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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件,中国历代的币制,是紊乱时多,整理时少。从汉到宋,只有汉朝的五铢钱,唐朝的开元钱,是受人欢迎的。此外就都是迫于无法,只得拿来使用。这两种钱,在社会上通行的时代实在很短。就是这两种钱通行的时候,也还有别种恶钱,夹杂在里头(历代钱法,因限于篇幅,未能历举。简单些,可把《汉书》、《隋书》、《唐书》的《食货志》看一遍做参考)。所以我们可以推想从汉到宋,社会上用钱的人,实在困苦万状。到五代,就更倒行逆施,有一两国竟用起铁钱来(这是同重商主义的经济学家一样的见解,想借此防止钱币流出于国外之故)。宋朝不能厘革,于一定的区域中,仍旧听铁钱行使。其中四川,交通既不方便,初平的时候,除江南、四川外,又都不准行用铁钱。所有的铁钱,就都一拥而入(江南后来却不行了)。而四川,以交通最不便的地方,使用这种最笨重的货币,于是数百年来扰乱中国经济界的钞法,就以此为发源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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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行用纸币,起于真宗时候。先时蜀人患铁钱太重,自行发行一种纸币,谓之“交子”。每一交计钱一缗,三年而一换,谓之一界(就是每三年,将旧的尽行收回,另发新的一次),以富民十六户主之。后来富民穷了,渐渐地付不出钱来,以致时有争讼。转运使薛田,乃请于益州设立交子务,而禁其私造。于是民间自行发行的纸币,就变做官发的了。熙宁时,曾以此法推行于河东、陕西,旋即停罢。蔡京当国,才推广其行用的区域,又改其名为“钱引”。当时除闽、浙、湖、广外,全国通行。然滥造滥发,并没兑现的预备,以致一缗只值钱十余文。纸币行用了不曾满一百年,已经闯下这么一场大祸来了。南渡以后,初时行用的,仍名交子。后来又有“会子”同“关子”(会子初仅行于两浙,后来亦但行于两淮、湖北、京西。关子则系末年所造),亦系分界行使。但(一)既不能兑现,(二)而每界又不能按时收回。往往两界或两界以上同时行使,其价格也就不能维持,有时实在下落得无可如何,便用金、银、度牒、官告、香药等去收回,谓之“称提”,但亦总不能回复额面的价格(最新的一界,已不能维持额面的价格。再前两界的,其价格就更要低落)。然而宋朝的纸币,总还算是好的,金朝就更不堪设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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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朝的行钞,是海陵迁汴之后,户部尚书蔡松年所出的主意。印造一贯、二贯、三贯五贯及十贯五种,谓之“大钞”;一百、二百、三百、五百、七百五种,谓之“小钞”,与钱并行,以七年为“纳旧易新”之限。其初信用很好,商贾有拿着钱去买钞的。章宗大定二十九年,罢“七年厘革之限”。从此出多入少,价格就渐渐地跌落。最可笑的是,恶货币驱逐良货币的法则,要彻底明白,原不容易。然而“铜钱和纸币,以同样的效力行使,人家一定要把钱藏起来”,这种事实,也是显而易见的。乃金章宗全不明白,反发“大定间钱至足,今民间钱少,而又不在官,何邪?”的疑问,于是立“人民藏钱”和“商旅赍现钱”的限制。其结果,藏的人还是藏,销为器物的还是销,运出境的还是运,市面上仍是钱荒。兵兴以后,财政困难,一味地借造钞接济,钞价就一落千丈。承安二年溃河之役,至以“八十四车充军赏”。贞祐三年七月,改交钞之名为贞祐宝券,不多时,就“千钱之券,仅直数钱”(四年八月,高琪说的)。兴定元年,又改造一种贞祐通宝,以一贯当宝券千贯,四贯等于银一两。五年,又造兴定宝泉,一贯等于宝券四百贯,两贯等于银一两。元光二年,又立法,每银一两,价格不得超过宝泉三百贯。其跌落之快,也就可惊了。于是又立法:凡物价在银三两以下的,不准用银。三两以上的,须三分之一用银,三分之二用钞。然而仍旧是有名无实,至哀宗正大间,民间遂全以银市易(用银的始末,见第四篇第十四章第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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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的钞法,又有一特别之点,便是它“不和铜钱相权,而和丝银相权”。因为这时候,社会上所存的钱,实在太少了。帛是社会上向来把它当货币用最广的。银则是新兴之物,最得大家信用的。这也是自然的趋势。中统元年,始造交钞,以丝为本。旋又造中统宝钞,分10、20、30、50、100、200、500、1000、2000九种。其价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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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统宝钞1贯=交钞1两=银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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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以纹绫织为中统银货,有一两、二两、三两、五两、十两五等,每一两的价,等于白银一两,没有发行。至元十二年,又造厘钞三种,是一文、二文、三文。因民不便用,十五年,就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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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统钞行之既久,物重钞轻。至元二十四年,改造至元钞。其价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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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元钞1贯:中统钞5贯:银两=金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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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晓得当时的金银比价,恰是十倍。中统钞行了二十八年,价格跌为五分之一。武宗至大二年,又造至大银钞。其价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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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大银钞1两=至元钞5贯=银l两=金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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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即位,因为倍数太多,轻重失宜,罢去银钞。而中统至元二钞,“终元世盖常行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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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的钞,离开铜钱,而和实物相权,共有五十二年。顺帝至正十年,丞相脱脱议改钞法。铸至正通宝钱,和历代铜钱并用,是为钞法的一变。这时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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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统钞1贯=至元钞2贯=钱1000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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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钱可以相权,钞价应当涨起。然而《元史》说:“行之未久,物价腾踊,价遂十倍。”大约因名为相权,其实徒有虚名之故。又值海内大乱。“每日印造,不可数计。舟车装运,舳舻连接……所在郡县,皆物贷相贸易。公私所积钞,人视之若弊楮。”元朝的钞法,就此无从收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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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的币制,虽不整理。究竟要添出铜钱,总不能像纸币那么快;货币价格的变动,就也不能像纸币时代那么快。宋、金、元、明四代的钞法,在正史的《食货志》上看来,也不过七八卷书;然而当时人民的财产,因此而受损失的,却不知凡几了。到了明朝,就成纸币的末运,而银两大行。这个留待下篇再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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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学术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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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魏晋到唐,为老学和佛学发达时代。第二篇第十五章第六节,已经说过了。到北宋时,而这种学问的反动力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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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代的哲学,可称为“东汉末年,琐碎的考据和前此妖妄不经的迷信合而为一”的一个反动。再进一步,就索性研究到佛学。这种学问,原是很有价值的。然而走到极端,就未免太偏于“出世”。到两宋时代,就要再一变而为“入世”了。这种思想,来源也颇远,唐朝时候,有一个韩愈,作了一篇《原道》,所说的,便是这种意思,但是韩愈这个人,学问太浅了,所以建设不出什么事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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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什么事情,总有个哲学上的根据。对于一种学问的反动,也必已尽量吸收这种学问的长处。所以宋学的起源,还得借重于道家之学——就是中国最古的哲学,而为神仙家所窃取的(参看第二篇第十五章第六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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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通行数百年,支配人心,极有力量的宋学,而其起源,反借重于一张隐居华山的道士(陈抟)所传的《太极图》和《先天图》,岂非奇谈。这张图,前人所辩争,是“到底是儒家的,还是道家的”的一个问题。我如今发明变相的道家(新神仙家)是本来一无所有的,他所有的都是窃取来的。这个问题,便没有辩争的必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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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抟之学,一传而为种放、穆修,再传而为刘牧、李之才、周敦颐。刘牧撰《易数钩隐图》,敦颐撰《太极图说》。图书之学,就如日中天。李之才传其学于邵雍,撰《皇极经世书》。这一派学问中术数一派,就发达到极点。周敦颐之学,由二程而远传于朱晦庵,这一种学问中哲理一方面,也就推阐无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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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两种思想,也是北宋时学术的渊源。一则五代时气节坏透了,所以这时候的学者,都要讲究砥砺气节,孙复等是这一派。一则这时候国势衰弱,社会也凋敝极了。要想挽回国势,救济社会,就得讲究经世之学。胡瑗、范仲淹等,是这一派。这两派的思想,再参以性理的精微,把修己治人,打成一橛,便是张载一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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