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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堂上的戏法 三白饭与三毛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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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与刘贡父都是北宋有名的文人，性格相近，都喜欢开玩笑，所以关系特好。刘贡父名刘攽，在历史上，以著史闻名，曾帮助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持论甚正，但在生活中，却是个活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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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贡父跟王安石为旧交。一日，刘贡父去王安石处，主人不在，发现案头有草稿一篇，是王安石论兵之稿。贡父有过目成诵之能，默诵一遍，大体记得。转过头来，隔日两人再见，王安石问，近来有何著述？贡父回答，在写兵论。乃将王安石草稿复述一遍。王安石大窘，默默地将自己的草稿撕掉。他断没有想到，刘说的，就是自己写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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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做了参知政事（副丞相），周围拍马出主意的渐多，有人建议，若将梁山八百里水泊改造成为稻田，将是大美事。王安石听了，很高兴，但转念一想又问：“那水泊里的水怎么办呢？”刘贡父插话：“在旁边再挖一个大水泊盛起来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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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官做大了，刘贡父老是这样说话，关系慢慢就疏远了。但刘贡父跟苏东坡，依旧亲昵。两人经常互相请饭，诗酒唱和，无日无之。有一天，苏东坡跟刘贡父说，当年我和弟弟苏辙在蜀中读书之时，每日吃三白饭，感觉特好，不相信人间还有什么其他的美味。刘贡父问：“什么叫作三白饭？”苏轼答：“一撮盐，一碟生的白萝卜，一碗白米饭。”刘贡父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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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两天，一封请柬到了苏府，刘贡父说要请吃饭，请柬上，把三个白字叠一起，说就是请吃这个饭。苏东坡当日吹过，也就忘了，没想到刘是在寻他开心，于是欣然赴宴。到了刘府，只见案子上只摆了盐、萝卜和白米饭。这才明白刘贡父是在戏弄他。既然来了，哪有不吃之理，两人风卷残云，把三白饭吃了个干净。临上马时，苏对刘贡父说：“明天我请你吃三毛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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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贡父捉摸了一夜，也没弄明白三毛饭会是什么样子。第二天赴宴，到了苏府，见案子上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苏东坡也不着急上菜，只跟刘贡父闲聊，一杯茶、一杯茶上着，就是不提吃饭的事儿。刘贡父急了，说：“我都饿了，赶紧上饭吧。”苏东坡说：“不急，好饭不怕晚。”如是者三，刘贡父实在忍不住了，跳起来大叫：“你到底是给不给吃呀！”苏东坡这才慢腾腾地说道：“对呀，三毛饭——盐也毛，萝卜也毛，白米饭也毛。”当时的俗语，管“没”叫“毛”，就如同今日网上，管“没”叫“木”一样。刘贡父闻言大笑，说：“早知道你要报复我，但不知道居然是这样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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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之间，互寻开心，是个乐子。说明宋代的文人，精神状态还真是不错。文人逸事，是文人生活中的盐，没有了盐，生活就剩下了白饭，人是死不了，但精气神可就差多了。五代十国，文人被武人欺凌，一文莫名，除了境遇好一点儿的南唐，别的地方，什么逸事都没有。大家都在忙着跟在武人后面做应声虫，一个倒了，赶紧吹捧另一个。有时候应声虫都不好做，话说不对，或者武人没听懂误会了，脑袋就会搬家。像冯道这样的四朝元老，每次改朝换代都活得好好的，真叫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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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皇帝，其实对臣子特别不放心，特别猜忌。但却绝少杀士大夫，官员犯了错，只要你是科举出身，哪怕很重的罪，顶多流放拉倒。文字狱也不是没有，但真要因言而杀人，皇帝自己就觉得不对劲。王安石变法期间，抓了若干诽谤新法的官员，最后一个没杀。即使这样，士大夫的舆论已经很不高兴了。变法不得人心，跟这事也大有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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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皇帝的宽容，造就了士大夫宽松的生态。而士大夫心情愉快，也就造成了文化的繁荣。就国力而论，汉唐并称盛世，就文化论，唐宋应该并称盛世。一个总是对外直不起腰杆的朝代，却能有如此灿烂的文化创造，原因只有两个，一个是发达的市场，一个是宽松的文人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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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贡父晚年得了重病，鼻梁塌落。一个风雅的文人，当然对自己的容貌很在意。可苏东坡没有放过他，嘲笑说：“安得猛士，为我守鼻梁！”刘贡父闻之，大不高兴，因为，他离死不远了。两个开了一辈子玩笑的老朋友，到了暮岁，刘贡父开不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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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堂上的戏法 权力史中的倒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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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猴而冠的政治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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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猴而冠是句成语，用句俗的歇后语来解释，就是狗戴帽子——装人。此话，原本是用来骂楚人的，因为当年的楚人把猕猴称为沐猴，正好那位力可拔山的项羽先生，在进了咸阳之后，不在现成的皇宫里做皇帝，非要回家乡去显摆，说是富贵不还乡，等于锦衣夜行。于是一把火烧了阿房宫，摆队南归。有人批评道，难怪人说楚人沐猴而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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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项羽沐猴而冠，其实一点儿都不冤枉。这种烧房子连带烧书（秦火剩余的皇宫藏书）之行为，连他的同乡同为楚人的刘邦都不如。这位仁兄虽然进了宫，见了美女眼睛就发直，但毕竟不会这样暴殄天物。项羽居然还有脸把这位一针见血的批评者抓住，丢进锅里给煮了，等于直接验证了批评的无比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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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要讲的沐猴而冠的故事，已经不是对强者的批评讽刺，反而是强者对弱者的嘲弄。第一个故事发生在晚清太平天国大动荡之际，当时湖南巡抚骆秉章养了一个宠物，一只大马猴。这只大马猴，巡抚走到哪儿，它跟到哪儿，没事就把随从戈什哈的大帽子，所谓顶戴（巡抚的随从，自然是有品级的，当然有官帽子），摘下来戴在自己头上，戴够了，就随地一扔，泥里水里。随从恨得牙根痒痒，但巡抚大人的宠物，哪个敢说个“不”字，戏弄，也只好随它戏弄。马猴抢人帽子，固然是天性使然，但它的主人不管，任其胡闹，看来是成心借这个猴子，演一场又一场的弄臣插科打诨的好戏。清朝的大帽子，现在的人已经相当熟悉了，为了应付一出又一出清宫戏的需要，跟假辫子一样，做道具的厂家，不知做了多少，没想到在当初，这玩意儿居然就有这样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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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人圈里的人猴闹剧，就像是一种征兆，很快就引来了模仿者，模仿的人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打进广州的英国人和法国人。英法联军占领广州之后，只是把总督叶名琛押走，依旧让旗人柏贵做他的巡抚，街上，依然有清朝官员在管事，名义上，广州还是清朝政府在统治，华洋杂处，华人官员为傀儡的境况，让生活在异域的洋人们，发现了一种让自己开心的好办法。他们逼迫为他们拉车扛包的苦力，戴上清朝官员的大帽子，为他们服务。帽子掉了，就让人捡起来再戴上。他们在一旁看着，哈哈大笑。有时甚至直接把“在任”的清朝官员的顶戴摘下来，扣在苦力头上，看着双方的窘态，自己乐不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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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故事，到了上海租界，居然成了常态的演义。有段时间，凡是在租界里服役的中国人，无论拉车的还是运东西的，甚至佣人，一律戴大帽子。这顶大帽子，虽然未必是正牌的官家顶戴，但却跟官帽子一模一样，摆明了，是拿我们的朝廷命官寻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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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一个国家的朝廷命官寻开心，无疑是对这个国家所有人的羞辱和嘲弄，在那个时代，这是很多来华洋人的共同爱好。但有意思的是，这种羞辱，在当时并未引起被逼参与其间的中国百姓的强烈反感，所有的苦力，都很顺从，戴也就戴了，洋鬼子开心，他们也无所谓。你可以说，中国底层的百姓麻木不仁，没有民族意识。也可以说，中国的官，其实跟老百姓的距离，并不比洋人跟百姓更近。在很多情景下，百姓对于官员，甚至满怀怨恨，辱官，不等于辱民。每次洋鬼子打进来，都有胆子大的百姓，主动出来跟洋人做生意，而中国的官方，却一面千方百计在自己的国土上防止洋人的奸细，一面担心刁民趁机造反。如果说，骆秉章纵容猴子羞辱他的随从，暗含着官场位居高位者对小官吏的轻蔑，洋人捉弄中国官员的帽子戏法，却隐含着中国古已有之的官民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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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国的大门被人用大炮轰开，中外冲突，一直多体现在官员跟洋人之间。清朝官方花了很大的力气，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也由于基督教在华如水银泻地似的传播，才在民间激起了以民教冲突为象征的华洋民间层次的对抗。即便如此，杀洋灭教的义和团，也一样仇官，动辄平白无故地把官员拖出轿子，加以折辱。没办法，即使在对抗西方侵略之时亟需官民合作，但现实却处处是官民敌视。这种分裂，如果有人点明清朝统治者其实是应该被驱逐的“鞑虏”，那么，作为披发左衽胡服一部分的大帽子怎样被羞辱，就更没有人在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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