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诏使复冠如唐制。初元世祖自朔漠起而有天下，尽以胡俗变易中国之制。士庶咸辫发椎髻，深襜胡帽，无复中国衣冠之旧，甚至易其姓名。为胡名，习胡语，俗化既久：恬不知怪。上久厌之，至是悉令复旧衣冠，一如唐制。士民皆以发束顶。其辫发、椎髻、胡服、胡言、胡姓，一切禁止。于是百有余年之胡俗，尽复中国之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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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汉族人除掉辫发，实际还不过二百七十七年（洪武元年至顺治元年，公元1368年至公元1644年）。如何又碰上满洲人，来强行起辫发令来呢？清兵的入北京，是五月初三。第二日，即下剃发之令。到二十四日，又听民自由。江南既下之后，又下令强行起来。京畿之内，限十日，外省限文到之后十日，尽行开剃。倘有不遵，即行处死。于是江南民兵，蜂起反抗。其结果，就酿成嘉定屠城等惨剧。按稻叶氏书又载世祖迁都之后，对于南方的檄文，有“尔明朝嫡胤无遗，势难孤立。用移大清，宅此北土……其不忘明室，辅立贤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理亦宜然，予不汝禁”云云。则清朝初入北京之后，还承认明朝自立的。到既下江南之后，才断然有并吞中国的意思。所以辫发令即强行于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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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这种行为，断无可以持久之理。汉人所以都为其所压服，全是吴三桂等一班军阀，为虎作伥。然而福、唐、桂三王灭亡之后，实权也还不全在满人手里。只要看当时吴三桂的用钱用兵，兵部户部，都不能节制。用人也不由吏部，另称西选。西选之官半天下，就可知道西南半壁，差不多完全不在北廷手中了（顺治八九年间，岁入在14000000两左右，兵饷在13000000左右。而三藩之饷，即已占9000000）。直到三藩平定之后，汉人才真为满人所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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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味用高压政策，也是不行的。所以从圣祖以后，对于汉族，也颇取怀柔的手段。一面尊崇明太祖，封建其后，以减少汉族的反感（圣祖南巡，每过南京，必向明太祖陵致祭。世宗雍正二年，又封明后朱之琏为一等侯）。一面开博学鸿词科（康熙十七年），纂修巨籍（可参看下节），以网罗人才。一面表章程朱，尊崇理学，想唤起汉人尊君之心。一面又大兴文字之狱，焚毁许多书籍，以摧挫他们的气焰（清朝文字之狱，大的有好几次。其一是庄廷之狱。廷是湖州富人。明朝的朱国祯，曾著了一部《明史稿》，明亡之后，稿藏于家。后来朱氏的子孙窃了，把稿子抵押给庄廷。廷替他补全了崇祯一朝的事实，要想刊刻，未成而死。他的父亲允诚，遂替他刻完了。为归安知县吴之荣所告。延戮尸，并杀其弟廷钺。列名书中的人，和失察的官吏，死掉七十多人。其二是戴名世之狱，戴名世，桐城人。所著《南山集》，多采同县方孝标的《滇黔纪闻》。中多涉及吴三桂处。事发，孝标戮尸，名世弃市。替他刊刻的尤云锷，收藏板本的方苞都坐罪。以上是康熙时的事情。其三是汪景祺之狱。景祺，浙江人。著《西征随笔》，颇议论康熙时的朝政。世宗就坐他个“大逆不道”的罪名，把他杀掉。妻子和“期亲”都遣戍，五服以内族人，皆斥革拘管。其四是查嗣廷之狱。雍正四年，查嗣廷典试江西，以“惟民所止”命题。世宗说他是把雍正两字，截去了头。嗣廷死于狱中，仍戮尸枭示，儿子亦坐死，家属都遣戍。其五是陆生楠之狱。生楠广西人，著《通鉴论》十七篇。中有论君权太重，及封建制度，万世无弊等语。被杀。其六是曾静、吕留良之狱。吕留良，字晚村，浙江人，尝讲学于家。湖南人曾静，见其所评时文中，有论井田封建的话，颇以为然。叫自己的门徒张熙，去找他的儿子吕毅中，把他的遗稿取来。后来诸王布散谣言，曾静以为有隙可乘，叫张熙到四川去见岳钟琪，劝他造反，为钟琪所举发。世宗把吕留良剖棺戳尸，曾静、张熙，却免死拘禁。到乾隆初，亦被杀。以上是雍正时的事情。其七是胡中藻之狱。胡中藻，鄂尔泰的门生，著有《坚磨生诗钞》。高宗摘其中字句，指为有意谤毁。下狱，凌迟处死。鄂尔泰的侄儿子鄂昌，高宗说他诗中称蒙古为胡儿，沾染汉人习气，也勒令自裁。其八是徐述夔之狱。徐述夔，浙江举人，高宗时已死。高宗亦摘其诗句，指为怀挟异志，剖棺戮尸，杀其二子。其九是王锡侯之狱，王锡候，江西举人。因刻了一部《字贯》，怨家讦发他，说是删改《康熙字典》，亦被拿问。巡抚以下，都得失察的处分。以上是乾隆时的事情。“禁书”起于乾隆三十九年，本说以五年为限，后来屡次展限。到五十三年，仍有很严厉的谕旨，勒令各处销毁。据当时刑部所奏，共烧毁二十四次，五百三十八种，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部）。这种政策，是康、雍、乾三朝一贯的。他们想把这种刚柔并用的政策，压服汉族——然则到底曾收多少效果呢？我敢说是丝毫的效果也不曾收到。请看第十三章第五节，自然明白。至于清朝所以能享国长久。还靠康雍两朝，政治总算清明的力量。请看下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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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顺康雍乾四朝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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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明朝末年，中国的社会，是凋敝得不堪的。世祖入关之后，即罢免“三饷”。又定《赋役全书》，取民之数，都照万历中叶的旧额。其时虽各处用兵，军费浩繁，总算始终没有加赋。圣祖亲政，又裁撤十三衙门，罢诸种织造。宫中用度，更为省俭。圣祖是个聪明特达的君主。他乐于求学，勤于办事。于天文、地理、律历、算术……学问，多所通晓。又颇能采用西洋的学问（见第十章第二节），而尤其相信理学，佩服程朱。他尝说：“昔人每曰：帝王当举大纲，不必兼亲细务。予心殊不谓然。一事不谨，则贻四海之忧；一时不谨，则贻千百世之患……故予之莅政，不论巨细，即奏章之内，有一伪字，必加改正，而后发出。”这几句话，固然不免有几分矫饰；然而他能励精图治，确是实在的。他又说：“明季宫中一日之用，万金有余。今朕交付于内务府总管，应付之银，一月仅五六百两。并一切赏赐，不过千金。”又说：“所有巡狩行宫，不施采绘，每处所费，不过一二万两。较之河工岁费三百余万两，实不及百分之一。”这种话，固然也不免有过情之处，然而他能俭于用财，也确是真的（圣祖于康熙二十三、二十八、三十八、四十二、四十四、四十六年，尝六次南巡，所过确未闻有多大的扰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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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三藩平后，国内已无战事，政治亦颇清明，百姓就得以休养生息——原来中国的人民，勤苦治生的力量，是很大的。只要没有天灾人祸去扰累他，他的富力，自然一天一天会增加起来。就财政上头，也看得出他的反映。当三藩乱时，清朝的财政，还是入不敷出的。乱平之后，收入便逐年增加。到公元1709年（康熙四十八年），国库里就有了五千万两的储蓄了。圣祖是主张藏富于民的，于是下诏：令三年之内，将全国钱粮，通行减免一次。公元1712年，又命以后征收钱粮，即以康熙五十年所收为定额。以后新生的人丁，永不加赋（参看第十四章第五节）。这种办法固然是疏节阔目；朝廷不甚诛求，行政官吏，也就无所凭借以作弊，百姓可以得到许多好处。然而圣祖晚年的政治，也不免流于宽纵些。即如各省欠解的钱粮很多，也都没有认真查追。吏治长此因循，不但财政，一切政治，都要受其影响。世宗即位，就一变方针，而以严肃为治。首先盘查各省的库款，迫缴欠解的钱粮。又把征收时的“火耗”，化私为公（火耗是因赋税征银，官吏把百姓所缴的碎银，熔铸大铤，然后起解，所生的一种消耗。官吏借此名目，多取于民，其数目也颇为可惊）。对于盐课，关税，也竭力整顿，都得到很大一笔收入。国家财政基础，就更形巩固。雍正年间，国库余款，曾积至银六千万两。末年虽因用兵消耗，高宗初即位时，仍有二千四百万两。公元1782年，国库又积到七千八百万两。这就是清朝财政极盛的时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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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宗的治法，是极端主于严刻的。当圣祖时候，群臣颇有结党相争之风。而居南书房的高士奇，以文学家世，为人所依附的徐乾学，和居言路的许三礼、郭琇等，声势尤其赫奕。世宗深恶朋党，尝御制《朋党论》，以儆戒诸臣。又设立军机处，以分内阁之权。把六科改隶都察院。以摧折言路的气焰。另设奏事处，令奏事的不必尽由通政司。机要事情，并许直达御前，以防臣下的壅蔽。这种大权独揽，真有“一人为刚，万夫为柔”的气概。然而鄂尔泰、张廷玉分党相争，仍旧没有免掉。世宗为对付诸王起见，多设密探，以为耳目。此后遂至刺探朝臣的隐私，格外弄得朝臣都惴惴不自保，只知道小心谨慎，以求免祸。高宗的明察，不及世宗。而一副“予智自雄”的神气，却是如出一辙。动辄严词驳诘，有类骂詈。又时时要用不测的恩威，使得臣下恐惧，“待大臣以礼”之风，是丝毫没有的。所以到后来，全剩了一班“阿谀取容之士”，没有一个“正色立朝之臣”。这是清朝政治的短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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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件，康雍乾三朝，对于文化事业的尽力，也颇可一述的。御制或敕撰的书籍，是历代都有。国家搜罗书籍，把他校勘珍藏，更是历代都有的（考校经籍的历史，颇可以见得历代学术的派别，文化的升降〈质而言之。就是有学术史的一部分的价值〉，也是颇有趣味的事情。简单一点，可以把汉、隋、唐、明各史的《经籍》、《艺文志》，《文献通考》的《经籍考》，以及清朝的《四库总目》浏览一遍）。其中官纂的巨籍，要推明朝的《永乐大典》为最。清朝康熙时的《图书集成》，也是照这部书编纂的。都是“类书”的体例。高宗时的《四库全书》，却是“丛书”的体例。这种书籍，编纂固未必尽善（譬如《永乐大典》，本是类书的体例。然而后来有许多编得极草率的，并不将全书按内容分析，编入各类，却把一部书硬抄入某一类之内，不管它内容合不合。这竟是笑话了。四库馆开时，对于各处送来的书，有予以“著录”的，有仅予存目的，其中去取，也未必尽当。当时曾从事于“辑佚”，把已亡之书，尚存于《永乐大典》中的，搜集出来。固然辑出许多紧要的书，也有许多紧要的，并没有辑出来）。然而清朝人毕竟靠了《永乐大典》辑出许多佚书来，《四库全书》，则现在大略完全的，还有四部（北京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奉天文溯阁，热河文津阁，谓之内廷四阁。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谓之江浙三阁。文澜颇有散亡，文渊、文溯、文津三阁的书，则还大都完好）。于保存文化上，究竟有很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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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述，都是内治一方面的事情。还有康雍乾三朝的武功，也是极有关系的，请于以下三章，述个大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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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国史 第六章 近代的蒙回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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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种族和宗教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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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方，除内地十八省和关东三省外，可以大体为两个高原（参看第三篇第八章第二节）。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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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蒙古新疆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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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青海西藏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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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蒙古高原，向来是游牧民族占据的。新疆高原，即游牧（行国）、耕稼（居国，即城郭之国），民族错居，而大部分是城郭之国。其民族：则占据蒙古高原的，是匈奴、柔然、突厥、回纥（其实可称匈奴、丁令两种人。因为柔然所用的，都是丁令之众；突厥、回纥，又都是丁令的分部。参看第二篇第十三章第一、二、三节）。占据新疆高原的，是塞种和氐、羌（第二篇第四章第二节）。其占据青海西藏高原的：则系氐、羌和藏族；而印度雅利安人，侵入其南部的雅鲁藏布江流域（第二篇第十四章第二、三节）。这些话，前文都已说过了。却是到近世，起了一个大变化。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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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回纥为黠戛斯所破，迁入天山南路，而丁令种族，占据了新疆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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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回纥败亡之后：黠戛斯没有能够占据漠南北；契丹的实力，也只及于漠南的一部分；蒙古高原，就多时没有强大的民族。直到蒙古人兴起，才尽为所据（蒙古是靺鞨鞑靼的混种。然其种族，究当以靺鞨为主。所以近世，可算是肃慎种族极兴盛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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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从蒙古人兴起之后，新疆高原，也为所征服。虽没有能将本来的民族——回族——融化（这因回纥也是大族之故），而在近世，蒙古高原和新疆高原的历史，也发生极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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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青海西藏高原，向来和别处地方，关系较少。却是近世，喇嘛教大行；而又适值蒙古人勃兴之际，于是在政治上，则蒙古征服西藏，在宗教上，则西藏征服蒙古，而蒙古高原和西藏高原的历史，也就发生极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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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当此时代，蒙古人又侵入青海，就使蒙藏两高原，历史上的关系，更加一层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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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近世，喇嘛教大行于青海、西藏和蒙古高原——其余波并及于关东三省——而新疆高原，则仍为天主教流行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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