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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的计划，说：各省解款，若能按照1916年以前的办法，则中央应付的军政费，自当照支。倘或不能，则除近畿军队，京师军警饷项，及各机关行政费，仍由中央照支外，其他驻外军队，应由陆军部切实核减，或改归驻在省区负担。而关、盐、印花、烟酒、矿产，所得各税，及其他一切中央收入，各省仍必须照解。虽有此说，实际办到如何，却无从逆料。政府于十月八日，召集财政会议；由京内各部署，及各省区军民长官，各派一人，想把全国财政，通盘筹划。然此项会议，1913年及1916年，各已举行过一次；究竟效果如何——议而能否实行——也还是个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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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国史 [:1707086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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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中国的内外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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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内债，起于光绪二十四年的昭信股票（债额一万万两，年利五厘，以田赋盐税为保）。然而其时人民并不知国债为何事。名为募债，而结果由绅富报效，所得无几，实在不成其为债。宣统元年的富签公债，抽签给奖而不还本（定额一千万元，以百分之三十为奖金），只好算是彩票。末年发爱国公债三千万，年息六厘，以当时部库的入款为保。未几，民军起义。这项债票，共只发出一百六十余万元（后来由民国负担，于1921年偿清）。前清时代的内债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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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的八年军需公债，已见第一章第三节。其后此项公债，发出的不过七百万元。后来政府又发行一种六厘公债，定额二万万元，以全国契税和印花税作抵。此项公债，到1914年发出的，还不过四百万元。而1915年帝制运动，发出骤多。到1921年，计算未还的，还有一万三千五百万元，乃用1912年整理公债借换。1914年、1915年公债，正值袁政府全盛之时，所以销数甚佳，结果都溢出定额。1916年则西南起义，全国已入分裂时期。所以竭力推销，始终未满八百万。后来此项债票，用以清理新华银行所发的储蓄票。1918年的两种公债，都用以收买跌价的京钞。1919年的七厘公债，定额五千六百万。后来所销有限，用1919年整理公债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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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直战后，靳云鹏组阁。其时京钞之价，已跌至四折左右；而1912年、1919年年公债，亦跌至百分之二十。乃发整理金融公债，以收回京钞。又发整理六厘、七厘公债，以收回1912年、1919年公债。而1912年、1919年公债抵押在银行中，和付政治机关，以代现金的，还不在其内。乃又发1912年、1919年两整理公债，将其收回。同时定爱国公债，于本年还清。军需公债，和1916年公债，1918年长期公债，都用未经抵押的关余、盐余、烟酒税作抵；不足，则再加以各路盈余。其1914年、1915年的公债，以取消的德奥赔款作抵。1918年的短期公债，则以延期赔款作抵。公债的信用，到此似可维持。于是政府又发行1921年公债三千万。其结果，未能销售，但全部抵押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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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内阁的整理公债，一时颇见成效。但是他项理财政策，全然未能实行。政府仍是靠借短期重利的小款过日子。此项小款，到梁士诒组阁时，总数达一万〇四百万，都是指盐余为保证。而其实盐余并没这许多，于是保证落空。各银行乃有组织盐余借款团，向政府索债之举。其时适值华府会议，通过增加关税，预计关余可以增加，乃有发行盐余借款九千六百万之举。其基金：第一年系用盐余。至关税增加之后，则改以关余为基金。其支配：系本国债权人，得四千九百四十万，外国债权人得三千九百万。余七百六十万，归政府自用。其后除这七百六十万，业经用去；又曾提五十万元，付司法界薪俸外；其余都还封存。奉直战后，又发行八厘公债四千万，以应暂时的政费（参看第五章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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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代的内债，大略如此。还有所谓“额外借票”的一个问题。当1916年之后，政府财政竭蹶，时时靠额外债票以救急。应付本息，概由中、交两行垫付，随后由财部拨还。到1921年年底，财政竭蹶，财部既不能付，两行亦不能垫。先是政府的以关盐余和烟酒税为公债基金，系交总税务司安格联保管。及是，安登报声明：“此项额外的债票，不能负拨付之责。”于时持有此项债票的人大哗。其时额外债票，发出在外的，计1914年、1915年和1918年短期公债，总数四百三十五万余。乃由财部筹议：此项债票，其作为抵押，而已列入偿还短债案内者勿论。其未经列入短债案内，暨少数业经售出的债票，亦应另筹基金，统交安格联保管，以备支付本息之用（参看第五章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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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债基金，系1921年四月一日，以明令规定。其数系盐余一千四百万，烟酒税一千万（烟酒税未能足数时，先由交通部于盈余项下，每月垫付五十万元）。关余除抵付外债庚子赔款和1914年公债外，其余悉数列入。第一年度（1921年四月初一起，到1922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应付本息，总数为二千五百四十六万余；加以基金未成立前，中国银行团垫付公债本息八百五十六万余元。安格联仅收到盐余九百五十九万，交通部代烟酒署垫款三百五十万，关余一千四百十万，加向付西南的关余一百六十五万，尚短六百万元。第二年度，应付二千四百七十二万余。而交部的款，能否照拨，殊无把握；关余经政府陆续指拨；所剩的只有盐余，即能照拨，亦仅足付息。而且关余兑价不定，非到十二月三十一日结账后，不能知究有盈余若干。政府要随时拨充政费，非得外交团允许不可；而要得外交团的允许，非常困难。于是安格联替政府想一法子。“将全部关余，除扣存约计足供外债和庚子赔款之数外，悉数拨充公债基金。倘有不敷，仍得向盐税项下请求协助。如此，则盐余较多，可随时提充政费。”安氏将此项办法，上一说帖于政府。经政府讨论，加以修正，说明此项办法，以本年为限。将来实行二点五附加税时，所有增出的关余，另作别论。现在指定在关税项下所拨的专款，亦仍应照拨。其余悉如安氏原议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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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政府所欠内债，还有几笔较大的，便是十年内务部的赈灾借款，共计四百万元。年息七厘。以厘金及常关一成附税为抵，期限二年。交通部车辆借款，六百万元，年息八厘，以京汉等路盈余为担保。农商部实业有奖债券，起于公元1917年，定额二千万元，分四次发行。1920年发行第一次五百万，后来又发第二次六百万，关余都未能销完。此外便是历次所发的国库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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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国公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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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债，起源于同治五年英伦银行1430000镑的借款。从此到光绪十三年，共借外债六次，总数为40000000两。至光绪二十八年，都已偿清。甲午战后五年间，共借外债七次，总数370000000。《辛丑条约》，赔款至关银450000000。又规定以金偿还。后来因镑亏无着，又借汇丰银行1000000镑。后来又有币制实业借款。四国银行团，共付过垫款100000镑（参看第一章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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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有清之末，所欠外债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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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赔款 238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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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银款 84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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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金款 252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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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法洋款 332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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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萨镑款 77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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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记洋款 7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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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德洋款 444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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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借英德洋款 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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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各项借款，总数系17611000两，只占赔款三分之二。所以说庚子赔款，实在是致中国死命的（以上据经济讨论处《庚子赔款与中国外债》，见1922年《申报星期增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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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代的外债，最早的便是比国的1250000镑。次之则六国银行团垫款12000000两。此外还有好几笔借款。到1913年善后借款25000000镑成立。实收本来只有21000000镑。再扣除四国、六国团垫款和各小借款6000000镑；各省向银行团所借2800000镑；革命损失赔偿2000000镑。实收只有10000000镑（参看第一章第三节）。其后政府仍靠借债以为生活。截至1916年七月底，所有外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