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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外戚之祸，起于纯祖时。纯祖即位（公元1801年，清仁宗嘉庆六年），年方十一岁，太后金氏临朝。金氏始执政权。纯祖晚年，命子昊摄理国政。昊妃赵氏，亦颇干预政事。由是金、赵二氏互争。昊死在纯祖前。纯祖死后，吴的儿子宪宗立（公元1834年，清宣宗道光十四年）。金后仍垂帘，而实权颇入于赵氏之手。宪宗没有儿子，死后，金氏定策，迎立哲宗（公元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权势复盛。哲宗亦没有儿子，死后，宪宗之母，决策迎立李太王（公元1863年，穆宗同治二年）。朝鲜称国王之父为大院君，大院君向来没有生存的。宪宗之母，因为决意要立李太王，就破坏这个先例。而且授昰应以协赞大政的名目。后来赵氏又和他不协。大院君的哥哥，昰应的儿子载冕，亦要排斥大院君。李太王的妃闵氏，又要想参预政权。大院君孤立无助。公元1873年（同冶十二年），只得称疾罢政，闵氏代执政权。然而实际上，大院君绝不是甘心退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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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丰臣秀吉的平定国内，亦已见第一章第四节。秀吉死后，二传而为德川氏所灭。德川家康，为征夷大将军，颇讲求文治。日本自幕府专权以来，人不复知有王室，及是，读书的人多了，“尊王”之论渐盛。从西人东渐以来，日本人很可恶他传教。德川氏得政以后，始终守锁国主义。咸、同之间，英、俄、美等国，遂次第以兵力强迫日本人通商。幕府是执掌政权的人，知道势不可敌，只得虚与委蛇。而全国舆论，颇多不以为然。于是“攘夷”之论复起。当时列藩之中，颇有主张攘夷的，王室亦以攘夷为然。于是“尊王”、“倒幕”、“攘夷”，并为一谈。处士的运动大起，列藩也渐渐地不受幕府节制。公元1864年（同治三年），大将军庆喜，就只得奉还政权。朝廷要令其纳土。庆喜举兵拒命。旋为王室讨败，复降。幕府既亡，诸藩亦相继纳土。封建之制，至此变为郡县，就可以设法图治了——攘夷之论，其初虽极愤激，后来也知其势不可行。幕府既倒之后，遂转而一变方针，以成“维新”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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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球自明以来，即两属于中日间。日本废藩置县之后，把他的王废掉，以其地为冲绳县（公元1879年，光绪五年）。中国和他交涉无效，亦遂置之，是为日本夺我藩属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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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学的输入朝鲜，事在明末。是由中国间接输入的。朝鲜人颇为欢迎，而亦不悦其传教。于是信教有禁，而对于西学则否。哲宗时，见英法联军，攻破中国京城，大惧。自是锁国之志渐坚。公元1866年（同治五年），俄国派兵舰到元山津求通商。有人献议于大院君，说法远俄近，不如联法以敌俄。大院君颇以为然。乃派人到中国，招还从前赶去的法教士。后来主意又变，把他尽数杀掉。驻北京的法公使，以此诘责中国。中国说：朝鲜的内政外交，中国向不干预。法使就自己发兵六百，兵船七十，前往问罪。攻破江华。朝鲜发兵抵敌，法兵大败。公元1871年，美人又以兵船五只，溯航汉江，亦被朝鲜人拒却。大院君由是志得意满。十年之中，杀掉教徒二十多万。从丰臣秀吉死后，日本仍和朝鲜通好。哲宗时，朝鲜持锁国主义，而日本人和欧美通商，朝鲜人颇疑心他，由是交聘中断。日本维新后，差宗重正前往修好。朝鲜人因他国书换了样子，拒而不受。日本又差花房义质前往。花房义质着的是汉装，朝鲜人格外不悦，把他严词拒绝。日本人大怒，西乡隆盛等，遂倡征韩之议。事情没有成功。当美国兵船受朝鲜人炮击时，亦来诘问中国。中国人说：朝鲜的内政外交，中国向不干涉。于是公元1872年（同治十一年），日本差副岛种臣到中国来，问总署道：中国人对美国人说：朝鲜的内政外交，中国向不干涉，这话真的吗？总署说真的。公元1875年（光绪元年），日本军舰走过汉江，江华岛的兵，开炮打他。日本差人质问朝鲜。这时候，朝鲜闵氏握权，渐变其锁国主义。李鸿章也对他们说：一味锁国，是办不到的，不如利用各国的力量，互相牵制。因而劝他同日本修好，朝鲜就和日本订约十二条。约中申明朝鲜为独立自主之国，同日本往来，一切礼节，尽皆平等。并得派公使驻朝鲜。于是朝鲜新进之士，颇有想仿效日本，变法自强的。而在朝的人，不以为然。新旧两党的争持，就权舆于此了。后来朝鲜又想练兵，请了个日本中将做教授，因而裁汰旧兵。公元1883年（光绪九年），被裁之兵作乱，奉大院君为主，袭击日本使馆，把聘请来的陆军中将杀掉。闵妃逃到忠州山中，教朝鲜王求救于中国。李鸿章派吴长庆带兵前往镇压。把大院君提来，囚在保定（三年之后释放）。于是朝鲜又和日本订约六条，修好续约两条，许日本驻兵京城。大院君去后，闵氏仍执政权。新进之士，愤激更甚。朝鲜国中，就分为“事大”、“独立”两党：事大党要倚赖中国，拒绝日本。独立党则想引日本为同调。公元1884年，独立党金玉均、洪英植等作乱。攻王宫，害闵妃。这时候，吴长庆还在朝鲜，代他讨定。这一次的事情，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颇有和乱党通谋的嫌疑。列国舆论，大不谓然。日本不得已，把他革职召回。1885年，日本差伊藤博文到中国来，和李鸿章在天津订约，约明中日两国驻扎朝鲜的兵，同时裁撤。以后如要派兵，必须互相照会。中国和日本，对于朝鲜，就立于同一的地位了。哲宗时，忠清道人崔福述，创立“东学党”，以兴东学，排西教为名。颇有妨害治安的行为。朝鲜人把崔福述杀掉。而其余党，遍布于全罗、庆尚、忠清诸道，到底不能禁绝。公元1894年（光绪二十年），东学党作乱，朝鲜求救于中国。中国派兵前往，乱事已平。同时照会日本，日本亦派兵前往。于是中国要求日本人撤兵，日本人不肯，而要求中国人共同改革朝鲜内政。中国亦不答应。两国的交涉，就由此而决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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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同中国人的交涉，起于公元1874年（同治十三年）。因为有几个日本人，航海遇风，漂入台湾，为生番所杀。日本人诘责中国。总署说：生番是化外之民，请你自去问他。日本就发兵入台湾。中国也在福建备兵，打算渡海。日本人有些胆怯，就渐渐地软化了，以抚恤了事。这一次，却是处心积虑，打算来同中国开衅的了。而李鸿章仍一味托大，靠着英俄调停，以为可以无事。战端一开，事事皆落人后。胜负之数，就不待言而可决了。谈判既无头绪，日本兵就据朝鲜京城，令大院君主国事（六月二十一日）。我国的兵，则叶志超守公州，聂士成守成欢驿。马玉昆、左宝贵、卫汝贵的兵，还没有到。日本一面令海军击沉我国运械的高升船，一面发兵攻击聂士成。聂士成退走公州，和叶志超都退到平壤。和马玉昆、左宝贵、卫汝贵等续到的兵合。八月，日军陷平壤，左宝贵死之。诸军退渡鸭绿江。海军亦败于大东沟（入旅顺修理。旋退到威海卫，自此蛰伏不能出）。日军渡鸭绿江，宋庆总诸军守辽东，屡战皆败，九连、安东、宽甸、凤皇城、岫岩，次第陷落。宋庆退守摩天岭。日本第二军，又从貔子窝登陆。十月，陷金、复、大连，攻旅顺。宋庆把摩天岭的防御，交给聂士成。自率诸军往援，不克。旅顺陷落，日军遂陷海城，宋庆把大军分布从山海关到锦州的路上。日兵乃分扰山东。十二月，陷荣城。第二年正月，攻破威海卫。海军提督丁汝昌，以军舰降敌，而自己服毒身死。山东巡抚李秉衡，从芝罘退守莱州。日军遂陷文登、宁海。二月，日本一二两军，并力攻辽东。营口、盖平皆陷。辽阳、奉天，声援全绝。日本舰队，又南陷澎湖，逼台湾。中国不得已，以美公使调停，派张荫桓、邵友濂到日本去议和，给日本人拒绝。乃改派李鸿章前往，定和约于马关，其重要条款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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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认朝鲜为独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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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割辽东半岛和台湾、澎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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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赔偿日本军费二万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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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并许日本人于内河通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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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既定，俄德法三国，出面干涉。日本不得已，才许中国把银三千万两，赎还辽东。台湾人推巡抚唐景崧做总统，总兵刘永福主军政，谋独立。不多时，抚标兵变，景崧逃走，日兵遂陷台北。永福据台南苦战，到底不敌，内渡，台南亦亡（中日战争，姚锡光所著《东方兵事纪略》，颇为翔实。可以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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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教士保护权的变迁和德据胶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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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属完了，就真正要剥床及肤了。光绪一朝的朝局（内而练兵，外而交涉），差不多是李鸿章一个人主持的（参看第十三章第二节）。所以中日之战，有人说：日本人不是和中国打仗，简直是和李鸿章一个人打仗。李鸿章半世的心力，都花在练兵和交涉上头（虽然也举办别样新政，只是为达强兵的目的的手段）。忽然给一个“向来藐视他为小国的日本”打败，如何不气？就一心想报仇，就不免有些急不择路了。公元1896年，俄皇尼古拉二世行加冕礼，李鸿章前往道贺。就和俄国人订结密约，许俄人筑造东省铁道，并许租借胶州湾为军港。密约不曾宣布，而意外的变故又起了。原来中国对于传教徒（1）身体、（2）财产、（3）宗教上惯例的执行的切实保障，都规定在公元1858年（咸丰八年）的《中法条约》上。这条文中所规定的，是“欧洲教士”，不是法国教士，所以以后欧洲到中国来传教的教士，都由法公使独任保护之责（游历内地的“照会”，也都由法使馆发给。遇有教案，总是法公使独当交涉之冲，中国人颇以为苦）。其中尤甚的，就是公元1870年，即同治九年的天津教案。这件事，因有个拐匪，在天津被破获而起。当时“教党迷拐幼孩，挖眼剖心”的谣言大盛，人民就群起而焚毁教堂，并且把法国领事丰大业打死。这时候，曾国藩做直隶总督，和法公使交涉。法公使要把天津知府、知县偿命，国藩不答应。交涉的结果，乱民正法的十五人，军流的二十一人，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都遣戍。这件交涉，并没丧失别种权利，比后来的交涉，究竟还强些。而当时的人，还沸沸扬扬，大不以曾国藩为然，这件交涉的结果，国藩的名望，几乎为之大减——而北京陷落之后，法国人又在京城里造了一个教堂，以为《天津条约》的纪念。其影子，恰恰落在清朝的皇宫里。日曜日祈祷唱歌之声，在宫里也听得逼真。孝钦皇后觉得心上很多感触，要想除去了他，而又无法可想。警敏的德国公使，不知怎样，把这件事打听到了。就对李鸿章说：教士是得教皇管的，要想他拆掉教堂，只要和教皇交涉就得了。李鸿章一想，不错。历来教案的交涉，都很受法公使刁难，倘使换了和罗马教皇交涉，教皇是没有兵船，没有大炮的，就不至于如此棘手了。就派赫德手下的一个英国人，去见教皇，运动他派公使到中国来。教皇听得东方最大最古的中国，传教的事务，一旦归他直辖，如何不喜欢呢？然而法国不以为然。在欧洲，也要靠法国的保护，如何敢十分违拗法国的意思？此事就成为画饼。然而德国人要想破坏法国人“这种专有的保护权”的念头，始终未息。这时候，德国恰有两个教士，在山东传教。公元1887年（光绪十三年），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就起而自任保护之责，以后德国教士游历的照会，就在德使馆领取。关于德国的教案，也要和德国人直接交涉了。公元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山东杀掉两个德国教士，德国就以兵舰闯入胶州湾（这件事情，欧洲的舆论，有说他是海盗行为的）。1898年春，订租借九十九年之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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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州湾突然给德国人占去了，俄国人却怎样呢？就和中国人再行订约，租借旅顺、大连湾。东省铁路，并得造一支路，以达旅顺。英国人也租威海卫以为抵制。法国又以兵船突入广州湾，然后议租借之约。而筑路、开矿等事，又纷纷而起。中国人到此，也就不能不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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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国史 第十三章 清朝覆亡和民国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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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革新的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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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变法，来源是很远的。原来从秦朝统一以后，直到西力东渐以前，二千多年，中国社会的状况，没什么根本的变更。而从中古以来，屡次受外族的征服；到清朝入关，这种现象，已反复到第五次了（五胡、辽、金、元、清）。而治化的不进，民生的憔悴，还是一言难尽。物穷则变，到这时候，中国思想界，便要起一个根本上的变动了——便是对于向来社会的组织，根本怀疑。却是这时代，闭关独立，并没有外国的情形，可资比较；怀疑于当时的社会组织，要想从根本上改革，求一种参考的资料，就只得求之于古。所以当明末清初的时候，社会上就发生了两种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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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觉得向来支配社会的义理（社会上人人承认的），并无当于真理。向来所视为天经地义的道理，到此便都要怀疑。如黄梨洲的《明夷待访录》、《原君》等篇，就是这种思想的代表。这是精神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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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在物质上：则觉得当时所行的治法，彻底不妥，无可修改；欲图改善，非从根本上变革不可。就有极端复古之论。当时主张封建的人，便是这一种心理。顾亭林的《封建论》，便是这种思想的代表（吕晚村、陆生柟等，也是主张封建的）。封建原是不可复的事情，然而至于疑心到郡县，几乎要主张封建，就真可算是对于当时的社会组织，根本怀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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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一种趋势，就是没有西力东渐的事实，中国的社会，慢慢儿也要生根本上地变动的；不过变得慢些，又不是现在这种变法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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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学在当时，是支配全国人心的。东汉以来儒家的道理，虽不和宋学一样，究竟还同宋学相近。清朝时候，因人心都有上述的趋向：始而汉学发达，对于宋朝人的话怀疑；继而汉学之中，又分出今文和古文，对于东汉之学也怀疑。至于疑心到东汉之学，定要追求到西汉；就有许多义理，和现社会所行，是格不相入的，人心上就生了极端的变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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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具体的办法，要提出方案，却不是一时办得到的事情。恰好这时候，西力东渐，和西洋人的社会，渐渐地接触多了，关系密了；始而认识他的社会，和我们组织不同；继而认识他那种组织，我们实在不可不仿效，于是改革之事，就起了轩然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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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近世的改革事业，来源是很远的，蓄势是很久的。这种变动。不发则已；一发之后，就如悬崖转石（看得他似乎也有顿挫，其实算不得什么），非达到目的不止。所以现在正是个变动的时代；正是个变动了。方在中途的时代。要讲什么保存国粹，什么变动得不可太快，都是白说掉的话——这个无关于是非，且亦无所谓是非，只是大势如此（本节请和第十四章第八节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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