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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时候，中国最有名的人，是洪秀全，而与此同时，在大理这个地方，最有名的人，是杜文秀。这是两个“造反头子”，一大，一小，小的自然是杜文秀。杜文秀据说还一度奉过太平天国的旗号，当然，跟当时大大小小遍地起哄扯旗造反的团伙一样，只不过是借势的空名头。苦命天子咸丰的天下，遍地烽烟，杜文秀是其中较大的一股。洪秀全和杜文秀这两个“造反头子”，经历倒有几分相似，都是读书人出身，喜欢舞文弄墨，杜文秀比洪秀全要强一点儿，已经考上了秀才，在当地算是个乡绅。从留下的文字看，虽然都有八股味道，但杜文秀似乎比洪秀全要略胜一筹，至少引经据典多一点，拽文的时候，文理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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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料记载，杜的父亲是回民，母亲是汉人。考秀才时，受到典试的学政赏识，要他改回归汉，由父姓杨改母姓杜，他和父亲都能欣然接受，说明他和他的家族，跟清政府有相当的亲和度。这样一个乡绅，最后变成造反的大元帅，显然与当地愈演愈烈的回汉冲突有关，也跟太平天国起义后，天下大乱，地方豪强趁机起事割据有关。在太平天国大闹起来之前，即便回汉冲突已经波及到了自己家里，杜文秀还是选择逐级上控，最后赴京告御状这种体制内的解决方式。最先起事者，其实并没有他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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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文秀起义，在中国近代史教科书里，一向占有相当的地位，不过，即使在大理，现在的人们，几乎已经快把这位大人物忘了。当地的旅游路线上，显然没有像武昌那样，把辛亥首义的军政府作为重点推荐的地点，几乎没有一个旅游团的导游，会介绍给游客去看当年起义的遗迹。其实，杜文秀帅府地处大理古城的显眼地带，却门前冷落车马稀。我在里面泡了一个上午，只见到两个游人，而且还是来看古代陶俑的艺术人（元帅府也是大理博物馆），对杜文秀一无所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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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文秀的元帅府很气派，在杜文秀打下大理之前，是云南提督的衙门，就像洪秀全的天王府，是两江总督衙门一样。以现在仅存的衙门，其规格建制略小于现存于保定的直隶总督府，但显然要华丽得多。不知是杜文秀占了窝子之后加以改建了，还是大理这个地方的人善用砖石，喜欢雕饰，房子本来就修得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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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元帅府，现在的博物馆，有一个展室是给杜文秀及其起义的。不过，看来杜文秀起义，留下的文物不多，无非几把长刀、三股叉、两门土炮。到底是不是义军用过的，其实很难说。其中至少有一柄大关刀，估计是关帝庙的旧物，是泥胎周仓手里的家伙，跟起义军肯定关系不大。大刀不仅沉得吓人，而且压根没有刃口，刀刃比一般的刀背还厚。杜文秀义军，号称白旗军，但展室里连一面白旗都没有。但有意思的是，展室里，杜文秀留下的文书倒是蛮多的。一般来讲，纸制的文物保存最难，但大理有关杜文秀的亲笔书信、文稿、讲演记录，却相当多。这些文物，在我看来，真的假的都有，有些假货几乎一眼就能看出来。展品中一个名为杜文秀在“民情访查队”出发时的讲话的文件，上面居然有“帝制已除”、“清朝残余势力”、“土豪劣绅”等民国时才会有的提法，而且通篇讲话，全然现代人口吻。一份判决书，上面居然有“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等语，“革命”、“反革命”，甚至“反革命叛徒”之类的话，也随处可见，怎么看都不像当时人说的。而且看展品说明，说杜文秀的民情访查队，很像是后来八路军的工作队，下乡去访贫问苦，打倒土匪恶霸，发动群众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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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中国历史的研究，厚今薄古，而所厚之今，又以农民战争为首的五朵金花最为灿烂，农民起义，农民战争，是几十年雄踞史学塔尖的显学。只是显学之显，不仅在于重视，而且在于美化。然而，不幸的是，文献上留下的东西，恰好丑化居多，于是乎，研究者开动脑筋想办法，动手动脚找材料，访谈口述，甚至带着倾向访谈口述。征集文献，文书实物均可。最有意思的是，人们在研究或者写文章歌颂农民起义的时候，往往带着一个暗含着的框子，有意无意，以红军、八路军的影子来套那些当年的草莽英雄。红军八路军发动群众，农民起义军也发动群众；红军八路军打土豪分田地，农民起义军也打土豪分田地；红军八路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农民起义军也秋毫无犯。最后，连征集来的文物，访出来的口述史，都个个合乎当代研究的调子，从口气到内容上，都越来越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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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比照红军八路军，所以，研究者对于农民起义队伍的革命性要求慢慢高了起来，一遇到投降行为，就大蹙其眉头，大批叛徒。李秀成自述一问世，叛徒的帽子就扣上了，辩解者也无非说那是李秀成的权宜之计。同理，当人们从英国档案里查出杜文秀曾经向在缅甸的英国人求救的信件时，对这个起义领袖的歌颂，立即降了调。其实，就像农民起义很多无非是借以取得招安的台阶一样，革命或者叛徒，根本不在他们的词典里。同理，在清军大兵压境之际，为了自保，杜文秀的求救也很正常。一些由下层民众组成的政权和团体，没有现代的国家意识，又有什么奇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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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堂上的戏法 还原历史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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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可以当饭吃吗？”自从干了教历史这行之后，老有人问我这句话。每次问，我都老老实实地回答，不能。不过后来仔细一想，这样回答，还是有点儿不妥。的确，历史不是包子、馒头，没法抓起来就吃，解不了饥，顶不了饿，但是历史跟吃饭，还是有点儿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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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对于人来说，无论个体还是群体，甚至人类整体，是一种关于过去的记忆。试想，如果我们有天早上起来，发现自己失忆了，忘记了自己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那我们怎么生活呢？也就是说挣饭吃就有了问题。推而广之，一个家族，一个民族，全人类，也是如此。只是，这种失忆，一般不会发生，所以，人们对于历史，也就不那么在意。其实，完全没有历史记忆的人是不存在的，一个人可以不学历史，但你自己家族的历史，你自己学习的历史，对于你从事行业的记忆，都无时无刻不在影响你，左右着你谋生的过程，干预你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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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尽管在当今之世，聪明的学生在家长的压力下，几乎没有乐意学历史的，即使像北大历史系，也招不到好学生，录取分数段，也是北大最低的。但社会上对于历史的消费，却异常旺盛，但凡历史题材的电视、电影、小说，以及最近大热的通俗说史的故事书，都很有市场，可以说，除去教材，真正由读者自掏腰包买的书籍，最大量的，就是这类东西。更有意思的是，当下这些通俗历史的写作，很多居然是由当年避之唯恐不远的某些金融证券和海关界人士书写的，显然，相对于自己从事的专业，他们对于历史的阅读，兴趣更浓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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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大众对历史的消费，在很大程度上是种享受，他们对古代才子佳人的兴趣，在本质上跟对现代的才子佳人没有什么不同。这从古代就这样了。古人说书唱戏，总免不了讲史，真实与否，一般没有人在意。不过，在众多的历史消费者中，总有那么一部分人不满足于艺人的演义，怀有追索真相的冲动。应该说，在现今，这种冲动更加强烈了。这说明，了解历史，是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人本能的一种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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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我们现在的历史界，的确无法满足这一部分人的需求。历史界虽然已经有部分的人开始步出以往阐释意识形态的窠臼，但是，还是恪守家法，不肯越雷池半步，做明史的，不能碰清史；做清朝前期史的，不能碰晚清史。至于社会科学，更是不能沾惹，沾惹了就是离经叛道。一方面考据功夫不到家，一方面除了考证，又做不了其他事，无法对历史做出合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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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糟糕的是，即使是这样狭隘的历史叙事，也是言语乏味。别的学科，也许还有玩弄概念、故作深奥的本事，历史界连这样的玄虚也玩不了，文字谁都能看懂，就是没有意思，干瘪，乏味，没有创意，也缺乏思想。有人讽刺说，这样的学术研究，阅读者只有两个，一个是作者本人，一个是杂志的编辑。这样的历史，的确跟大众的吃饭没有任何关系，只跟书写者自己的饭碗有点儿干系，不写，完成不了所谓的科研任务，也许就评不上教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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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历史的真相，也许永远无法复原，但人们追求真相的冲动，却也同样无法止息。正像我们不能把产品的检验交给每个消费者一样，对历史真相的追求，理所应当是每个做历史的人的天然使命。把你探索出来的真相，告诉大众，把你理清的历史事件的逻辑线索，告诉大众，把完整的历史故事，讲给大众听。大家的生活，会变得更清晰，饭，也会吃得更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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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堂上的戏法 正史的外表，野史的的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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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有历史的情结，读书人自不必说，贩夫走卒愚夫愚妇，也喜欢听人讲史，看人演史。因此，说历史的事儿，就不是太史公之流所能垄断的。史官录正史，士大夫写野史，民间不入流的小文人、说书人则讲稗史，目不识丁的老百姓道听途说，添油加醋讲故事。这就有了历史的民间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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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叙事跟正史不一样，离事实也很远，闹到张飞打岳飞、关公战秦琼倒不至于，但发挥得非常厉害，一般都会到离谱的地步。比如北宋的杨业和潘美，这俩历史上都实有其人，都参与了对辽战事，而且多少有那么点儿分歧。但是到了民间，俩人被纳入“忠奸格局”，潘美成了朝中的奸臣，而杨业则是抗辽的忠诚战将，一个在前方杀敌，一个在后方捣乱，并由此衍生出没完没了的杨家将故事，拖儿带女，子子孙孙无穷尽焉。以后再碰到外国人打进来，从上到下，都按这个模式解释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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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钟祥是个小地方，但却有一处世界文化遗产，明显陵。我有好几个朋友，都是钟祥人，因此，我得以吃到那个地方的一种名吃——蟠龙菜。这种用猪肉、鱼肉加上淀粉和其他的什么东西做成的状若发糕似的东西，好不好吃，暂且不提。但是这个地方名吃，却跟明朝的一段历史有关，甚至跟明显陵也不无关系。钟祥关于蟠龙菜的由来，是这样说的——明武宗驾崩，身后无子，朝廷选择了三个藩王有资格入继大统，其中就有封在钟祥的兴献王嫡子朱厚熜。三个人，谁先到京，谁当皇上。但是三个人中，以朱厚熜距离北京最远。为了能抢在那两人前头，朱厚熜的幕僚想出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办法，一边放出风来说他因路途遥远，放弃竞争，一边让他扮成囚徒坐囚车赶路。但朱厚熜不能真的吃牢饭，又不能大鱼大肉，于是精明的厨师就做出了有鱼肉其实，外观却像发糕似的蟠龙菜。最终，朱厚熜最先赶到北京，成为明朝第十一代皇帝明世宗嘉靖皇帝。这个故事，我听几个钟祥的朋友都讲过，言之凿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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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真情是明武宗死后无子，按继承的规矩，得找离武宗最近的宗亲继承。武宗老子孝宗的儿子，就活下来武宗这么一个，因此，子侄辈指望不上，只好上推到爷爷辈的宪宗，宪宗四个儿子，头两个早夭，孝宗是老三，老四就是兴献王朱佑杭，即朱厚熜的亲爹。因此，朱厚熜是唯一的选项，如果按规矩来，就非他不可。我们都知道，明武宗是个彻头彻尾不讲规矩的皇帝，害得满朝文武找不着北，因此，为了矫枉，必须讲规矩，因此，朱厚熜就这么大模大样地来了，不仅来了，而且屁股一坐稳，就改了迎接他的顾命大臣和太后立的规矩，让他认孝宗当爹，而他的亲爹只能降格为他叔叔（意思是说，朱厚熜是入继给孝宗当儿子）。朱厚熜硬是不从，强行把自己的亲爹追封为皇帝。结果群臣二百多人拥在左顺门大哭死谏，据说是哭声震天，门被晃得直响。最后的结果，还是朱厚熜强项，固执己见，把带头闹事的人统统抓起打板子，往死里打，一下子打死了十几个，这就是所谓“大议礼”。“大议礼”尘埃落定之后，嘉靖皇帝的生身父亲兴献王从藩王升格为皇帝（追封），因此正在建的陵寝规格升高，变成了显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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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议礼”议出了显陵，让小小的钟祥在几百年之后，有了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对当地的旅游业大有好处。当地的旅游业，自然少不了蟠龙菜式的民间叙事，就像杨家将故事所涉及的地方，都会出现若干遗迹以及传说一样，都在给旅游业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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