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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贡父捉摸了一夜，也没弄明白三毛饭会是什么样子。第二天赴宴，到了苏府，见案子上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苏东坡也不着急上菜，只跟刘贡父闲聊，一杯茶、一杯茶上着，就是不提吃饭的事儿。刘贡父急了，说：“我都饿了，赶紧上饭吧。”苏东坡说：“不急，好饭不怕晚。”如是者三，刘贡父实在忍不住了，跳起来大叫：“你到底是给不给吃呀！”苏东坡这才慢腾腾地说道：“对呀，三毛饭——盐也毛，萝卜也毛，白米饭也毛。”当时的俗语，管“没”叫“毛”，就如同今日网上，管“没”叫“木”一样。刘贡父闻言大笑，说：“早知道你要报复我，但不知道居然是这样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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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之间，互寻开心，是个乐子。说明宋代的文人，精神状态还真是不错。文人逸事，是文人生活中的盐，没有了盐，生活就剩下了白饭，人是死不了，但精气神可就差多了。五代十国，文人被武人欺凌，一文莫名，除了境遇好一点儿的南唐，别的地方，什么逸事都没有。大家都在忙着跟在武人后面做应声虫，一个倒了，赶紧吹捧另一个。有时候应声虫都不好做，话说不对，或者武人没听懂误会了，脑袋就会搬家。像冯道这样的四朝元老，每次改朝换代都活得好好的，真叫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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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皇帝，其实对臣子特别不放心，特别猜忌。但却绝少杀士大夫，官员犯了错，只要你是科举出身，哪怕很重的罪，顶多流放拉倒。文字狱也不是没有，但真要因言而杀人，皇帝自己就觉得不对劲。王安石变法期间，抓了若干诽谤新法的官员，最后一个没杀。即使这样，士大夫的舆论已经很不高兴了。变法不得人心，跟这事也大有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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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皇帝的宽容，造就了士大夫宽松的生态。而士大夫心情愉快，也就造成了文化的繁荣。就国力而论，汉唐并称盛世，就文化论，唐宋应该并称盛世。一个总是对外直不起腰杆的朝代，却能有如此灿烂的文化创造，原因只有两个，一个是发达的市场，一个是宽松的文人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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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贡父晚年得了重病，鼻梁塌落。一个风雅的文人，当然对自己的容貌很在意。可苏东坡没有放过他，嘲笑说：“安得猛士，为我守鼻梁！”刘贡父闻之，大不高兴，因为，他离死不远了。两个开了一辈子玩笑的老朋友，到了暮岁，刘贡父开不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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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堂上的戏法 权力史中的倒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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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猴而冠的政治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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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猴而冠是句成语，用句俗的歇后语来解释，就是狗戴帽子——装人。此话，原本是用来骂楚人的，因为当年的楚人把猕猴称为沐猴，正好那位力可拔山的项羽先生，在进了咸阳之后，不在现成的皇宫里做皇帝，非要回家乡去显摆，说是富贵不还乡，等于锦衣夜行。于是一把火烧了阿房宫，摆队南归。有人批评道，难怪人说楚人沐猴而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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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项羽沐猴而冠，其实一点儿都不冤枉。这种烧房子连带烧书（秦火剩余的皇宫藏书）之行为，连他的同乡同为楚人的刘邦都不如。这位仁兄虽然进了宫，见了美女眼睛就发直，但毕竟不会这样暴殄天物。项羽居然还有脸把这位一针见血的批评者抓住，丢进锅里给煮了，等于直接验证了批评的无比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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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要讲的沐猴而冠的故事，已经不是对强者的批评讽刺，反而是强者对弱者的嘲弄。第一个故事发生在晚清太平天国大动荡之际，当时湖南巡抚骆秉章养了一个宠物，一只大马猴。这只大马猴，巡抚走到哪儿，它跟到哪儿，没事就把随从戈什哈的大帽子，所谓顶戴（巡抚的随从，自然是有品级的，当然有官帽子），摘下来戴在自己头上，戴够了，就随地一扔，泥里水里。随从恨得牙根痒痒，但巡抚大人的宠物，哪个敢说个“不”字，戏弄，也只好随它戏弄。马猴抢人帽子，固然是天性使然，但它的主人不管，任其胡闹，看来是成心借这个猴子，演一场又一场的弄臣插科打诨的好戏。清朝的大帽子，现在的人已经相当熟悉了，为了应付一出又一出清宫戏的需要，跟假辫子一样，做道具的厂家，不知做了多少，没想到在当初，这玩意儿居然就有这样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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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人圈里的人猴闹剧，就像是一种征兆，很快就引来了模仿者，模仿的人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打进广州的英国人和法国人。英法联军占领广州之后，只是把总督叶名琛押走，依旧让旗人柏贵做他的巡抚，街上，依然有清朝官员在管事，名义上，广州还是清朝政府在统治，华洋杂处，华人官员为傀儡的境况，让生活在异域的洋人们，发现了一种让自己开心的好办法。他们逼迫为他们拉车扛包的苦力，戴上清朝官员的大帽子，为他们服务。帽子掉了，就让人捡起来再戴上。他们在一旁看着，哈哈大笑。有时甚至直接把“在任”的清朝官员的顶戴摘下来，扣在苦力头上，看着双方的窘态，自己乐不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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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故事，到了上海租界，居然成了常态的演义。有段时间，凡是在租界里服役的中国人，无论拉车的还是运东西的，甚至佣人，一律戴大帽子。这顶大帽子，虽然未必是正牌的官家顶戴，但却跟官帽子一模一样，摆明了，是拿我们的朝廷命官寻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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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一个国家的朝廷命官寻开心，无疑是对这个国家所有人的羞辱和嘲弄，在那个时代，这是很多来华洋人的共同爱好。但有意思的是，这种羞辱，在当时并未引起被逼参与其间的中国百姓的强烈反感，所有的苦力，都很顺从，戴也就戴了，洋鬼子开心，他们也无所谓。你可以说，中国底层的百姓麻木不仁，没有民族意识。也可以说，中国的官，其实跟老百姓的距离，并不比洋人跟百姓更近。在很多情景下，百姓对于官员，甚至满怀怨恨，辱官，不等于辱民。每次洋鬼子打进来，都有胆子大的百姓，主动出来跟洋人做生意，而中国的官方，却一面千方百计在自己的国土上防止洋人的奸细，一面担心刁民趁机造反。如果说，骆秉章纵容猴子羞辱他的随从，暗含着官场位居高位者对小官吏的轻蔑，洋人捉弄中国官员的帽子戏法，却隐含着中国古已有之的官民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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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国的大门被人用大炮轰开，中外冲突，一直多体现在官员跟洋人之间。清朝官方花了很大的力气，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也由于基督教在华如水银泻地似的传播，才在民间激起了以民教冲突为象征的华洋民间层次的对抗。即便如此，杀洋灭教的义和团，也一样仇官，动辄平白无故地把官员拖出轿子，加以折辱。没办法，即使在对抗西方侵略之时亟需官民合作，但现实却处处是官民敌视。这种分裂，如果有人点明清朝统治者其实是应该被驱逐的“鞑虏”，那么，作为披发左衽胡服一部分的大帽子怎样被羞辱，就更没有人在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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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堂上的戏法 当“进化论”沦为统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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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皇帝是人不是神，这一点大概是个人都知道，但是，如果生活在帝制时代，情况也许会有点儿不一样。真正明白里就，知道皇帝跟我们一样，吃喝拉撒，会生病也会死掉的，除了皇帝的身边人，就是那些明白人或者野心家。剩下的芸芸众生，恐怕多少会觉得皇帝还是有点儿神气，能坐上龙椅的，如果是人的话，也是非常之人。那些一向崇拜清朝皇帝的蒙古人，只有到了跟末代皇帝溥仪一同蹲了监狱，而且受了共产党人的教育，才会发现自己和祖先多年崇拜的对象，原来是个拉完屎连裤带都系不好的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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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接触辛亥革命的史料，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当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时候，很多老百姓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皇帝没有了，我们可以不交租税了。或者是，皇帝都没有了，为什么还要交租税？害得革命党人成立的各级军政府没有钱用，马上就得派兵下乡，逼迫老百姓交钱交粮，但还真的就有很多百姓即刻武装反抗。江南地方，许多县的革命党人，对付清政府官员倒没有动过武，对付抗粮抗税的刁民，倒是真的开枪开炮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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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郑超麟回忆录》，发现他说他们家乡的人也有类似的事情，在辛亥革命之后，乡民们都传，皇帝没有了，什么都不用怕了。因此，土匪多了，贩私盐的多了，抗粮抗税的也多了，新的县政府想要管管，结果乱民聚众，一哄而起，吓得县知事从衙门后门逃走，最后还得前清时候的老知县出来说和，民国的县知事才可以重新回来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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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样的事情可以说都是个案，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民国初年，各地政府统治的武力因素都在不同程度地增加，在整体社会状况跟清末类似的情况下，各级政府往往非得依靠军队才能完成过去的征粮征税任务，甚至乡绅们也不得不武装起来，没有武力背景的乡绅，往往难以维持在乡间的权威。不是清末就没有土匪，没有私盐贩子，没有抗粮抗税，没有所谓的“刁民”，但很明显，很大一部分介于“刁民”和良民之间的人，在没有皇帝的情况下，变得比较不安分起来，下层社会骚动不安，使得治理变得相对困难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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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状况，部分是改朝换代之际的常态，凡是朝代变了，总免不了会人心浮动，不逞之徒趁机作乱，反正成功了就发一大笔，失败了大不了丢脑袋，本来一无所有的他们，丢了脑袋，也无所谓。只是跟着起哄的人，之所以能有胆量跟着，多半是因为旧皇帝没有了，新的真龙天子还没有见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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