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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藩镇擅土，竞事搜括，其结果就添出许多新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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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目太简单，本是不合理的；专注意于贫富同样负担的丁税，和偏重农人的田税，更为不合理。能注重于此外的税目，诚然是进步的事。所可惜的，是当时所取的税目，未必尽良；征收的方法，又不甚完善罢了。现在且仍从田税、丁税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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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田税和丁税，还是用唐朝两税之法。其名目有五：便是一、公田之赋（也唤作税），二、私田之赋（对于租而谓之税），三、城郭之赋（宅税、地税之类），四、丁口之赋，五、杂变之赋（杂变之赋，是唐以来于田赋外增取他物，后来又把他折作赋税，所以又谓之“沿纳”）。所赋之物，分为谷（以石为单位）、帛（以匹为单位。丝线和棉，都以两为单位）、金铁（金银以两为单位，钱以缗为单位）、物产（藁秸、薪蒸，以围为单位。其他各物，各用他向来沿用的单位）四类。征收之期，则“夏税”从五月起，到七月或八月止。“秋税”从九月或十月起，到十二月或正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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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中所当注意的，便是唐朝的所谓两税已经把“租庸调三者所取之额”，包括在里头了。却是从唐中叶以后到宋，都另有所谓“力役”，这便是于“庸”之外再取“庸”。而又有所谓“杂变之赋”，则又是出于“包括租庸调三者之额的两税”之外的。所以这时候的税，实在远较唐初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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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苦累百姓的，倒还不在税额的重轻上，而在其征收的方法上。征收的方法，第一足以累民的，便是“支移”和“折变”。“支移”是“百姓的输纳租税，本来有一定的地方的，却因他输纳的地方，官家未必要这样东西用；所不输纳的地方，却要用这样东西，于是叫百姓移此输彼”。折变是“百姓的纳税，应当纳什么物品，也有一定的。却是所输纳的物品，官家未必需用；所不输纳的，却反要用，于是临时改变他所输纳的东西”。“支移”看“户等”的高下，以定道里之远近。不愿支移的，便要另缴“道里脚价钱”。这简直是于纳税之外，又另课之以“运送的义务”。“折变”却说所取的物品虽然改变，其“价格”要和原取之物相当的。其算法，是用征收的一个月中的“中价”计算。然而“支移”往往不能按“户等”的高下，叫富的人输送到远处，穷的人输送在近处；而且“脚钱”（就是道里脚价钱）本是所以代支移的，到后来往往支移之外，还要出脚钱。“折变”则计算价格，未必能公平，又往往只顾公家；缺乏了什么东西，便叫百姓改输，却不管百姓有这东西没有。又往往折了又折，几个转身以后，价格便大相悬殊。譬如西川起初，绢一匹=钱三百，草一围=钱二，于是输绢一匹的，叫他折输草一百五十围。到后来，却把草一围，估作钱一百五十文，再叫他改输钱。于是三百文的税，倒纳到二万二千五百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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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害人最甚的，尤莫如南宋的公田。原来宋朝从南渡之后，权要之家，占田甚多。其有籍没的，都募民耕种，即以“私租”，之额为“官税”之额。然而私租之额，还有时而可以少纳，官税则不能了；而且还不免有额外的侵渔。韩侘胄死后，籍没他的田，合着其余籍没的田，置了一个“安边所”，收田租以供给外交上的费用（开衅以后，就用他去补助军费）。末年钞价大跌，又有人替贾似道划策，说莫如多买公田；公田所收的租很多，得了这一大宗入款，就可拿来维持钞价了。贾似道听了他的话，就去用贱价勒买。有价值千缗，而只给四十缗的。又要搭发“度牒”、“告身”。官吏争以多买为功，买来的不都是腴田，却硬押承种的人，也要出腴田的租额，浙西六郡的人，因此破产的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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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朝的制度，因史文简略，无从详知。但知其田有“沿边屯田”、“在官闲田”和“私田”的区别。种屯田的，“力耕公田，不输赋税”（颇近乎古代的井田制度）。治在官闲田和种私田的，则都要“计亩出粟”。头下军州：唯酒税赴上京缴纳；市井之赋，均归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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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则官地输“租”，私田输“税”。租之制不传，但知其大率分田为九等。税则“夏税”亩取三合，“秋税”五升。又纳“秸一束”，计重十五斤。夏税从六月起，到八月止。秋税从十月起，到十二月止。也是用唐朝两税的法子。其猛安谋克户所输，谓之“牛具税”，亦名“牛头税”。“以每耒牛三头为一具。限民口二十五，受田四顷四亩有奇。岁输粟大约不过一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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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则取于内地的，分丁税和地税，系仿唐朝的租庸调法（但两者不并纳。地税少而丁税多的，就纳丁税。丁税少而地税多的，就纳地税）。而其取之，又有全科户、减半科户、协济户等的区别（又有一种新收交参户，则第一年至第五年，减收其数，第六年才入丁税）。取于江南的，分夏税和秋税，仿唐朝的两税法（官田不纳夏税）。役法的源起和其扰民，已见第四章第二节。司马光复差役之后，就旧党亦不以为然。于是诸役中的衙前，仍用坊场河渡钱招募，要不够才许签差。寻又变为招募。绍兴以后，讲究“推割”、“推排”之法。推割者，田产倘有典卖，税赋和物力，一并“推割”。“推排”则三岁一行，查考各户的资产，有无变更。这种办法，原想查明各户资产的多少，以定其户等的高下；按着户等的高下，以定其应役的重轻，是求公平的意思。但是这种办法，手续是很烦难的。而经手的吏，又要视贿赂的多寡，以为物力的低昂（纳赂多的，就说他资产少），所以仍没有良好的结果。公元1169年（孝宗乾道五年），处州松阳县，倡行义役。其法：由公众共出钱谷，以助输充的役户。此后各处仿行。凡行义役的地方，役法就没有什么扰害，这是因：一、役户既无破产之苦。二、官吏又不能借升降物力，以肆扰害。三、把一处地方应役的费，均摊在众人头上，既由人民自办，自然易得公平之故。可见人民自治的力量强，什么恶政治都可以设法防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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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朝的役法无可考。《马人望传》说：当时人所最苦的，是驿递马牛旗鼓、乡正、厅隶、仓司等役，至于破产不能给。人望“使民出钱，官自募役，时以为便”，则亦是行差役法的。金朝则分有物力的为“课役户”，无物力的为“不课役户”。京府州县郭下，都置“坊正”。村社则随户口多少为“乡”。置“里正”，以按比户口，催督赋役，劝课农桑。又置“主首”，以佐里正督察非违。置“壮丁”，以佐里正巡警盗贼（猛安谋克户，五十家以上，置“寨使”一人，掌同里正）。坊正、里正，都出钱雇募。其钱数，则以该地课役户所出物力钱总额十分之三为准。此外如要签差，则先及富人。富力相等，则先及丁多之家。其役非一家之力所能任，而事之性质，又不可分的，则取以次的户协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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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力钱，也是计算人民的“田园”、“邸舍”、“车乘”、“牧畜”、“种植”、“藏镪”等，以定其数的。金朝的征收物力钱，很为严酷。上自公卿，下至庶民，无一得免。甚至出使外国回来，说他受了“馈遗”，就要多征他的物力钱。其查察物力的法子，最初系“三年一籍”，后来变做“通检”，最后又变做“推排”。通检、推排，也是很骚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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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科差的名目有两种：一种唤做“丝料”，一种唤做“包银”。丝料之法：每二户出丝一斤，输于官，谓之“二户丝”。每五户出丝一斤，输于“本位”，谓之“五户丝”（这是诸王、后妃、公主、功臣收的，但不得私征，仍由地方有司代行征收给予）。包银之法：汉人每户出银四两。二两输银，二两折收丝绢等物。但其取之，亦因户而不同。此外又有“俸钞”。“全科户”输一两，“减半科户”输五钱。于是以合科之数，作“大门摊”。分为三限输纳（初限八月，中限十月，末限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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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摊丝户”，每户科摊丝四斤。“储也速儿所管纳丝户”，每户科细丝四斤。“复业户”，“渐成丁户”，第一年免科，第二年减半，第三年与旧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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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从租庸调变做两税之后，又于其外另取庸调一类的税，实在是叠床架屋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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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国史 [:1707086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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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租税制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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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税而外，其余的租税，共有两种：一是官卖的东西，二是各种杂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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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卖的东西，宋朝共有五种：便是盐、茶、酒、香、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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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被认为一种税源，由来最早。《管子》上，理论已经是很完备了（《海王篇》）。汉武帝曾行专卖之法，已见第二篇。从三国到南北朝，盐也大都有税。然而这时候，在财政上还不占重要的位置。隋文帝既定天下，把盐税全行豁除。唐初还是如此。高宗时，才听右拾遗刘彤的话，重行“禁榷”。但是这时候的办法，又和前此不同。前此的官卖，是直接卖给吃盐的人。这时候，却专卖给大商人，听他去零卖。这便是所谓“通商法”。然而这时候，盐税还是粗略的。到肃宗时候，第五琦做了盐铁使，才大变盐法。其法：于产盐之地，设立“盐院”。籍民煮盐，谓之“亭户”。煮就之后，堆积在盐院里，卖与商人。后世的盐法，大都以此为本（盐价本十钱一斗，第五琦骤加了一百文。德宗时，陈少游为盐铁使，又加了二百文，共卖三百十文一斗。第五琦去后，刘晏代之。初年盐税的收入，四十万缗，末年加到六百余万。天下之赋，盐利居半。顺宗时，李巽做盐铁使，初年也收六百余万，末年又加到三倍）。宋朝的盐，依出产的区域，分为“海盐”、“解盐”（解州、安邑两盐池）、“井盐”（四川）三种（海盐、解盐，都由官卖〈制海盐之民曰“亭户”，亦称“灶户”。制解盐之民曰“畦夫”〉。四川井盐：大者曰“盐”，小者曰“井”。盐由官掌。井则听凭人民制造贩卖。只要纳税而已）。亦行禁榷之法，又和“人中”、“刍粟”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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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税，也是起于唐德宗时候的。当时不过就栽制的人，课之以税。文宗时，宰相王涯改变茶法，才禁民栽制；把所有茶树，通统移植“官场”。官自焙制，卖与商人，就和第五琦的盐法一样。宋时，植茶之处，谓之“山场”。采茶之民，谓之“园户”。园户除岁纳若干的茶，作为租税外。其余的茶，一概由官收买（买茶的钱，是预给的，谓之“本钱”。但是往往不能依时发给）。在江陵（如今湖北的江陵县）、真州（如今江苏的仪征市）、海洲（如今江苏的东海县）、汉阳军（如今湖北的武汉市汉阳区）、无为军（如今安徽的无为县）、蕲州的蕲口（如今湖北的蕲春县）设立榷货务六处，官收下来的茶，或送到榷货务，或就本场发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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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税”也起于唐德宗时候。五代时，相沿未废。宋时，州城内皆官置“务”自酿，其县镇乡闾，则或许民酿，而定其“岁课”。其法：愿酿酒的人，官须查察其资产，长吏和大姓，共同作保。岁课不及额，保人须负赔偿的责任。当招商承办的时候，倘有两人以上，同时愿办，自然先尽认课多的。因而每当承办的人换易的时候，可以招徕商人，令其出价竞争，这个谓之“扑买”。其初承酿的，都是有资产的人。国家看了这一笔收入，也不甚认真，不过拿来补助补助地方上的经费。南宋以后，财政竭蹶了，酒税的进款，各路也就看做认真的收入。州县不得不解上去。而这时候，承办的人又往往纳不及额，就有酒已不酿，而向来所收的岁课，仍责州县收解之例。其结果就至摊在众人头上去，变做一种赋税（参看《文献通考》卷十七水心叶氏《平阳县代纳坊场钱记》）。“曲”亦归官专卖。其初唯三京有之。天圣以后，北京亦然。官卖曲亦有一定的界限，不得阑出界外。南渡以后，赵开又立一种“隔槽”之法，官设了场，并预备了酿酒的器具。人民要酿酒的，都叫他自备了米，到官场上来酿；而官收其税（每米一斛，收钱三千），当时收数大增。但是到后来，就有酿不足额，而强迫酿酒之家，叫他缴“一定的额的钱”的弊病（譬如向来酿米一斛的，现在就只酿半斛，也要缴足三千钱的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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矾的官卖，也是起于五代时候，而宋朝因之。管理卖矾的机关，亦谓之务。有“镬户”，制造入官（亦有时“募民粥”，又有时候用做入中的预备）。“香”则南渡后才官卖。其制，《宋史》不详。又由市舶运来的东西，属于“香药”、“宝货”两种的，必须要卖给官，由官再出卖。天圣以后，常用他偿给入边刍粟的人。南渡以后，又时时用他称提钞价（参看第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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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中”是商人输钱于京师榷货务，官给以券到一定的地方，去取一定的官卖品。“入刍粟”，则商人纳刍粟于边郡，边郡给之以券，或到京师和其他积钱的地方去取钱，或偿之以官卖品。宋初，大抵以解盐为陕西之备，东北的海盐，为河东之备，东南的海盐，为河北之备。雍熙（太宗年号，984年至987年）以后，茶亦为边籴所资。真宗时，又益之以香药犀齿。这种办法，是为收财利于中央及减免运输的烦劳起见。原不失为一种巧妙的政策。然而官吏和商人，往往表里为奸，就生出许多弊病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