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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人这时候，正当丧乱之后，又和波兰、土耳其构兵，断无实力顾到东方，所以很希望同中国媾和（剽掠黑龙江沿岸的土人，也是俄国政府很不愿意的，不过无法禁止这一班远征队）。公元1655年（顺治二年）、1656年、1669年（康熙八年）、1670年、1676年，连派使臣到中国来，要想修好通商。无奈都因“正朔”、“叩头”等问题，弄得不得结果。公元1686年，俄国又派全权公使费耀多罗（Feodor Alexeniiuch Golovin）到东方来，和中国协议，先遣人来报告起程和到着的日期，并请约定协议之地。公元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圣祖亦派内大臣索额图、都统佟国纲、尚书阿尔尼、左都御史马齐、护军统领马喇、督捕官张鹏翮等为钦差大臣，以教士徐日升、张诚为通译，前往开议。公元1689年六月四日，与俄使会于尼布楚。这时候，中国使臣的扈从，已有精兵万余。圣祖又命都统郎坦，发兵一万，从瑷珲水陆并进，以为使臣的后援。八月八日，初次开议。俄国使臣，要以黑龙江分界。中国使臣不许。迟之多日，到二十三日再会议，又不成。二十五日，教士居间调停，亦无效。于是和议决裂在即，而这时候，俄国的兵力，断非中国之敌。二十七日，俄使乃表示让步，续行开议。九月九日，议成。两国的疆界：东自黑龙江支流格尔必齐河，沿外兴安岭至海。凡岭南诸川，入黑龙江者，都属中国，岭以北都属俄。西以额尔古纳河为界，河南属中国，河北属俄。两国的臣民，持有护照的，均许其入境通商（这一年，俄大彼得才亲政，以后俄的情形，也就和前此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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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希望同中国通商，也由来已久。公元1567年（明穆宗隆庆元年）、公元1619年（明神宗万历四十七年）两年，就遣使前来。因无贡物，不许朝见。公元1655年（顺治十二年）、公元1656年、公元1661年、公元1670年（康熙九年）年所派各使，则或以商人兼充，或以商人为副。大抵肯跪拜的，中国就许其朝见。不肯的，就不许。而带来的货物，则总许其发卖的。公元1636年的使臣，系荷兰商人。一切都依朝贡的礼节，居然得允许通商，但是还没有确实的办法。从《尼布楚条约》定后，两国的通商就明订在条约上了，然而依旧不能实行。于是俄帝彼得，又派德国人伊德斯（Iaes）到中国来。康熙三十二年，到北京议定，此后俄商，每三年许到北京贸易一次。人数以二百为限，寓居京城里的俄罗斯馆内，共准滞留八十日，其货物并得免税。中俄通商的事情，到此才有个明确的办法。其土谢图汗与西伯利亚接境处，则人民互相贸易，由来已久，至此亦仍准其岁一互市。然在北京的贸易，因为管理的官吏所诛求，不甚发达。其在土谢图汗境内，则因并无官员管理，纷扰颇甚。而蒙人逃入俄境的，俄人又均不肯交还。到后来，土谢图汗就请于朝廷，要绝其贸易。而天主教士在京师的，亦和俄国人不协，撺掇圣祖，把俄人赶掉。公元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朝廷就下诏，命所有的俄人，概行退出国境。于是中俄的通商关系，又复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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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多时，俄国女主加他邻第一，又派使臣拉克青斯奇来，请议通商和俄蒙边界事宜。公元1727年（雍正五年）到北京，朝廷也愿意同他开议。而以和外国使臣在京城议约，是从来所无之事，仍叫他退回恰克图，再派内大臣策零色格，侍郎图理琛去和他开议。是为《恰克图条约》。俄蒙交界：自额尔古纳河岸，到齐克达奇兰，以楚库河为界。自此以西，以博木沙奈岭为界。而以乌特地方，为两国中立之地。俄商仍得三年一次到北京贸易，而人数加至三百人，留居的期限，亦延至三年。到公元1737年（乾隆二年），才取消北京的贸易，专归并恰克图一处（此后交涉，每有葛藤，清朝就以停止互市为要挟的手段。乾隆三十年、三十三年、四十四年、五十年，共停市四次。五十年停得最久，到五十七年才复开。又订立条约五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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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国史 [:1707086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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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西南最初对待外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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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和外国人交涉，是自尊自大惯了的，——也是暗昧惯了的。打破他这种迷梦的第一声，便是五口通商之役。这一次的交涉，弄得情见势绌；种种可笑，种种可恨，种种可恼，从此以后，清朝在外交界上，就完全另换了一番新局面了。这种事情，其原因，自然不在短时间内。若要推本穷源论起来，怕真个“更仆难尽”。且慢，我且把西人东渐以后，五口通商以前，清朝对西洋人的交涉，大略叙述出来。这虽是短时间的事情，却是积聚了数千年的思想而成的。真不啻把几千年来对外的举动，缩小了演个倒影出来。读者诸君看了，只要善于会心，也就可以知道中国外交失败的根源在什么地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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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开海禁，事在公元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于澳门、漳州、定海、云台山四处，都设立税关。公元1757年，又把其余三处停罢了。外人来通商的，只许在澳门一处。这时候，外商自然觉得有点不便。然而其所最苦的，却还不在此。你道最苦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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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收税官吏的黑暗。浮收的税，要比正额加几倍。这还是税则上有名目的东西，其无名目的东西，就更横征暴敛，没个遮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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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买卖得不自由。当时的外国商人，不但不准和人民直接做买卖，并不准和普通商人直接做买卖。一切货物，都要卖给“公行”（一种由商人所组织而为国家所承认的中买机关）里头，再由公行卖给普通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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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管束外商章程的无谓。这种章程，是公元1659年因总督李侍尧之奏而定的。说起来更可发一笑，当时的外国商人，除掉做买卖的时候，不准到广东。而做买卖的期限，一年只有四十天。又定要住在公行所代备的商馆里（嘉庆时候，定了通融办理的章程，每月初八、十八、二十八三天，准带着翻译，到花园里去走走），以前则简直硬关在商馆里的。而到商馆里来的外商，又不准携带家眷，出外不准乘坐轿子。要进禀帖，也得托公行代递，不得和官府直接。万一公行阻抑下情呢？也只得具了禀帖，走到城门口，托守城的人代递，不准入城。这许多章程，不知道为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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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国派了个大使马戛尔尼（Earl of Macartney）来，请求改良广东通商章程。并许英人在舟山、宁波、天津三处通商，于北京亦设立货栈，销卖货物。这时候，正直高宗八旬万寿，朝臣就硬把他算做来庆祝万寿的。赏赐了一席筵宴，许多东西。而于其所请之事，下了两道敕谕给英王，则一概驳斥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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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816年（嘉庆二十一年），英国再遣阿姆哈司（Amherst）前来，这时候，西洋人到中国来，是只准走广东的。阿姆哈司从天津上岸，中国已以为违例。偏偏他的行李又落后，因国书未到，要请暂缓觐见。中国人就疑心他并没带得表文，立刻逼着他出京。但是虽没有许他觐见，仍赏赐英王珍玩，对于使臣，也加以抚慰，令其驰驿从广东回去。在清廷，还算是恩威并济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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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一方面，既已如此。而广东一方面，又起了一番新。原来从公元1834年（道光十四年）四月以前，英国对中国的通商，也在东印度公司专业权的范围内的。公元1831年（道光十一年），广东总督因东印度公司的专业权，将次取消，命公行通知公司，希望其解散之后，也派出一个大班来，以便处理各事。公元1833年，英王任命拿皮楼（Napier）为主务监督。而中国人仍当他是大班，不许他和官府直接，要用禀帖，和公行转呈。争论多时，拿皮楼便坐了一只船，硬闯入广东，要见总督。总督说他不遵约束，发兵把商馆包围起来。而且停止了英国人的通商。断绝了他们的粮食饮水。英国人没法，只得婉劝拿皮楼，回了澳门。不多时，拿皮楼便死了。继任的两个人，都很软弱，不大敢同清朝人开交涉。四五年间，倒也平安无事。公元1837年，英国把主务监督废了，派义律为领事，又要求进城。这时候，邓廷桢为广东巡抚，颇明白事理，就奏请准其进城。然而要求一切公事，和中国官府直接，仍办不到。于是义律报告本国政府，说要同中国通商，非用兵力强迫不可；而这时候，适又有一个鸦片问题发生；两国的战机，就勃发而不可遏了（这一节叙事，请参看《清朝全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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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五口通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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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烟输入中国，是很早的。《开宝本草》（宋太祖开宝时，命刘翰、马士等所修，名《开宝新本草》。后以“或有未允”，又令翰等重加详定，是为《开宝新详定本草》）上头，就有它的名字了。但这时候，只是当做药用。吸食的风气，怕是起于明末的。公元1729年，便是清朝的雍正七年，已经有了禁令。但这时候，输入的数目还不多（大概是葡萄牙输入的）。公元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得了垄断中国贸易的特权；孟加拉又是鸦片烟产地，输入就日多一日。当公元1729年，每年不过二百箱左右；公元1821年（道光元年），增至四千箱；公元1828年，增至九千箱；公元1839年，又增至三万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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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838年（道光十八年），宣宗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驰往广东海口查办，并节制广东水师。公元1839年二月，则徐逼英商缴出鸦片20263箱（每箱一百二十斤，共约直银五六百万两），悉数在虎门焚毁。奏请定律，洋人运鸦片入口的，分别首从，处以斩绞。又布告各国，商船要具“夹带鸦片，船贷充公，人即正法”的结，当时在广东，商务最盛的，是英、美、葡三国。葡、美都答应了，义律却不肯应允。则徐就又下令沿海州县，绝掉英人的供给，义律无法，托葡萄牙人出来转圜，愿留“船货充公”四字，但求删“人即正法”一语，则徐仍不许。于是中国虽然许英商具了结，照旧通商，而义律却禁止英国的船，不准到广东去。一件交涉，依然搁在浅滩上。而这时候，偏又有几个英国的水兵，到香港去，把个中国人，名唤林维喜的打死。中国人要英人交出罪犯来。英人说：已经在船上审讯过，定了他监禁的罪了。两国又起出冲突来。十一月，就又停止英国人的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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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840年二月，英国议院里，赞成了英政府用兵。调印度和喜望峰的兵一万五千人，叫义律统带前来。五月，以军舰十五只，汽船四艘，运送到澳门。广东发兵拒敌，把他的杉板船，烧掉两只。义律转攻厦门，又寇浙江。六月，把定海打破。这时候，各疆臣怕负责任，都怪着林则徐，相与造作谣言，说广东的事情，弄得决裂，其中是别有原因的。朝旨也就中变，派两江总督伊里布到浙江去视师，并且访问“致寇之由”。又谕沿海督抚：“洋船偿或投书，可即收受驰奏。”义律来时，本带着英国宰相巴马斯（Lord Palmerston）给中国首相的书函，其中所要求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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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赔偿英国货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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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开广州、厦门、福州、定海、上海五口通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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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英交际的礼仪，一切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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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赔偿英国兵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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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不因英船夹带鸦片，累及居留英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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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尽裁华商经手浮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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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他战胜之后，即行投递。义律攻破定海，就把这封信送到宁波府衙门里。宁波府说：要送到北洋，才有人能收受呢。于是义律径赴天津。把这封信送交直隶总督琦善。琦善奏闻，朝廷说：这件事，是在广东闹出来的，仍得在广东解决。叫义律回广东去守候。于是革林则徐两广总督之职，用琦善署理。义律也回到舟山，和伊里布定休战之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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