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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住在故宫里的皇帝，这种非分之想，肯定特别强烈。清朝是个富有理学气息的王朝。理学本是从明朝继承下来的，但明人讲理学，主要用在科举考试的时候，其他的时候，该放荡就放荡，该纵欲就纵欲，案头上摆的可能是《四书集注》和《朱子语类》，但案子下肯定是《金瓶梅》和《肉蒲团》。只要没有人看着，其实都在看案子下面的东西。从关外打进来的满人，山野、生猛，也较真，学习明朝制度，不知道人家还有案子下面的一套，因此，整个政治文化很有些禁锢，皇帝自己带头，把宫女打发掉了大半，然后还把宫墙加高，弄得像今天游人看到的那样，走到哪儿都小院高墙，阴森森的，抬头只能看见不大点儿的天。加上城外的护城河水流得又慢，所以，当时宫里人就传，紫禁城是红墙、绿瓦、死水沟。红墙高，绿瓦长，死水沟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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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原本明成祖朱棣建紫禁城的时候，这个皇圈圈就是个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从天安门到乾清门占宫城的三分之二，纯粹是摆仪式的地方，剩下三分之一的空间，狭小逼仄，还塞满了宫女和太监，一个后花园，巴掌点大，一转身就出去了。这样的地方，如果再加高宫墙，人在里面生活，怎么能不憋屈？记得小时候第一次逛故宫，第一个感慨，就是替皇宫里的人抱屈，而且总算明白了，为什么《红楼梦》里贾元春会说，皇宫是个见不得人的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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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因此也理解了为什么清朝的皇帝会玩儿命地修园子，修园子，就是为了不在宫里住。有了三海这样的去处还不够，还要在城外修一个又一个的皇家园林——地方大，有山水，而且能长住的园林。一个万园之园的圆明园，经过康、雍、乾三代经营，不仅把各地的名胜囊括一尽，而且在园子里修建了正大光明殿，上朝办事，都可以在里面。嘉庆和道光，算起来属于比较窝囊的皇帝，不敢像前辈那样大笔地花钱，南巡北狩，但一样住在园子里的时间比在宫里多。据寿阳相国祁寓藻记载，道光只是在春节头几天在宫里摆摆仪式，不到十五，就溜回圆明园纳福。试想，如果清朝的国力还能维持，如果英法联军没有一把火把园子烧了，那么，原来的皇宫是不是会变成一座专门摆样子的弃宫？很难说。反过来，一旦外面的园子被烧掉了，后面的皇帝只能委屈住在皇宫里了，于是，接连几个皇帝，却连半个子嗣都生不出来了，要说不育症，好像不至于这么整齐。坊间还传说，同治皇帝私自出宫逛窑子，染上梅毒才翘了辫子的。尽管一直有人出来辩诬，但即使查留下来的宫廷档案，同治的死，还是有些说不清，唉，说来说去，都是那红墙、绿瓦、死水沟的皇宫给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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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堂上的戏法 真话全不说，假话不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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谏官和御史，在古代又被称为言官，用白话讲，就是说话的官。这种官，没有别的职责，就是要说话。民国时上海有“白相人”，白相，上海话就是玩儿的意思，白相人，就是靠玩儿来混饭的人。说话官，白相人，正好是一个对子，跟“如夫人”对“同进士”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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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言官之言，在古代是相当正经的事情，关系朝廷兴衰，吏治清浊，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提批评和建设性意见，有益于国计民生。而白相人的白相，则多少有点儿下道，拼缝勾兑有之，坑蒙拐骗亦有之。两者放在一起，委实是有点儿对不起言官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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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话又说回来，说话一旦成为一种职守，对于那些特冲、特有说话欲望的人来说，挺合适的，可言多必失，没准儿哪天就丢了饭碗。而那些说话不那么冲动强烈的，这个职守，不免变成一种累赘。不说话不行，皇帝要见怪的，等于白吃饭不干活儿，白养了这些人。说话吧，一不留神，碰了皇帝哪根儿神经，不高兴了，或者得罪了哪个大人物，自家的乌纱帽也保不住。“祸从口出”这个至理名言，放在言官头上，一样适用。其实，对于这些职业说话的官来说，最合适的是李林甫说的那种仪仗马的境界，好吃好喝，闷声不响，大家过太平日子。当然，这得碰上皇帝怠于政务，权臣又不乐于生事的时候才行。一般来说，在制度上，就规定了言官必须说话，有指标的，时间长了不说话，不完成指标，就像当今完不成科研任务的教授一样，得下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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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难，又必须说，不说，饭碗有虞，因此，言官之言，往往在高头讲章和不痛不痒两个方面做文章，说大道理，拽大词，宏观地扯开，从三皇五帝开讲，最后说几句现成话，无非勤政爱民，不失农时，半天都落不到地上。如果这招儿不行，就走下三路，扯点儿无关宏旨的小事，鸡毛蒜皮，两下模棱。只是，后一类文章如果说得不好，一不留神，就成了笑话。北宋庆历年间，有卫士震惊宫禁，满朝文武吓了一跳。有御史建议，说是蜀中罗江狗（一种狗的品种，类似于今天我们说德国黑背）不错，可以用来顶替卫士。真要照这样做了，那么皇帝的禁卫军，就变成狗卫队了。金人入侵，宋室南渡，言官说话的水平并没有提高多少。某年大旱，皇帝亲自出面求雨，有谏官奏请皇帝禁止天下宰杀鹅鸭。那意思，似乎只要不杀这些水里漂的动物，老天就会开恩降雨。碰到同样的情景，明朝的谏官提的建议是，不许百姓吃蛤蟆。这多少让人感觉靠谱儿了一点，因为民谣曰，蛤蟆叫，天下雨。不吃蛤蟆，多些蛤蟆叫叫，说不定雨就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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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时候，言官说话最难，大道理不能说，因为皇帝认为，这种大道理，只有朕才有资格讲，臣子奴才乱讲，等于僭越。弹劾批评也不好出手，说错了，立马被惩罚。当然，不说话更不行。不得已，言官们只好眼睛向下，盯着老百姓，说点儿所谓似是而非的兴利除害的小事。雍正年间，有位御史连上三奏，第一奏请皇帝下令，让尼姑还俗。第二奏，要求民间如有女孩子年过二十还没有出嫁的，由政府出面为其择配。这种主意，虽说强横了一点，但也是古已有之的增加人口的老办法，旧话重提，在那种时代，不算离谱，只是操作起来有难度。第三奏最绝，他说，在他看来，民间斗殴多半因为数十文钱的缘故，因此劳驾皇帝出面，要求有关部门查清所有需要数十文钱的穷人，每人发数十文，于是天下太平。结果，雍正皇帝览奏后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直接让这位御史老爷回家吃老米去了。如果雍正能够同时看到另外一位都老爷（明清两代御史的俗称）的奏折，估计气肯定消了。当年，北京城里城外，都可以见到驮煤的骆驼，由卖煤的人赶着进进出出，有时候，赶骆驼的人，就骑在骆驼上，横着竖着的都有。某位御史老爷，大概骑马骑惯了，看见有人横着骑骆驼，横竖看不顺眼。于是上奏要求皇帝出面，禁止赶骆驼的横着骑，说是可以防止他们被颠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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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那个时代，谏言的人，理论上是言者无罪的，属于制度上特许的可以放开一点儿胆子说话之辈，但是，即使这些人，依然难以不因言而遭殃。只要现实生活中有一言九鼎的皇帝，有惹不起的权臣，或者得宠的嫔妃、皇帝身边的太监，任你是谁，说话也得小心。只要谏言仅仅是谏言而已，听与不听，听多少，高兴不高兴听，在上面，那么，即便是有特权的言说者，大概也只有说空话的胆量，没有说错话的权利。言的质量，更不会高，出点儿笑话，自是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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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堂上的戏法 天子门生的得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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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的流行语，不怕流氓，就怕流氓有文化。套过来，不怕皇帝，就怕皇帝爱写诗。皇帝不同于一般人，他要写诗，得有人给他修改润色，做这个活计，用德国大诗人歌德的话来说，就是给皇上洗脏衬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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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的脏衬衣不好洗。不是皇帝的衬衣特别脏，而是衬衣的主人是皇帝。中国人有写诗的嗜好，士大夫吟诗作赋，老百姓哼哼民歌民谣。皇帝也是人，喜欢作几首歪诗的皇帝，大有人在，连做亭长出身的刘邦，放过牛的朱元璋，都作诗，何况别个。算起来，最喜欢作诗的皇帝有两个，一个是隋炀帝，爱诗爱到臣子有佳句者，嫉妒得要取他的性命；另一个是清朝的乾隆皇帝，属于高产诗人，保留到现在的就有四万余首，编成集子，可以卖到几万元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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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炀帝有没有人给他洗脏衬衣于史无证，但乾隆有。比较有名的一个，名叫沈德潜。此人是清朝大臣中的九老之首，活到九十七岁，在今天也算长寿公了。此公不仅活得长，而且位极人臣，官拜太子太傅，虽说是个名誉衔，但有清一朝，能有这个头衔的人像白乌鸦一样稀少。沈德潜活得长，但发迹却很晚，考上进士，点翰林那年，已经六十七岁皤然一老了。不过，科场蹭蹬的沈德潜，却是一个名满江南的老名士，诗做得好。据说入翰林后，沈德潜例行考试并没有考好，由于乾隆的看重，不仅没有给发下去做知县，反而走进皇帝的南书房，挂上了“上行走”的头衔，从此一路畅通，翻着跟头升了上去。但是有一点，就是此公到八十多岁退休（致仕）之前，一直没有离开皇帝的身边。如此好运的沈德潜，唯一的凭借，就是自家的一手好诗，以及低调而且善于迎合圣意的老道功夫。因此，有人认为，沈德潜其实是乾隆的枪手，乾隆的诗，实际上是沈的手笔。不过，看过一些留下来的乾隆御制诗之后，我觉得沈给乾隆的诗修改润色应该没错。《清史稿》也说，他曾为乾隆校正《御制诗集》。但捉刀代笔好像不确，因为乾隆的诗实在太差，有的像张打油，有的则像散文码齐了押上韵，实在不大可能出自一个诗坛老手的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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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衬衣不好洗，原因是凡是皇帝，就不想承认自家的衬衣也脏过。因此，洗衣妇的活儿，只能悄悄地干，干了之后，还不能让别人知道。但是凡事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皇帝也知道这一点，知道一般情况下“洗衣妇”是不敢张扬的，可还是担心洗衬衣的人把这等事跟家里人说，有朝一日透露出去口风，自家脸上不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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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名士兼老大臣的沈德潜，当然明白这个道理，十几年伴君伴虎，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没有透露半点儿“给皇帝改文章”的得意，由此挣来了逐年增加的恩遇，功名利禄，死了之后谥美号，立祠堂祭祀。可是人算不如天算，老名士活的时候总算安然渡过，但翘了辫子以后，还是出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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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事的原因，是老名士虽然已经变成了老大臣，但虚荣心却并没有真的丢到长白山或者爪哇国去，无论如何，给皇帝改文章都是难得的荣耀，当时不敢说，却不想从此被湮灭掉，因此，沈在自己的遗稿中，还是留下了表明自家荣耀的明确痕迹。不想，老名士想传之后世的，恰是皇帝所格外忌惮的，沈德潜死后，乾隆借故从沈的家人那里，骗来了沈的遗稿，这下老名士的馅儿露了。皇帝被气了个半死，公开发作不方便，找了一个茬儿，“夺德潜赠官，罢祠削谥，仆其墓碑”，就差掘坟鞭尸了。这个茬儿，有人说是沈德潜诗题曰黑牡丹者，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之句，可以上纲上线牵强扯成不满“本朝”的悖逆言论。也有一说是沈德潜给某举人的文集做过序，而这个文集后来被人检举，有关碍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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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说，反正沈老名士死后没有保住名节，骸骨都不得安宁，其真正的缘由肯定不是这种牵强附会的罪过，还是跟那倒霉的诗、倒霉的洗脏衬衣有关。用乾隆的话来说，就是，“朕于德潜，以诗始，以诗终”。皇帝和名士虚荣心都强了一点，互相较劲儿的结果，最终皇帝让人洗脏衬衣，还是露出了破绽，皇帝最不希望别人看的脏衬衣，以及如何找人洗的事，都让人知道了。沈家丢了皇家给的好处，而皇帝则丢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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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呢，但凡是个人，舞文弄墨，总免不了有不怎么样的地方，写诗更是如此，从手民之误，鱼鲁亥猪，到平仄不协，押错了韵脚，找人修改，本是寻常之事，改的人不见得比本主高明，被修改的人也不见得就此低人一等。然而，这种百姓的平常事，到了皇帝那里，就一定有麻烦，因为皇帝是圣上，一生下来就不能有错，有了错，需要改，也得悄悄地进行，假装从来没改过。臣子们也一定要咬紧牙关，坚持捧臭脚到底，明明知道皇帝其实也写错别字，也出臭诗，但一定要给皇帝事先抹平，如果抹不平，皇帝随口就说出来了，那就错也不错，将错就错。比如乾隆给灵隐寺题字，把这个“灵”字（繁体）上面的云字头写大了，下面不够写了，于是臣子就出主意改题为云林禅寺。比如乾隆近视，把浒墅关看成许墅关，把西川看成四川，臣子们就把地名都改了，一直沿用到今天。反正，皇帝是不能有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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