旧风，狃习劳事……家给人足，戎备整完。卒之虎视四方，强朝弱附……部族实为之爪牙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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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真初起时，部落极为寡弱。其时诸部之民，壮者皆兵。部长谓之孛堇。有警，则下令于本部及诸部的孛堇征兵。诸部的孛堇，当战时，兵少的称为谋克，兵多的称为猛安（猛安谋克的兵，初无定数。太祖二年，始定以三百人为一谋克，十谋克为一猛安）。金初兵数甚少，太祖起兵后，诸部来归的，皆授以猛安谋克，即辽汉之民亦然。其意盖欲多得他部族的人，以为助力。此为金兵制的一变。熙宗以后，罢汉人渤海人承袭猛安谋克，专以兵柄归其本族。此为金兵制的又一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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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剌窝斡叛后，把契丹的猛安谋克废掉，将其人分属于女真的猛安谋克。海陵迁都，把许多猛安谋克，都迁徙到中都和山东河间。这一班人，就不能勤事生产，而从前尚武的风气，又日益消亡。已见第七章第四节。宣宗南迁以后，尽把这一班人驱之渡河，括了河南的民田，给他们耕种。而且把他们的家属，都安放在京城里。几年之后，到底养不活他们，只得又放他们出去。以致军心愈乱，士气更为颓丧。而他们得到田的，也都不能种，白白地荒废了民业。金朝兵力的强，也见第七章第四节。但是南迁之后，不过几十年，就大变了面目。贞祐三年，刘炳上疏说：“往岁屡战屡衄，率皆自败。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将帅非才，既无靖难之谋，又无效死之节。外托持重之名，内为自安之计。择骁果以自卫，委疲懦以临陈。陈势稍动，望尘先奔，士卒从而大溃。”这种情形，竟和宋朝南渡时候无异。又《侯挚传》，上章言九事，说：“从来掌兵者，多用世袭之官。此属自幼骄惰，不任劳苦，且心胆懦怯。”则这种腐败情形，竟就是当初极精强的猛安谋克。至于签汉人为兵，则刘祁说：金之兵制，最坏的就在乎此。他说：“每有征伐及边衅，辄下令签军。使远近骚动。民家丁男，若皆强壮，或尽取无遗。号泣动乎邻里，嗟怨盈于道路。驱此使战，欲其胜敌，难矣。”女真兵既不可用，要借助于汉人，又是如此。金朝的天下，就终不能维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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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的兵制，最初只有蒙古军和探马赤军。蒙古军是本部族人，探马赤军则为诸部族人。入中原以后，发民为兵，是为汉军。平宋之后，所得的兵，谓之新附军。其辽东的纠军、契丹军、女真军、高丽军，云南的寸白军，福建的畲军，则都只守卫本地，不调至他方（《元史》说：“盖乡兵也”）。其成兵之法：蒙古军和探马赤军，“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无众寡，尽签为兵。十人为一牌，设牌头。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孩幼稍长，又籍之，日渐丁军。”（这是行举国皆兵之制，人民服兵役的年限极长）其平中原后的用汉军，则或以贫富为甲乙（户出一人的为“独军户”。合二三户而出一人，则以一户为“正军户”，余为“贴军户”），或以男丁论（常以二十丁出一卒。至元七年，十丁出一卒），或以户论（二十户出一卒。其富商大贾，则又取一人，谓之“余丁军”），都是一时之制（当时又取匠为兵，曰“匠军”。取诸侯将校的子弟充军，谓之“质子军”——蒙语曰“秃鲁华军”）。天下既定，就把曾经当过兵的人，另定兵籍。凡在籍的人，服兵役的义务，都有一定的规定（贫不能服兵役的，把几户并作一户，谓之“合并”。极穷的，老而无子的，除其籍。“绝户”另用百姓补足）。其募兵，则谓之答剌罕军。又有以技名的，则为炮军、弩军、水手军。元朝的兵籍，是不许汉人看的。就枢密院中，也只有一两个长官，晓得实数。所以元朝的兵数，无人晓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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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带兵的官，初时是“视兵数多寡，为爵秩崇卑”。长万夫的为万户，千夫的为千户，百夫的为百户。宿卫之士曰“怯薛歹”，以四怯薛领之（都是功臣的子孙，世袭）。世祖定官制，于中央设前后左右中五卫，各置亲军都指挥使，以总宿卫（但累朝仍各有怯薛。以致到后来，怯薛之数滋多，赏赐钞币，动以亿万计，颇为财政之累。五卫是仿汉制，设之以备官。四怯薛则系蒙古旧制）。外则万户之下置总管，千户之下置总把，百户之下置弹压，皆总之于枢密院，有征伐则设行枢密院。事已则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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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镇戍之制，与当时的政治，颇有关系。《元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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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祖混一海宇，始命宗王将兵，镇边徼襟喉之地。而河洛、山东，据天下腹心，则以蒙古探马赤军，列大府以屯之。淮江以南，地尽南海，则名藩列郡，又各以汉军及新附等军戍焉。皆世祖与二三大臣所谋也。李毡叛，分军民为二而异其属。后平江南，军官始兼民职。凡以千户守一郡，则率其麾下从；三百户亦然。至元十五年，十一月，令军民各异所属如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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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制，镇戍士卒，皆更相易置。既平江南，以兵戍列城，其长军之官，皆世守不易。故多与富民树党，因夺民田宅居室，蠹有司政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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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看来，可见得元朝的治中国，全是一种用兵力高压的政策。然而这种政策，总是不能持久的。所以《元史》说：“承平既久，将骄卒惰，军政不修。而天下之势，遂至于不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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