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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堂上的戏法 古代地震那些事儿（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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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地震和日食一样，都属于标准的上天垂儆性的灾异。按董仲舒的说法，天人感应，地上的人做了点什么，上天会有感觉，做好事，则风调雨顺；做坏事，则降下灾异。首先要负责的人，是皇帝。因为皇帝虽为天之子，但其实不过人之头，作好作歹，老天第一个要跟他算账。不过，有的时候，事情并不严格地按照董老夫子的规矩来，地上的人做了坏事，上天未必会降灾；反过来，有时感觉做得不错，灾害却不请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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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是历史界公认的不错的皇帝，但在他的时代，北京附近却发生过一场强度非常大的地震。据《清史稿》记载，康熙十八年（1679年）七月初九，京师地震。惊天动地，“声响如奔车，如急雷，昼晦如夜，房舍倾倒，压毙男妇无算。地裂，涌黑水甚臭”。地震波及通州、三河、平谷、香河、武清、永清、宝坻、固安，当然包括今天的天津。还引起了海啸，通州、宝坻等地，遭海水倒灌，被灾尤重。据台湾高阳先生考证，地震的确切时间应该是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清史稿》记载有误。不过不管怎样，此次大地震，的确是唐山大地震之前，京津唐地区最大的一次地震。大震发生过后，据时人记载，又连续发生四十次余震，没死的人，都露宿屋外，皇帝也不例外，不得不委屈住进了帐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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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让人感到多少有点儿不对头的是，地震发生之际，恰好康熙刚刚平定了三藩之乱，同时开“博学鸿词”科。收揽明朝遗臣，于文治武功，都有所建树，属于史家于情于理都该歌功颂德之时。很明显，老天爷这回冤枉了他老人家的“儿子”，弄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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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今天的人们都知道，天灾未必会在人惹祸的时候恰好降下来，就像民间传说不孝子都会遭雷劈一样，其实被雷劈死的人，未必都干过坏事，只要大雷雨天，在大树下躲雨，就差不多该到寿了。不过，在那个时候，没有什么人敢怀疑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尤其皇帝不敢，也不想，因为一怀疑，自家“奉天承运”也会跟着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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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无论老天是否弄错了，没人会跟天计较。如果是在汉朝，也许还会有人怀疑，此时是大兴程朱理学的大清，估计大家连想都不敢想，人人都在自家身上找原因，皇帝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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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皇帝的罪己诏出来了，在虚虚花花的自我检讨之余，居然开列了国家的六桩罪过，六桩罪过，件件都是大臣们惹的祸。从满汉大臣到诸王贝勒，从领兵将帅到满洲的包衣奴才，从外官到京官，一个都逃不掉，言外之意，地震都是这些人欺压百姓招来的。与此同时，皇帝还广开言路，号召臣子们在提建设性意见的同时，也提一点儿批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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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一场灾后的反思检讨运动开展了，所有有资格说话的大臣都在找不足，不足也就真的被找出来很多。显然，即便所谓康熙盛世，国家一样问题多多，三藩之乱虽然平了，但平乱过程，官军和叛军，都一样杀良冒功，战乱对百姓的扰害，跟遭了灾也差不了多少。各地官员趁着战乱，中饱私囊，欺压良善，也不少见。开特科取士，得意的，也无非是若干文人学士、前明遗臣，关老百姓屁事。煌煌的文治武功下面，不那么煌煌的事，还就是不少，检讨一番，此后一段时间，至少国家的吏治还真的清明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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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种反思和检讨，很像是郢书燕说，人跟老天会错了意，借着原本跟吏治不相干的灾异来说事。不像今天这样，去检讨防灾的措施，救灾的体系，如何加强灾情的预报，等等。然而，这样的会错意，老天并不见怪，而这样的检讨，对于国家，对于百姓，却是有好处的。地震是天灾，面对几乎是不可抗拒的天灾，人能做的，除了行动，关键是态度，人的态度，对人度过灾难，以及灾后重建，往往有决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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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面对灾异，人要反思。即使在迷信氛围里的反思，对国家，对黎民百姓，也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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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堂上的戏法 古代法制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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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法制建设速度迅猛，法学教育发展很快。我一不懂经济，二不懂法律，在此，没什么可谈，也没资格谈什么。好在我懂一点儿历史，可以从历史的角度，谈一点儿古代的法律状况，做一下对比，好让我们看一看今天我们的法制进展到了什么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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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代的法，其实是刑，主要是为了治民的。以刑来威慑那些莠民，不良的民。说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那是春秋之前的事，封建制度下的事。但刑在任何朝代，都主要是针对治民而言的。传说黄帝做五刑，没有确切证据，但自春秋郑国子产铸刑鼎以来，针对平民百姓的刑或者说法，开始公开化。无论以法治国，还是以礼治国，刑和法都是不可或缺的，只是在侧重上有所偏重。地方官员主要的职责，就是理刑狱，很多朝代，地方不设专门的司法官员，由地方主官兼任。地方官治理状况，主要通过刑狱的指标来考察，司法从属于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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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古代的法律，其目的不是维护正义，而是为了维持秩序，所谓礼的秩序。他们把所有的犯罪，都理解为对现有秩序的破坏，而惩罚罪犯，主要是为了让秩序重归有序。这些秩序，小到家族伦理，大到王朝国家安定。所以，经济犯罪，不是大罪，所谓婚户田土，细事。而伤人、作奸犯科、伤及伦理秩序者，必须加重刑责。凡是死人的事都是大事，因为人命直接损害了伦理秩序。王朝和国家的秩序，是最高的伦理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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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古代在法律面前，法定的人与人不平等。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是不可能的。长幼尊卑，适用法律不同，量刑各异。即使清官大老爷，对于这种不平等，也严格执行。对于贵者，有八议，议亲，议贵等，有免死。对于长者，有减免，有严重不平等的刑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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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古代的法律从制定到执行，一直难以免受伦理道德的影响。只要道德上占据制高点，私刑和血亲复仇，就可以逃避刑责。当社会主流道德与意识形态合一的时候，以政治意识形态代替法律，是常态。西汉有以《春秋》治狱之事，东汉则以五经断狱。经学大师都有以儒学经典断狱的专门著作。直到清代，地方主官审理案件，依然有强烈的儒学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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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古代由于存在不能触碰的意识形态禁区，因此，程度不等地存在文字狱，言论获罪，是理所当然的。决无言论自由的道理。文字狱可以深挖到日记、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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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古代社会案件的侦破，可以严刑逼供。刻意追求口供，把刑讯当成逼供破案的必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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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古代司法是政务的一部分，司法人员是政务官的从属人员，有司法官的时候，司法官从属于政务官，没有司法官的时候，则只有司法办事人员（胥吏），一切由地方主官定夺，包括司法人员的生杀予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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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古代一方面有慎刑的传统，死刑复核归最高统治者，但另一方面，地方官可以通过另类的惩罚，致人死命，比如站笼。监狱的黑暗，也使得瘐死狱中者数量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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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古代没有人身和财产保全的严格法律规定。只要皇帝认为有必要，抄家籍没、株连都会发生。在皇权面前，任何人的生命财产都是脆弱没有保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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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样的考察，我们发现，现在我们的法制还是有进步的，不仅比古代有了进展，比起改革前，进展更大。至少，我们大体建立了现代法律体系，不仅有了刑法，还有了民商法，还有国际法，人家有的，我们几乎都有了。我们在司法的形式上也有了进步，至少，我们不再公然以政策代替法律，用运动代替法律。另外，最大的变化是，我们有了律师，而且律师正在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社会各个层面上，几乎无所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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