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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人于科布多、哈密、古城三处，设立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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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犁、塔尔巴哈台、库伦、乌里雅苏台、喀什噶尔、乌鲁木齐、科布多、哈密、张家口等处，俄国亦有设立领事馆之权；俄国人，有购地建屋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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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同时声明：“中国倘不全数承认，便要取自由行动。”二月初十，居然提出最后通牒，以二十八日为最后的期限。这时候，中国的舆论，颇为激昂。报纸上有许多筹划同俄国人开战的话，然而自然是“徒为壮语”。到二十七日，政府就不得已，全数承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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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无理的要求的提出，固然由于这时候的俄国政府，以侵略为怀；又欺清朝政府软弱，乐得虚声恫吓，取得权利。然而其中也有个原因，原来清朝对于蒙古，是取封锁政策的，不准汉人移殖的（见上节），无如蒙古王公，大多数不能理财。穷得不得了，便把土地向汉商抵借款项。这件事，本是违犯清朝禁令的。俄人却看做清朝政府，借此取得蒙古的土地。曾有俄人著书说：“中国政府，用这种政策，六七十年后，全蒙古的土地，都要到汉人手里了。”其实清朝政府，哪有如此远大的计划。俄人却疑心生暗鬼，便也取同样的手段，借款给蒙古人。这都是庚子以后的事情。光宣之间，给中国政府发觉了。不免大吃一惊，忙代蒙人把债还了，土地赎回。俄国人虽然无可如何，却总想“限制中国人经营蒙古，而自己却在蒙古取得广大的权利”。所以有这一项要求的提出，和后来趁蒙古人宣布独立，和他结约，限制中国人派兵殖民的举动。其实清朝政府，脑筋里哪曾有过“殖民”两个字。而且清政府，还是禁止汉民移殖的。其结果，联蒙制汉的计划，依然并无效果。却把满蒙空虚着，“慢藏诲盗”，以致引强敌侵进来。“谁生厉阶，至今为梗？”“封锁”、“猜防”的罪恶，这可以算做“明效大验”了——关于库伦独立和西藏达赖背叛的事情，因为方便上，搁到下一篇里再叙；还有两件交涉上较为重要的事情，却附带叙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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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是英国占据片马。英国从占据缅甸之后，公元1894和公元1897两年，两次和中国订立《滇缅界约》。然仅划定北纬二十五度三十五分以南的境界；自此以北，《约》中规定，俟将来再行核定。公元1905年。迤西道和英国驻腾越的领事，曾经会勘一次，依然没有结果。而片马一地，系从缅甸通西藏、四川的要路；滇越铁路，倘傥然取道于此，尤觉平坦。英国就突然于1910年十二月，派兵驻扎。中国和他交涉，英国人总说并无占据之意，然而始终延不撤兵。这件事情，如今正在交涉，还没结束。其二是关于中葡澳门划界的事情。欧洲人和中国通商，以葡萄牙人为最早。当明朝中叶时候，葡萄牙人所出入的口岸甚多，然而其人颇有暴行，以致到处被中国人斥逐。到嘉靖三十六年，才纳贿于广东官吏，求租现在的澳门半岛，为晒晾船货和屯积货物的地方。官吏贪贿，允许了他。然而因人民与葡人冲突，以致酿成事端，也是官吏所惧的。到万历元年，就想出一个法子来，就澳门半岛狭处，筑造围墙，限制葡人，出入必由此路，当时原是防闲管理的意思。然而围墙以外，中国人就不啻置诸不问了。然而这时候，葡人还按年缴纳租金。直到五口通商以后，中国国威坠地，葡人就并租金而不纳了。光绪年间，总署因广东贩运烟土的人，多借澳门为护符而漏税，要想取得缉私之权，竟不惜断送澳门，以为交换。公元1887年，派税务司金登干到葡京，和葡人商订条约，预立节略四条，其中第二条：中国许葡萄牙人永远居住管理澳门。第三条：非得中国允许，葡萄牙人不得将澳门转让他国。不多时，总署和葡国全权，在北京订立《中葡条约》五十四条。对于预立节略中的这两条，彼此均无异议。并订明：“俟两国派员妥为会订界址，再行特立专条。其未经定界以前，一切事宜，俱照依现时情形……彼此均不得有增减改变之事。”然而其后“会订界址，特立专条”的事情，始终未能办成。而葡萄牙人却屡次越界侵占。公元1908年，日本船二辰丸，密载军火，在澳门附近的海面，为中国捕获。葡人竟声言该处并非中国领海（后来由中国军舰，向二辰丸谢罪；并赔偿损失，收买其军火）。于是澳门划界的事情，中国更觉得其切要。公元1910年，中国派云南交涉使高而谦，葡国派海军提督玛喀多，在香港会商，相持不决。后来把交涉移到北京。适值葡国革命，事又中止。这件事情，就到如今仍为悬案。而去年（1921年）五月，又有澳门葡兵，凌侮中国人，以致中葡冲突，葡兵大杀华人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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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述，都不过关系大局的事；其余小小不幸的交涉，还不知凡几。国权丧失愈多，国势危险愈甚，民心的愤激，也日甚一日，这也是胜清颠覆的一个大原因。而铁路借款一事，竟直接做了清亡的导火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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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清朝的末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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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反对清朝，可以说有两种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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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族思想：汉人的民族思想，古代较为淡薄的。所谓“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所以排斥异族，只因为其文化程度较低之故。然民族思想，古虽然淡薄，究竟不能绝无。而从赵宋以来，屡次受异族的蹂躏，所谓有激而成，民族的思想，转觉比以前浓厚了些。宋朝人讲《春秋》，把“尊王攘夷”算做根本的大义，就是其证据。清朝的政治，比元朝为清明，而其歧视汉族，实在较元朝为盛（譬如康、雍、乾三朝，极惨酷的文字狱，就是元朝所没有的）。明末一班志士，抱“故国之思”、“遗民之痛”的，实在大有其人。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都是。事虽无成，而恢复之念，实在未尝或忘。所以酝酿到后来，到底有曾静运动岳钟琪之举。又前清时代，遍布各处的会党，相传都有明末的遗民，参加组织，以图恢复之举的，其说也未为无因。其事既为志士一致的怀抱，这种精神，自然容易传播到后来。乾隆中叶以后，看似这种思想，业已消亡，实则不过一时潜伏，根子还在里头，一触即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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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本思想：这种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也由来很久。中国人看着皇帝，本来当他是公仆，好就承认他，不好就可以把他赶掉；这种道理，差不多是人人承认的。不过在实际上，限制君权以成立宪，或除去君主而成共和，则不曾想得到办法罢了。一旦和西洋人接触，看到他的政治组织，合于中国人固有理想的，自然易于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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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故，庚子以后，立宪革命两种思想就大盛——立宪论是专在政治方面着想，要想保存君主的；革命论也有专就政治方面着想，主张推翻君主的；又有兼抱民族主义，要想推翻清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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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人自然是赞成立宪的，但是其初，还没有爽爽快快就答应人民立宪，直到日俄之战，俄国败了；于是“日以立宪而强，俄以专制而败”的议论大盛，乃有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之举（1905年六月，所派的是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五人。走到车站，给革命党吴樾放了一个炸弹，折回。旋改派李盛铎、尚其亨代徐世昌、绍英前往）。考察的结果，一致赞成立宪。当时各疆臣中，也多主张立宪的，于是1906年七月，下诏预备立宪，以改革官制为入手办法。1908年八月，又下诏，定预备立宪的期限为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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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人民本思想蓄积之久，一朝觉悟，原不是区区君主立宪所能满足的。况且清朝也并没有实行君主立宪的诚意（却又不是一味专制，硬和人民反对；不过是毫无实力，既不能强，又不能弱；看舆论倾向在哪一面，就把些不彻底的办法，来敷衍搪塞罢了）。而从戊戌以后，所行的政治，又事事足以激起人民的反对，庚子以后，更其急转直下。孝钦、德宗死后，朝廷一方面，并“似有若无的中心”而亦失掉，所以爆发得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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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宗崩于1908年十月二十一日，由孝钦下诏：以载沣之子溥仪，承嗣穆宗，兼祧德宗。载沣为摄政王，监国。第二日，孝钦也死了（这件事，是否真是如此？抑或实系孝钦先死？现在却无从断定）。当戊戌变法的时候，德宗颇有收回大权之意。以其事谋之于袁世凯。袁世凯知道事不能成，以密谋告荣禄。于是有孝钦幽囚德宗，推翻新政之举。所以德宗一面的人，和袁世凯原是势不相容的。但是这时候的朝廷，并无实力，并没有尽翻戊戌之案的能力，只把个袁世凯罢掉（连党禁都没有开）。但是清朝从咸同以后，实已名存实亡。全国的势力，移于湘淮军手里，后来湘军既废，淮军独存，内政外交的重心，就聚集于李鸿章身上。再后来，淮军又渐变为练军。练军之中，鼎鼎有名的，便是一个袁世凯。而淮军系中，也并没有什么杰出的人。勉强求一个可以传授李鸿章的衣钵的，也还是袁世凯。所以袁世凯在当时，颇足以代表几分“清朝从咸同以后靠以支持的”那种势力。这种势力，固然也是过去的势力，终究不能倚仗他的。袁世凯对于清朝，可以算是怀挟异志的人，清朝要想靠他，也未必始终靠得的。然而骤然把他去掉了，反任一班昏聩无知的亲贵出来胡闹，就更下了一道催命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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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末年，鉴于革命论的昌炽，歧视汉族之心，自然也是有的。但是亲贵专权的大原因，究竟还在这一班亲贵愚昧无知上头，不自知其毫无实力，而还想把持朝权。载沣本是个昏聩糊涂的人，摄政以后，他的兄弟载洵、载涛，都颇喜揽权。人民上书请速开国会，不听。再三请愿，才许把九年的期限，改为五年。而请愿代表，都遭遣散。东三省的代表，且给民政部和步军统领衙门硬送回籍。这时候，人民对于立宪渴望正盛，而政府所行的事情，偏和立宪的趋势相反。第一次改革官制后，十一部的尚书，满族占其七（那桐、溥颋、溥良、铁良、寿耆、荣庆、载振）。第二次改革官制，设立内阁，以奕劻为总理大臣，那桐为协理大臣。其余十部，满人又占其七（善耆、载泽、阴昌、载洵、绍昌、溥伦、寿耆）。人民以皇族组织内阁，不合立宪制度，上书请愿。各省咨议局，也联合上书，清朝竟置之不听。又这时候，中央一班人，鉴于前清末年，外权颇重（不知道是由于中央政府的无能，积渐而致的，不是顷刻可变。要想中央集权，却又不知集权之法，误以压制施之人民），于是用一盛宣怀，硬行铁路国有的政策，置舆论之愤激于不顾。而革命之祸，就因之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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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十三年六月的内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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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机处 奕 劻 载 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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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机大臣 世 续 鹿传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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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务部尚书 吕海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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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尚书 善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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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部尚书 铁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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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支部尚书 载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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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部尚书 陆润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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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部尚书 溥 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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