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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集体下棋,拿棋子的人,手高手低其实关系不大,反正背后有一堆人出主意,特别臭的棋一般是下不出手的,大家七嘴八舌,争够了,棋才下出来,虽然未必有多高,但多半是支招者的集体智慧的结果,一般来说,漏招、勺子或者明显看错的事,不大可能出来。但反过来,特别高明的招数,可能也没有,因为支招者众,意见往往难以统一,最后的结论,往往是妥协的结果,比如一步棋有上、中、下三策,最后落实到棋盘上的,往往是中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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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弈者想要乾纲独断,自己当回家,不听群众意见,多半行不通,因为众目睽睽之下,力排众议,走自己的路,是走不了的,因为大家一定拉你回来,不回来也不行。要想不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弃权不下了,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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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意思的是,下棋总免不了有输赢,只要有输赢,输的一方支招者,必然埋怨弈者,即便这个弈者不过是傀儡,输棋的责任,也都赖他,观战支招的,没有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的时候。如果再战,大家肯定一致决议换人,只要被换掉,成了观战者,那么就马上拥有批评弈者的权利,指手画脚,显示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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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集体下棋,其实很像民主政治,而且是相当成熟的民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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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治效率不高,遭逢战争,特别明显,人家突然袭击了,这边反应过来,亏已经吃大了。因此,两次世界大战,民主国家在开始的时候,往往占下风,有的前线国家,往往来不及好好应对,就被打败了,比如“二战”时的法国。好在一旦反应过来,民主政治由于公民参与度高,资源动员能量很高,因此显得后劲十足,往往可以凭实力压倒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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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治出错,尤其是出大错的概率不高,但奇招险招也别想问世,拿出的决策,往往中等偏上者居多。战争时期也是如此,民主国家往往跟对手拼实力,作战不追求奇迹,等待对手出错,一点点儿取得优势,在平淡无奇中获得最后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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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国家的领袖,个人才智往往不起决定性的作用,才高八斗者未必发挥得出来,才具平平者也能安享大位,只要他是选举选上来的,就一切OK。和平时期,往往不是那些真有智慧的人能够胜选。才具平平之辈,只要背后有大财团支持,选举策略运用得好,胜选概率反倒高。从某种意义上说,由于制度的制约,个人才能对于国家治理,作用不是一点儿没有,但相对来说不是那么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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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底,民主政治,就是一个不大容易犯错误,尤其是犯大错误,即使犯了错误,也容易被纠正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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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民主政治也是一个对领袖比较无情的政治,只要输了,不管实际是谁的责任,领导者都要背着。选民断然不会自责,说自己愚蠢,所选非人,议会也不会自责,当初乱干预。只要出了问题,领袖只有一条路好走,夹起皮包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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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政治毕竟不是下棋,不可能全民都来支招,只能选出一些职业政治家,让他们来专业支招出主意,其他的人,远远地看挂盘讲解就是(往往不看的人居多)。民主政治选出的支招的人,必须得懂棋,懂得游戏规则,而且遵行规则。如果完全是外行,不懂规矩,那么集体下棋,就会变成集体斗殴。因此,实行民主政治的国家,必须有相应的公民文化,老百姓和政客都得会讨论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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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堂上的戏法 世说新语浮世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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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同鸭讲的巴别塔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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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之世,想做隐士大约有难度。满世界没有安静的地儿,全球聒噪,陶渊明如果活在今天,不让家人赶着回到彭泽县,也得让旅游者给轰出南山。人与人之间交往频度奇高,开不完的会,吃不完的饭,聊不完的天,没完没了的应酬,好像人们总有话要跟谁说。不听,人家就公关。但实际上,人与人之间却又很隔膜,说了很多,大抵鸡同鸭讲,讲了什么,一笔糊涂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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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同鸭讲局面的形成,过去都是说西方所谓的巴别塔困境——别有用心的上帝为了阻止别有用心的人类建造通天塔,让人们语言不通,各说各话,无法协调。今天,英语具有霸权地位,而对全球化具有高度认同的中国人,全民都在学英语,鸡学会了鸭的语言,鸭讲了什么,就不再是笑话。其实,更多的时候,鸡同鸭讲,往往发生在操同种语言的人们之间,两个或者更多的人,说的一样的话,面对面,也一样会彼此拎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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拎不清的原因,在初级阶段是心不在焉。一般来说,地位高的人喜欢这种感觉,时髦所谓的“酷”,多少要点儿心不在焉在里面。大家都知道,跟领导讲话很难,说多了不行,说少了也不行,无论你如何努力把你要说的说出来,人家都可能什么也没听明白——当然,罪过肯定在你,表达不清,不简明扼要。跟领导说话,现在已经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管理学和公关课上都在研究,尽管如此,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领导的心不在焉或者漫不经心还是走在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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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的心不在焉,其实是有原因的。地位越高,想的事越多,凡事多半有自己的主见。听人讲话,自己的主见不知不觉就会溜达来当家做主。如果对方讲的跟主见不一样,主人客人打起来,领导的听觉就会犯糊涂。因此,过去现在,做官的诀窍之一,就是揣摩上意,只要把上司肚子里的意思事先揣摩出来,话一出口,上司肯定听得进,想不高兴都难。但是,这门揣摩上意的学问,实在过于艰深,一般人学不来,结果,领导就只好总是心不在焉下去,直到主见变了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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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见过于固执,往往就变成了成见,即使在领导肚子里,也不例外。在跟不同的人群对话时,如果彼此怀有成见,拎不清就往往变成鸡同鸭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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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见首先来源于文化立场,或者说对文化的不同理解。虽说文化是个筐,弄不明白的东西,都可以往里装,但该装的,还得装。况且,我们这回用的,是个比较小的筐,文化立场。过去学宗教,感觉课堂上讲的宗教学和宗教史,虽然有关宗教的名词概念跟神学家们的说法并无不同,但在解释体系上,却大相径庭。用某些僧侣的话来说就是,外面的人,是从外面来看,和里面的人看,必定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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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一个无神论者和一个僧侣,立场不同,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问题在于,现代的人们,文化立场的不同,有时候往往意味着意识形态上的敌对。因此,更深的成见,来源于敌对。在革命时代,意识形态的对立,往往构成政治上的敌对,构成一个最终消灭另一个的生存格局。革命时代结束,世界进入各种文化、各种族群的共处时代,但革命时代形成的对立却不容易消除。文化立场的歧义被敌对的旧痕扩大,这就导致了在共处时代彼此间对话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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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敌意就难以互相信任,相互不信任,文化上的歧义,就愈发难以相互理解,多岐而亡羊,就愈发说不到一起。双方的语言没有障碍,用语都明白,但意思却非常隔膜,越讲,彼此越觉得对方像怪物,不可理喻的怪物。不仅无神论者和宗教信徒如此,就是一般的信仰不同的人之间,也容易如此。大家都相信只有自己的主见,乃至成见,才是真理,不是真理也有道理,而别人说的,都是骇人听闻的谬见,谬见还要坚持,真正罪不可赦。从古至今,很多人与人之间的砍砍杀杀,其实背后没有那么多利益之争,或者即使有利益之争,也不难理性地解决。但彼此间对话的障碍,由障碍引发的争执,却使得仗打了一个又一个。一个个无辜的生命,都糟蹋在了意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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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是人都有理性,都明白打打杀杀对谁都不好。不同人群之间只要能够对话,就意味着双方都有这个需要,有问题要协商解决,但是成见在,对话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可能增加敌意,结果适得其反。有的时候,双方其实都有和解的意思,彼此也为此做了很多努力,一碰到一起,话不投机,彼此都有委屈,鸡同鸭讲,越讲火气越大,说还不如不说。佛家有个概念,叫“我执”,大概可以翻译为成见。从某种意义上说,对立双方的立场和敌意,都是我执,只有将它们丢开,对话才能进行下去,彼此间才能真的互相明白。真的明白了,仗也就打不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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