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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是移民区，除了奉天这种开发比较早的地区之外，其他地方，没有什么乡绅，也没有什么宗族，祠堂和戏台都是稀罕物，原来地方的乡绅，很少会吃这个苦，拖家带口闯关东的，都是平头百姓。没人带头，过去的讲究也就没了，长幼有别，尊卑有序，在这里都比较糊涂。自然，现实中的男女界限，也不会那么清晰，大家闺秀自然是没有了，小家碧玉自然要抛头露面，待人接物，大大方方，从来不知道什么叫不好意思。女少男多，婚姻分配不均，拉帮套式的婚姻形式，自然而然地产生。一个女人，尤其比较出色的女人，在主夫之外，再有上一个或者更多的副夫，理所当然，理直气壮，副夫就是拉帮套。干拉帮套这活儿的，一般都是年轻后生，虽然没有家庭大权，但很受主妇怜惜，只要听着栅栏门一响，当家的主妇就一脚把老公蹬下炕，一声断喝：滚。于是主夫就乖乖地给人腾地方。这种风习，连累当地的神界都糊涂一片，这里的人们供神，庙都不大，胡乱塞进所有知道的神仙佛祖，太上老君和观音娘娘都搁一块儿，没有男女有别的说法，连个帘子都不挡。其实，东北人真在意的神灵，都是自然神，山神土地，连黄鼠狼都特别受待见，有香也给它们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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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地方，人都厚道，清朝没断了把关内尤其是江南看不上眼的士大夫往东北发配，桐城方氏方拱乾、江南才子吴兆骞一干人等发到宁古塔，都能得到当地人的热心照顾，“解衣推食，得免饥寒”。这些原本发给披甲人为奴的可怜人，一到戍地，居然被奉为上宾，待为老师，给米、给肉、给貂皮，骑不了马，就给牛车，因此，很少听说发配东北的读书人饥寒而死的。东北这个地方，尤其是农村，大家过得像是原始共产主义的生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一家杀了猪，全村人都来白吃，饱餐一顿，喝得烂醉，饱到捧肚子。杀猪这一家，唯一的特权就是可以独享猪下水，从大肠小肠到心肝肺，当然，还有猪血，一上刀，猪血就被接下，然后趁热灌进同样冒热气的大肠里，做成血肠。也谈不上谁占谁的便宜，因为每家杀猪，大伙儿都这样吃，如果有谁家杀不起猪，会叫全村人看不起。如果真有这样的穷人，看不起归看不起，但决不会不让他家人来吃。这样的风俗，据我所知，在黑龙江的一些地方，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还古风犹存，我一位要好的大学同学，放假回家，还吃过这样的杀猪宴。今天东北菜馆所谓的杀猪菜，应该就是这种风习的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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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道的另一面，是仗义。在东北，所谓的五常八德，仁义礼智信，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人们最在乎的，是一个“义”字。闯关东过来，脱离了宗法乡亲，无依无靠，一路艰辛，一路风险，在陌生的地方打拼，能活下来，靠的就是够朋友讲义气。东北原来挺太平，清末秩序大乱，东北物产丰饶，怀璧其罪，俄国人来了，日本人也来了，天下大乱，老百姓日子不好过了。但维持秩序，不靠官府靠自己，有一部分所谓的土匪胡子，实际上是割据一方，也是保护一方的保护队，这样的保护队，跟周围的乡亲，跟内部伙计，维持关系，靠的都是义气。在东北，对男人最大的贬词，就是说他不仗义，一个头顶着不仗义名声的人，多半活不了太久，就会遭遇三刀六个窟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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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时期军阀混战，张家父子的奉系军阀，鼎足而三，动一动举国乱颤，就是从保护队发的迹，团伙内部，引以为豪的东西，就是仗义。张大帅的部下，如果赌钱把军饷给输光了，用不着切腹自杀，跑到大帅那里坦白就行，不仅官丢不了，而且钱还能补给你；如果逛窑子弄没了，还不说实话，那可就两说了。1924年，孙中山要跟奉系联合，一起算计直系，孙中山的人来到东北，问张大帅手下的人，说：“我们有三民主义，你们有什么这么抱团？”张大帅的人回答说：“我们讲义气呀。”两年后，讲义气的张作霖，遭了大难，掌握奉系所有精兵的郭松龄，突发奇想，倒戈会师进攻沈阳，但是张大帅逃过一劫。因为郭松龄领的兵，虽然都是他训练出来的，但个个都是东北人，坚信“吃老张家饭，不打老张家人”，开炮不放弹头，开枪抬高三寸，自己就瓦解了。害得一世英雄的郭松龄，一败涂地，身首异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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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依旧在传诵张大帅故事的东北人，依旧有些匪气。不好的地方是，打仗不要命，动辄拔刀相向，害得好长一段时间关内的城市，人们都不敢把房子租给东北人住。好的地方是豪爽，容易结交，一顿酒喝下来，就是兄弟，什么事都能办，好事办，坏事也办。交人不慎（很难慎的），吃了亏，老婆要是抱怨，做丈夫的肯定牙打碎了吞在肚子里，而且还要拍着肚子说：“我跟某某，过命的交情，钱他花了，跟我花了能差什么？”人们对法律条文没感觉，但对人之间的承诺倒是乐于信，吃过亏，下次碰上，还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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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人都是活雷锋，可以互相帮助，可以乐于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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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东北和东北人，都已经大变样了。小时候刚到东北，老乡对我说歌谣——北大荒，好地方，又有兔子又有狼，就是缺少大姑娘。现在去看，大姑娘很多，缺少的恰是兔子和狼，一个地方，人要是太多了，变化肯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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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堂上的戏法 也谈大城市户口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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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户籍门槛，稍微降低了一点，容许部分专业精英人士进门，对农民工，大门依然紧闭。但是即使这样，此举马上招来上海一些市民的抗议，他们抱怨说，这样会使竞争增加，他们的日子不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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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城乡二元的结构下，城市户口具有相当的含金量，其中上海、北京户口的含金量最大。大到什么程度，以北京为例，即便属于成功人士，像王小帅这样的知名导演，也得走后门办户口，还被查了。即使符合落户的标准，博士研究生毕业，也在北京找到了工作，没有留京名额，落不下户，只能去“黑市”买留京名额，一个名额就得几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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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口值钱，是因为户籍制度的壁垒。这个壁垒挡住了什么？阻止了城市人口的增加吗？只要有发展的空间，从老板、白领、京漂到农民工，该来的都会来，像上海、北京、深圳这样的大城市，有户籍人口的份额一直在缩小。不仅农民工成千上万地涌入，一些成功人士，高薪的金领，身价千万的老板，据说像贾樟柯这样的大牌导演，也都“非户籍化”地生存着。减少了城市的治安麻烦吗？也没有，人都挡不住，自然麻烦也就挡不住，正相反，非户籍化生存，反而加剧了当地治安管理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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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破大天，户籍壁垒只是保护了已经取得户籍市民的某些利益，比如社会保障，比如子女入学乃至高考的优惠。可是，在壁垒保护下的市民，尤其是中下阶层的市民，却会因为这个壁垒的庇护，发生退化，主要是文化上的退化，壁垒越是森严，退化就越是明显，在北京和上海表现得非常突出。这些地方的市民在外来人口的竞争下，尽管占据着各种优势和便利，但却一天天败下阵来，什么都不做，只吃低保的市民，越来越多，市民创业的冲动，在保护下日益减退。于是，出现了这样的奇特城市景观，一边是没有户口的成功人士，一边是有户口的低保人员，两边都在扩军，但壁垒却岿然不动，只给那些户口贩子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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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原本平分江山的两大城市文化，京派和海派，都失去了光环，前者不再大气，后者不再开放。城市文化原来的承载者，变得日益的内向，眼睛向里看，缩在壁垒里、套子里，不肯出来，像契诃夫小说《套中人》里的套中人一样，生怕外面的声响打扰了自己的好梦，而且天天嚷嚷着、抗议着外面越来越喧嚣的声响。像上海，很早就开始，做家长的绝对不主张自己的孩子报考外地的学校，就是北大、清华，也没有吸引力。如果哪个孩子胆敢到外地发展，肯定会招致所有亲戚朋友的强烈反对，出门邻居都会指指点点，好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似的。前一段上海《新民晚报》的“上海话风波”，可以说是海派文化蜕变的典型案例。报上的一篇文章，说到上海各个区域文化变迁的时候，陈述了一个久已在上海流传的带有点儿调侃性的话：有人会认为在浦东这个外来人口集中的地方，说上海话被认为没文化。于是就捅了马蜂窝，舆论大哗，一些上海市民奋起反击，最后害得当班的编辑和副总编辑辞职，才算平息事端。堂堂的上海人，已经到了连句调侃都受不了的地步，他们忘了，上海文化，原本就是五方汇集、华洋杂处融合而成的，连一点儿起码的气度都没有，这样的文化，还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同样，北京的市民虽然不至于如此过敏，但他们一些人的保守和自闭，也正在扩散，在宣武区和朝阳区南部，大片破旧房屋里居住的市民，很多人全然丧失了进取心，每天就会扎堆儿聊天打麻将，一些郊区靠吃瓦片（出租房屋）生活得很滋润的人，则大有大清国的八旗子弟风范，甚至不乐意让自己的子女好好读书，何必那么累呢？累坏了脑瓜仁儿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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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户籍壁垒既给外来的人，尤其是农民制造着歧视，同时也荼毒着在它保护下的市民，这个制度的收益盘算下来，里外都是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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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堂上的戏法 后殖民时代的东方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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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阵儿，有关上海话的风波闹得沸沸扬扬，《新民晚报》发了一本书的摘编，说到浦西浦东不一样，在浦东少有人讲上海话，讲上海话会被人认为没文化。没想到，这句不经意的话居然激起了轩然大波，网上一片声讨，《新民晚报》为此道歉，当班的编辑停职。其实呢，看完那篇文字，就会发现，那句惹祸的话，无非是作者为了强调浦东的开放，本土色彩淡薄而做的适度夸张。据说，作者和当班的编辑，都是地道的上海人，绝无成心贬低上海话的意思。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一句话之所以变成风波，还是因为它触动了方言，尤其是一向有自豪感的上海方言的那根与文化有关的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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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话是方言。四川话也是方言，全国各地，每个地方用惯了的当地话，都是方言，不过，在近代历史上，上海话却是比较牛气的方言，一度连香港这个地方，能说上一口地道的上海话，都带着荣耀。上海话，意味着洋气、牛气和优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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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种牛气的上海话，形成时间很短。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还没有模样，正是在那个时候，上海才开始从一个小小的县城，变成华洋杂处并五方杂处的商埠。发展到20世纪初，上海已经变成中国第一，甚至远东第一的大都市，上海话才有了模样，也随之变得牛气起来。那个时候的上海，是中国最时髦、最洋气的地方，有点儿银子，总要上上海走一遭，吃吃大菜（西餐），坐坐四轮马车（后来变成汽车），逛逛大世界。不过，即使在20世纪中叶，说无锡话、苏州话和宁波绍兴话，在上海一样吃得开，没有人敢笑话，如果能说几句哪怕是洋泾浜的英语，那就牛上加牛，被人仰视了。只有苏北话，才会被人看不起，哪怕仅仅露了一句，也大事不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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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话很怪，说是属于吴语系统吧，但是跟吴地任何一个地方的方言都不一样。最早的小县城里的上海话，现在早就变成了上海的乡下话，一张嘴，就惹人笑话，我们在现在宝山等地，还能找到若干操持上海土话的老人，像活古董一样。现在的上海话，既有无锡、苏州一带的吴侬软语的基因，也有宁波绍兴一带的又硬又快的方言的遗传，也未必没有上海人不屑的苏北话因素，甚至还夹杂着一些洋泾浜英语词汇，比如小开（kite）、大班（banker）、克拉（colour）、台型（dashing）、噱头（shit）、邋遢（litter）、等等，在当时的中国，绝对是独一份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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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话的背后，是上海文化，那时的上海文化，是时髦、开放、洋气、创新、冒险和别具一格的代名词，被人称为“海派”文化。什么东西一旦沾上海派的边，就变得不一样了，保守的人往往对此带着不屑，但不屑之中也有那么一丝艳羡。从清末到民国，文化上事事海派都别具一格，跟京派唱对台戏。京剧兴盛时期，全国几乎到处都唱，名角走穴，可以走到朝鲜的汉城和平壤。但是，只有上海这个地方，可以兴起自己独特的京剧风格，以周信芳为代表的海派，在京剧史上，异军突起，硬是可以跟具有悠久传统和众多名家的北京分庭抗礼。至于文学艺术、文化教育，海派也是从不让人，电影和出版业，干脆就是中国的中心。那个时代，各地的文化大师、思想家，无论出身在什么地方，最终都会走到上海，在上海这个地方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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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文化，是开放的文化，也是包容的文化；上海话，也是个杂凑起来的方言。当然，说上海话的人，没人敢讥笑为没文化，连在上海生活时间长了的外国人，无论是英国人、美国人还是日本人，甚至犹太人，都喜欢说上几句上海话。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海派文化变了味道，上海话也变了味道，原来文化里的那种大气、开放、包容和思想性，悄然消失了，或者变淡了，代之以敏感、自负和小气。外地人如果当着上海人学上海话，说不了几句，人家就会说：“拜托，别说了。”似乎某些上海人特别在意上海话的纯洁性。此次上海话的风波，说明上海人不唯受不了玩笑、讥讽，连一丁点儿不经意露出的异议也受不了。因为这样语义并不明确的一句话，这么多人大动干戈、义愤填膺，至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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