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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财政，向来持量入为出主义；所以进款虽少，收支是足以相抵的。即当叔季之世，横征暴敛则有之，却无所谓借债——预借租调等，还只算是征敛。其恃借债以救急，实在从近代同西洋各国交通后起。然而这不过济一时之急；在大原则上，收支还是相合的。其负担实在超出于财政能力之上，而靠借款以为弥缝，则从甲午、庚子两战役后起。然仍是为应付赔款起见，在内政上，仍持量入为出主义。至一变而为量出为入主义，而又不能整顿收入，乃靠借债以举办内政，则从前清末叶的办新政起。这时候的危险，在于借口借债以兴利，其实所借的债，能否应付所兴的利的本息，茫无把握。倘使借债甚多，而所兴的利，毫无成效，便要一旦陷于破产的悲境了。至于一国的大柄，倒持在特权阶级手里。他要花钱，便不得不花。而国家的大局如何，前途如何，再无一人肯加以考虑——就有少数的人肯加以考虑，亦属无益。则更无从说起了。我现在先举有清末叶以来，中国财政上扩张的趋势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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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数字，全系推测概算，和实际不符，自然在所不免。又1913年、1920年，亦有预算；但临时收入（公债）和特别支出（军费），所列太多，不是通常的状况。又此表中特别会计（交通四政），未经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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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表看来，岁出的骤增，在光绪二十六年以后。然而收入也随之增加。其最显著的，是田赋及关税、盐税、烟酒税。田赋在前清时，岁入不过三千万两左右，而民国预算，列至八千余万元。关税在前清为二千余万海关两，现为五千余万两。盐税先为一千余万两，现为八千余万元。烟酒税从前不过三四百万元，现在增至四千万元上下。然则中国的收入，原足以应付支出；而现在的闹穷，却是为何呢？（以上参看《努力周报》，《中国财政的出路》，及《东方杂志》第十九卷第十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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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的财政，当临时政府时代，原是很艰窘的。但是此项艰窘，不过是一时的应付不来。到善后大借款告成，而此项艰窘的情形，告一段落。当这时代，中央政府的威信，在形式上还能维持。各省的款项，都能按数解部。中央政府，对于整顿岁收，也颇尽力。1914年、1915年年间，收支相抵，已可略有盈余。1916年以后，独立的省份，不必说了。就是未独立的省份，款项也大部截留。至1917年督军团之变，而达于极点。于是中央竟没甚进款。而其时正值南北纷争，于是有日本寺内内阁时代，吾国的大借日款。过此以往，就日款也无从借了。于是有一切的小借款，所以要知道吾国近年中央政府的进款，看后文所列的内外债，便可以知道大概的——因为除此以外，几于没甚进款。至于出款，却有许多，还须中央开支，以致积欠甚多，屡次闹成索薪讨饷的风潮。据1922年冬财政部所发表，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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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积欠军费 13438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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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积欠政费 6411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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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预算：中央应支军费，每月五百八十八万余元。政费，三百十二万余元。竭力节省，亦须每月四百万元。而国库入款：关余已悉数充作国债本息。盐余亦作国债和国库券基金，及其他专案各款。崇文门税，早经指拨供特种库券的保证。此外所收：只矿税十九万元，印花税五十七万元，烟酒税一百三十一万元，官产二千余元，所得税一万余元。合计二百零八万元，每月二十三万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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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的计划，说：各省解款，若能按照1916年以前的办法，则中央应付的军政费，自当照支。倘或不能，则除近畿军队，京师军警饷项，及各机关行政费，仍由中央照支外，其他驻外军队，应由陆军部切实核减，或改归驻在省区负担。而关、盐、印花、烟酒、矿产，所得各税，及其他一切中央收入，各省仍必须照解。虽有此说，实际办到如何，却无从逆料。政府于十月八日，召集财政会议；由京内各部署，及各省区军民长官，各派一人，想把全国财政，通盘筹划。然此项会议，1913年及1916年，各已举行过一次；究竟效果如何——议而能否实行——也还是个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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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国史 [:1707086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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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中国的内外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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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内债，起于光绪二十四年的昭信股票（债额一万万两，年利五厘，以田赋盐税为保）。然而其时人民并不知国债为何事。名为募债，而结果由绅富报效，所得无几，实在不成其为债。宣统元年的富签公债，抽签给奖而不还本（定额一千万元，以百分之三十为奖金），只好算是彩票。末年发爱国公债三千万，年息六厘，以当时部库的入款为保。未几，民军起义。这项债票，共只发出一百六十余万元（后来由民国负担，于1921年偿清）。前清时代的内债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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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的八年军需公债，已见第一章第三节。其后此项公债，发出的不过七百万元。后来政府又发行一种六厘公债，定额二万万元，以全国契税和印花税作抵。此项公债，到1914年发出的，还不过四百万元。而1915年帝制运动，发出骤多。到1921年，计算未还的，还有一万三千五百万元，乃用1912年整理公债借换。1914年、1915年公债，正值袁政府全盛之时，所以销数甚佳，结果都溢出定额。1916年则西南起义，全国已入分裂时期。所以竭力推销，始终未满八百万。后来此项债票，用以清理新华银行所发的储蓄票。1918年的两种公债，都用以收买跌价的京钞。1919年的七厘公债，定额五千六百万。后来所销有限，用1919年整理公债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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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直战后，靳云鹏组阁。其时京钞之价，已跌至四折左右；而1912年、1919年年公债，亦跌至百分之二十。乃发整理金融公债，以收回京钞。又发整理六厘、七厘公债，以收回1912年、1919年公债。而1912年、1919年公债抵押在银行中，和付政治机关，以代现金的，还不在其内。乃又发1912年、1919年两整理公债，将其收回。同时定爱国公债，于本年还清。军需公债，和1916年公债，1918年长期公债，都用未经抵押的关余、盐余、烟酒税作抵；不足，则再加以各路盈余。其1914年、1915年的公债，以取消的德奥赔款作抵。1918年的短期公债，则以延期赔款作抵。公债的信用，到此似可维持。于是政府又发行1921年公债三千万。其结果，未能销售，但全部抵押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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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内阁的整理公债，一时颇见成效。但是他项理财政策，全然未能实行。政府仍是靠借短期重利的小款过日子。此项小款，到梁士诒组阁时，总数达一万〇四百万，都是指盐余为保证。而其实盐余并没这许多，于是保证落空。各银行乃有组织盐余借款团，向政府索债之举。其时适值华府会议，通过增加关税，预计关余可以增加，乃有发行盐余借款九千六百万之举。其基金：第一年系用盐余。至关税增加之后，则改以关余为基金。其支配：系本国债权人，得四千九百四十万，外国债权人得三千九百万。余七百六十万，归政府自用。其后除这七百六十万，业经用去；又曾提五十万元，付司法界薪俸外；其余都还封存。奉直战后，又发行八厘公债四千万，以应暂时的政费（参看第五章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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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代的内债，大略如此。还有所谓“额外借票”的一个问题。当1916年之后，政府财政竭蹶，时时靠额外债票以救急。应付本息，概由中、交两行垫付，随后由财部拨还。到1921年年底，财政竭蹶，财部既不能付，两行亦不能垫。先是政府的以关盐余和烟酒税为公债基金，系交总税务司安格联保管。及是，安登报声明：“此项额外的债票，不能负拨付之责。”于时持有此项债票的人大哗。其时额外债票，发出在外的，计1914年、1915年和1918年短期公债，总数四百三十五万余。乃由财部筹议：此项债票，其作为抵押，而已列入偿还短债案内者勿论。其未经列入短债案内，暨少数业经售出的债票，亦应另筹基金，统交安格联保管，以备支付本息之用（参看第五章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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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债基金，系1921年四月一日，以明令规定。其数系盐余一千四百万，烟酒税一千万（烟酒税未能足数时，先由交通部于盈余项下，每月垫付五十万元）。关余除抵付外债庚子赔款和1914年公债外，其余悉数列入。第一年度（1921年四月初一起，到1922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应付本息，总数为二千五百四十六万余；加以基金未成立前，中国银行团垫付公债本息八百五十六万余元。安格联仅收到盐余九百五十九万，交通部代烟酒署垫款三百五十万，关余一千四百十万，加向付西南的关余一百六十五万，尚短六百万元。第二年度，应付二千四百七十二万余。而交部的款，能否照拨，殊无把握；关余经政府陆续指拨；所剩的只有盐余，即能照拨，亦仅足付息。而且关余兑价不定，非到十二月三十一日结账后，不能知究有盈余若干。政府要随时拨充政费，非得外交团允许不可；而要得外交团的允许，非常困难。于是安格联替政府想一法子。“将全部关余，除扣存约计足供外债和庚子赔款之数外，悉数拨充公债基金。倘有不敷，仍得向盐税项下请求协助。如此，则盐余较多，可随时提充政费。”安氏将此项办法，上一说帖于政府。经政府讨论，加以修正，说明此项办法，以本年为限。将来实行二点五附加税时，所有增出的关余，另作别论。现在指定在关税项下所拨的专款，亦仍应照拨。其余悉如安氏原议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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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政府所欠内债，还有几笔较大的，便是十年内务部的赈灾借款，共计四百万元。年息七厘。以厘金及常关一成附税为抵，期限二年。交通部车辆借款，六百万元，年息八厘，以京汉等路盈余为担保。农商部实业有奖债券，起于公元1917年，定额二千万元，分四次发行。1920年发行第一次五百万，后来又发第二次六百万，关余都未能销完。此外便是历次所发的国库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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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国公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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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债，起源于同治五年英伦银行1430000镑的借款。从此到光绪十三年，共借外债六次，总数为40000000两。至光绪二十八年，都已偿清。甲午战后五年间，共借外债七次，总数370000000。《辛丑条约》，赔款至关银450000000。又规定以金偿还。后来因镑亏无着，又借汇丰银行1000000镑。后来又有币制实业借款。四国银行团，共付过垫款100000镑（参看第一章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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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有清之末，所欠外债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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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赔款 238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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