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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国史 [:1707086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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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蒙古的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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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节所记鞑靼、瓦剌的事情，都系根据《明史》。至《源流考》所载，则与此又异。《源流考》固然是疏舛百出的，然而除此以外，别无可据。这达延汗中兴的事情，就是现在的蒙族，所以分布成功如此状态的根源，又不能置诸不论。而《源流考》和《明史》，二者又无从折中比附，所以现在不避重复，将《源流考》所记，略为叙述于下。《源流考》记顺帝以后，蒙古大汗的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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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勒伯克汗听了浩海达裕的话，杀哈尔古楚克，而取其妻洪郭斡拜济（洪郭斡，就是翁吉喇的异译）。洪郭斡拜济怨浩海达裕，谮杀之。而额勒伯克汗，又派浩海达裕的儿子巴图拉，管领四卫拉特。卫拉特的乌格齐哈什哈不服，汗与巴图拉议杀之。乌格齐哈什哈就弑汗，乙未年（永乐十三年），又杀巴图拉。这一年，乌格齐哈什哈亦卒，子额色库立。洪郭斡拜济归额勒伯克汗时，已经有了三个月的身孕。归额勒伯克汗四个月后，而汗被弑，又给乌格齐哈什哈抢去；三个月而生一子，名曰阿寨。又有一个乌格德勒库，是服役于巴图拉的。巴图拉叫他“负筐拾粪”，就取“负筐之义”，名之曰阿鲁克台（《明史》的阿鲁台）。乙巳年（仁宗洪熙元年），额色库卒，其妻萨穆尔福晋，把这三个人流放。这时候，科尔沁阿岱台吉，已得蒙古遗众。三人同往依之。阿岱既得洪郭斡，遂即汗位（以事迹论起来，阿岱似乎就是《明史》里的本雅失里。虽然年代相差，也不足疑：因为《源流考》的年代，本来很不可据的），以阿鲁克台为大师。伐四卫拉特，获巴图拉之子巴噶穆。阿岱以赐阿鲁克台，阿鲁克台取“覆于釜中之义”，名之曰托欢。戊午年（英宗正统三年），托欢以四卫拉特的兵伐蒙古，弑阿岱汗。这一年，托欢也死了，子额森（也先）立，自称可汗。第二年，己未，阿寨的儿子岱总台吉即汗位。壬申（景帝景泰四年），伐卫拉特，战于吐鲁番之哈喇地方。额森差人说阿噶巴尔济，阿噶巴尔济叛岱总汗，岱总汗败死（以事迹论，岱总汗该就是《明史》的脱脱不花）。额森遂并杀阿噶巴尔济，他手下的人，怕蒙古人报仇，要索性杀掉哈尔固楚克。哈尔固楚克是额森的女婿，所以额森不肯。岱总台吉败亡时，蒙古勒克埒青吉斯年七岁，其母以之称乌珂克图汗。第二年，为多伦土默特之多郭朗台吉所弑，众推摩伦台吉为汗（大约就是《明史》的孛来）。第三年（景泰五年），为翁里郭特之摩里海王所弑（《明史》的毛里孩），国统中绝。到癸未年（英宗天顺七年），满都固勒（《明史》的满鲁都）才即汗位，杀摩里海。戊子年，满都固勒殁。隔了一年，庚寅（成化六年），巴图蒙克年七岁，才称达延汗（这是继承蒙古本族大汗统绪）。到四十一岁，甲子年（孝宗弘治十七年），又即汗位（这是仍做诸部族的大汗）。又四年而殁（以上的纪事，始终用洪郭斡拜济一个人做经纬，很有传奇的性质。这种纪事，原不足信。然而述蒙古大汗的统系，毕竟比《明史》详尽些，杀也先的阿拉知院，《源流考》称为卫拉特右翼的丞相阿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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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延汗是个中兴蒙古的伟人。可惜他的事迹，《明史》和《源流考》，也都不甚详尽。但知他长子早死，仍留季子格埒森札赉尔守漠北（大约仍旧是把旧业给斡赤斤的意思），这便是后来喀尔喀四部之祖。以次子乌鲁斯做右翼，三子巴尔苏做左翼。乌鲁斯为满都固勒所杀。达延汗怒，叫巴尔苏攻破满都固勒。就用巴尔苏为右翼济农，自己和嫡孙卜赤，徙幕东方，是为插汉部（今译作察哈尔）。巴尔苏有二子：长名衮必里克图，嗣巴尔苏为右翼济农。次名阿勒坦，就是《明史》所谓俺答，统四卫拉特之众（衮必里克之后，为鄂尔多斯。阿勒坦之后为土默特）。衮必里克图早卒，其众皆归于俺答。所以嘉靖时候，俺答独强。公元1550年（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9年、公元1563年三年，三次剽掠京畿，明朝竟无如之何。直到后来，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来降——这把汉那吉，是幼孤而育于俺答之妻的。后来娶妻而美，俺答夺之。把汉那吉怒，遂来降。俺答之妻，怕中国把她杀掉，日夜哭泣，俺答才来请和。公元1570年（穆宗隆庆四年），封俺答为顺义王。这时候，俺答又受了喇嘛教的感化（见第六章第二节），就不再犯边。俺答传子黄台吉（改名乞庆哈），黄台吉传子撦力克。俺答所夺把汉那吉之妻，原是俺答的外孙女（袄儿都司的女儿），历配三主，掌握兵权；替中国捍边，甚为恭顺，神宗封为忠顺夫人。撦力克卒，孙小失兔立，号令不行，套部遂衰。而东方之插汉部转盛，就生出满洲和蒙古的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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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国史 [:1707086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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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倭寇和丰臣秀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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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和外国的交涉，还有一件“倭寇”和万历时救援朝鲜的事情，也得略叙一叙（其和西南夷的交涉，因方便并入下篇里叙述）。日本自和元朝交兵后，就禁止国里的百姓，不准和中国交通。于是偷出海外，来做买卖的，都是些无赖的人，久之，遂流为海盗。元中叶后，日本分为南北朝。明初，南朝为北朝所并。其遗臣，有逃入海中的，也和海盗相合，于是其势渐盛，屡次剽掠中国和朝鲜的沿岸。然而这时候，其侵掠的主要地方，在于朝鲜，中国的受害，还不如朝鲜的深。日本从分裂以来，积苦兵戈，统一之后，沿海诸国，都想靠海外互市，弄几个钱。所以对中国朝鲜，贸易颇盛。从日本向中国，最近的海口，就是浙江。明初，设有市舶司，以管理互市的事情。嘉靖年间，废司不设。和日本商人做买卖的，都是些贵官势家。欠钱不还，弄得日本商人，流落海外，不能回国，就都变做海盗。沿海的人民，也有依附他的。以海岛为根据地，“饥则入掠，饱则远扬”。沿海的强盗又“冒其旗帜”，到处劫掠。明初为防倭寇起见，沿海地方，本都设有卫所，备有战船。承平久了，“船敝伍虚”。临时募渔船征剿，毫无用处。于是倭寇纵横千里，如入无人之境。“浙东西，江南北”，沿海之地，无不被其侵掠。甚至溯江而上，直抵南京。明朝竟无如之何。直到公元1556年，胡宗宪总督浙江军务，捕诛奸民陈东平、徐海。1557年，又诱诛盗魁汪直。倭寇失其耳目，势才渐衰。于是转掠闽广。到公元1563年，为总兵俞大猷、戚继光所讨平。然而沿海之地，已弄得凋敝不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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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寇之乱，只是一种盗贼的行为，原算不得日本国家的举动。却是隔不到三十年，日本的武人，又行起侵略政策来。原来日本从开国以来，世世和虾夷为敌。唐德宗时，日本拓地益广，就于东北边置征夷大将军。源氏平氏，世守其地。从宋朝以后，日本国王，都喜欢传位于子弟，自为太上皇，而又依旧要掌握政权。于是往往数上皇并立；或者一个上皇，握权数世，屡起纷争，总是借源、平二氏为助。其初平氏以外戚执政，后来为源氏所灭。源氏遍置“武职”于诸州，以守护“封土”，而总其权于征夷大将军。于是全国政权，尽归幕府，天皇不过徒有虚名而已（日本的天皇，所以能一系相传到现在，就是为此）。源氏自居镰仓，派家臣北条氏，守护京城。数传之后，又为北条氏所灭（当元世祖伐日本时，握日本政权的，就是北条氏）。元英宗时，日本后醍醐天皇，借北条氏家臣足利氏之力，把北条氏灭掉。旋又为足利氏所逼，退保吉野，足利氏别立一君，日本就分为南北朝。到明初，才统一。从源氏置“武职”以来，都是各据土地，子孙世袭，已成封建之势。足利氏初起时，要借将士之力，抵抗天皇，格外广行封建。到南朝既火，而足利氏亦衰。其所封建的将士，各个据地相争，足利氏又“势成赘疣”。而足利氏的将士，又各有其将士，又要分裂相争。日本的政权，就入于“陪臣之臣”之手，全国分裂。明世宗时，织田氏的将丰臣秀吉，起而征讨全国，战无不胜，诸侯无不慑服。然而秀吉念乱源终未尽绝，就想把这班人送到国外，开一次战争，就有了侵犯朝鲜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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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的王室李氏，在高丽王氏时候，本是世代将家，太祖成桂，又以讨倭寇有名，因此取王氏而代之。开国之初，兵力亦颇强盛。李朝累世，皆极注意于文化，然武备实颇废弛。在高丽王氏以前，朝鲜半岛，佛教盛行，元朝时候，宋学才输入。朝鲜近世的文化上，很受些宋学的益处；然而也沾染了宋朝人的习气，好立门户，事党争。从明朝中叶时候起，直到公元1910年亡国为止，党祸竟不曾能够消灭，真是言之痛心了（参看第十二章第三节）。公元1591年（神宗万历十九年），日本丰臣秀吉贻书朝鲜，叫朝鲜人替他做向导去伐明。这时候，朝鲜人分为东西二党。西党说日本人一定要来侵犯的，东党竭力反对。朝鲜宣祖，相信东党，毫不设备。1592年，丰臣秀吉派小西行长带兵二十万攻朝鲜。从釜山登岸，直逼京城。朝鲜仓促遣兵御之，大败。宣祖奔开城，旋又逃到平壤，又逃到义州，告急于明。明朝以宋应昌为经略，李如松为东征提督，率兵往援。如松战于平壤，大捷，尽复汉江以北之地。旋又轻进遇伏，大败于碧蹄馆（在坡州之南）。这时候，朝鲜人全国流离，饿殍载道，日本兵也没有粮饷；又平壤一战，晓得明兵非朝鲜兵可比，士气颇为沮丧，于是退军庆尚南道。而明朝从碧蹄馆一败，也觉得用兵没有把握，于是抚议复起（先是平壤未战以前，兵部尚书石星，募人使日本军。嘉兴人沈维敬，应募而往。及平壤战后，抚议遂绝）。及是，再差沈维敬前往。迁延到公元1281年，才派沈维敬去，封秀吉为日本国王。秀吉不受，反遣清正行长再发兵十四万去攻朝鲜。神宗大怒，下沈维敬于狱，以邢玠为总督，发兵救朝鲜。玠至，督诸军划汉江而守。相持到明年，丰臣秀吉死了，日本兵才退回去。这一次，明朝调兵运饷，骚动全国，竟其没有善策。然而朝鲜人从此以后，深深感激中国。到后来，虽然受清朝的兵力压迫，始终心向着明朝。清朝既经入关，朝鲜孝宗，还“训卒厉兵，欲伺其后”。到吴三桂举兵时，不幸孝宗短命死了。孝宗的儿子显宗，是个柔懦无能的人，不能继父之志。然而朝鲜士人之中，还有三上万言书，请“追先朝薪胆之志”的。肃宗时候，造了一个“大报坛”，以太牢祀明神宗（英祖时，并祭明太祖和毅宗）。模刻明成化中所赐印，为子孙“嗣位之宝”。正祖辑《尊周汇编》，尤“三致尊攘之意”。终李朝一朝，始终没用清朝的年号，奉清朝的正朔。天下最可贵的是人情！这种深厚的感情，在历史上遗传下来；将来中国人和朝鲜人，总有互相提携的一天的，历史上的年代长着哩，数十百年，算得什么？看的人请等着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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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国史 [:170708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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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国史 第二章 明朝的内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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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国史 [:1707086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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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宦官的专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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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内治，差不多始终为宦官把持。太祖、成祖两朝，内治总算是清明的。仁宗在位，只有一年。宣宗时，北弃大宁，南弃安南，对外的不竞，就从此开始了。英宗立，宠任了一个王振，一切妄作妄为，其结果，就弄出土木之变。从成祖建立东厂，叫宦官刺探外事，宦官有了司法之权。王振专权时，也派他的义子马顺，管理镇抚司。有和他反抗的人，就叫镇抚司捕治，所以朝臣都拿他无可如何。英宗回国以后，本没有再做皇帝的道理。却是当英宗北狩时，朝臣有主张迁都的，也有主张坚守京城的。侍讲徐有贞，便是主张迁都最力的人。英宗回来之后，不免心怀惭愧。战将石亨，守京城有功，也因赏薄怨望。景帝初立英宗的儿子见深为太子，后来把他废掉，立了自己的儿子见济。偏偏见济又不争气，死掉了，景帝就久不建储。公元1458年，景帝有病。徐有贞、石亨等和内监曹吉祥相结。以兵闯入宫中，迎接英宗复位。废景帝，复为郕王，徙之西内，不多时，就死了，是为“夺门之变”。徐有贞旋为石亨所排挤，贬谪而死。石亨、曹吉祥都因谋反事泄，伏诛。英宗再做了皇帝。似乎他的行为，总应当改弦易辙了，却是依然昏聩，靠锦衣卫使门达、逯杲做耳目（石亨的反谋，系门达所举发。曹吉祥造反时，逯杲为其所杀）。因此英宗格外信任锦衣卫，锦衣卫就广遣校尉，到各处去侦探事情。弄得敲诈官吏，诬害平民，天下大受其害。公元1464年，英宗崩，宪宗立，诛门达，却又宠任了太监汪直。于东厂之外，别立西厂，派汪直领其事。缇骑四出，屡兴大狱；无赖校尉，布满民间，贻毒更不堪设想。公元1482年，才诛汪直，罢西厂。然而所信任的，仍是太监梁芳、方士李孜省、和尚继晓等一班人。公元1487年，宪宗崩，孝宗立，才把这三个人杀掉。刘健、谢迁、李东阳，相继秉政。把先朝弊政，极力厘剔，天下翕然。在位十八年，政治总算是清明的。到孝宗崩，武宗立，就又闹得不成样子了。武宗宠任太监刘瑾，于东西厂之外，别立内厂，派刘瑾主其事。武宗坐朝时，不知什么人，投了一封匿名书于路旁，数瑾罪恶。瑾就矫诏召百官三百多人，都跪在午门外，加以诘责，至于半日之久，然后把他们都送到监里，其专横如此。公元1510年，安化王寘反。遣都御史杨一清讨之，太监张永为监军。一清游说张永，回见武宗时，极言刘瑾的罪恶。武宗方才省悟，把刘瑾杀掉。又有个大同游击江彬，交结了内监钱能的家奴，以蹴鞠侍帝。极言宣府、大同景物之美。于是武宗自称镇国公朱寿，出游宣府、大同，又从大同渡河，幸延绥，南至西安，由西安到太原。于是人心惶惶，谣言蜂起。宁王宸濠，乘机反于南昌（公元1519年）。陷南康、九江，东攻安庆。幸而王守仁起兵赣南攻其后，仅三十五日而平，总算是侥幸万分了。武宗却丝毫不知反省，反借亲征为名，到南京去游玩了一趟。平心论之，武宗不过是一个纨绔子弟，倘使不做皇帝，也不过是个败家子，无甚大害及于社会。要是处境困厄，或者还能养成一个很有才干的人。却是做了个皇帝，就把天下弄得如此糟（从古以来的皇帝，像这样的很多）。这也可见得君主世袭制度的弊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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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国史 [:1707086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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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权臣和党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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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宗崩后，世宗即位。世宗的性质，是偏于严刻的。即位之初，用杨廷和为大学士，厘革武宗时的弊政。天下翕然，颇有想望太平之意。旋因议尊本生父兴献王为皇考，而称孝宗为皇伯考，罢斥抗议的朝臣，而进用承顺意旨的张璁、桂萼。这件事，虽然没甚关系，然而从此以后，阿谀取容迎合意旨的人，就渐渐地得法起来。中叶以后，用严嵩为大学士。世宗颇好神仙，终日从事斋醮。一切政治，都置诸不问。又好以“明察自矜，果于刑戮”，就为严嵩所利用，故意激怒了他，以“入人罪”。于是大家都惧怕严嵩，没人敢和他反抗。严嵩就得以大权独揽。公元1550年，俺答大举入寇，直逼京城。严嵩以“辇毂之下，败不可掩，戒诸将勿与战”。于是虏兵纵横内地八日，掳掠得够了，方才扬去。世宗看见城外火光烛天，问是什么事？左右便以失火对，其蒙蔽如此。这时候，南有倭寇，北有俺答，用兵都连亘十余年；内地的政治，又是如此腐败；明朝的元气，就此大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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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566年，世宗崩，穆宗立，张居正、高拱，相继为相，革除世宗时弊政。这时候，倭寇初平，俺答也请和，东南西北之民稍稍息肩。唯东方的察哈尔部又强盛，蓟、辽时被侵寇（参看第六章第三节）。高拱乃用戚继光守蓟镇，李成梁守辽东。继光守御甚严，成梁屡战破敌，于是东北边亦安静。公元1572年，穆宗崩，神宗立，年方八岁，张居正辅政。居正是个“综核名实”的政治家，要行严肃的“官僚政治”的。明朝从世宗以来，吏治败坏，已达极点。又累朝都好奢侈，国家财政，固极困难，人民生计，尤为凋敝。到处都盗贼窃发，民不聊生。居正乃“行官吏久任之法，严州县讳盗之诛。崇节俭以阜财，峻刑法以治盗，信赏必罚，号令严明”。一纸文书，虽“万里之外，无敢不奉行唯谨”。所以神宗初政，论史者称赞他有“起衰振敝”之功。然而神宗本不以张居正为然，不过迫于太后，无如之何。公元1582年，张居正卒，就追夺他的官爵，籍没其家。从此以后，做宰相的，一切都奉承意旨，纪纲废弛，仍旧和前此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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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宗亲政以后，荒于酒色。中年以后，怠荒更甚，至于二十多年不视朝（这时候，鸦片初输入中国。有人说：神宗实在是抽了鸦片烟的，但是没有什么确据），官缺的也不补人。至于正旦朝会，朝廷之上，寥寥无几人（大凡结党攻讦，总是起于没有是非的时候。要是有比较清明一点的政治，朋党自然结不起来的）。神宗既然二十多年不视朝，一切章奏，自然是“留中不发”。于是言路互相攻击的人，无是非曲直可见，格外攻击得厉害。而只要言路一攻，其人就自然引去，于是言路的势力，反而更重。这时候，又有在野的顾宪成等，讲学于无锡东林书院，颇“议论时事，臧否人物”。附和他的人很多，就中朝的人物，也有遥相应和的，于是党议复起。言路之中，分为齐、楚、浙三党；朝臣之中，又有所谓昆、宣党，互相攻击。而这时候，又适有所谓“三案”的好题目，就攻击得更为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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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宗皇后王氏，无子。恭妃王氏，生皇长子常洛。贵妃郑氏，也生子常洵。帝宠郑贵妃，欲立其子。借口待中宫有子，久不建储，群臣屡以为言。公元1601年，才立常洛为皇太子。公元1615年，忽然有一个不知姓名的男子，持梃闯入东宫，击伤守门内侍。把他拘来审讯，他自言姓张，名差，是郑贵妃宫中太监刘成、庞保主使他的。于是众论哗然，很有直攻郑贵妃和贵妃的兄弟郑国泰的。后来事未穷究，但把张差、刘成、庞保三个人杀掉，就算完结。这个唤做“梃击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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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20年，神宗死了，常洛即位，是为光宗。不多时，就病了。鸿胪寺丞李可灼进红丸一粒，光宗服之，明日而崩。于是东林党说这进红丸的事情，李可灼不能不负责任，也有人不以为然的，是为“红丸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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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宗崩后，熹宗即位，时年十六。光宗的选侍郑氏，也住在乾清宫。御史左光斗上疏力争，选侍不得已，才移居哕鸾宫，是为“移宫之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