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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堂上的戏法 也谈大城市户口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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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户籍门槛，稍微降低了一点，容许部分专业精英人士进门，对农民工，大门依然紧闭。但是即使这样，此举马上招来上海一些市民的抗议，他们抱怨说，这样会使竞争增加，他们的日子不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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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城乡二元的结构下，城市户口具有相当的含金量，其中上海、北京户口的含金量最大。大到什么程度，以北京为例，即便属于成功人士，像王小帅这样的知名导演，也得走后门办户口，还被查了。即使符合落户的标准，博士研究生毕业，也在北京找到了工作，没有留京名额，落不下户，只能去“黑市”买留京名额，一个名额就得几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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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口值钱，是因为户籍制度的壁垒。这个壁垒挡住了什么？阻止了城市人口的增加吗？只要有发展的空间，从老板、白领、京漂到农民工，该来的都会来，像上海、北京、深圳这样的大城市，有户籍人口的份额一直在缩小。不仅农民工成千上万地涌入，一些成功人士，高薪的金领，身价千万的老板，据说像贾樟柯这样的大牌导演，也都“非户籍化”地生存着。减少了城市的治安麻烦吗？也没有，人都挡不住，自然麻烦也就挡不住，正相反，非户籍化生存，反而加剧了当地治安管理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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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破大天，户籍壁垒只是保护了已经取得户籍市民的某些利益，比如社会保障，比如子女入学乃至高考的优惠。可是，在壁垒保护下的市民，尤其是中下阶层的市民，却会因为这个壁垒的庇护，发生退化，主要是文化上的退化，壁垒越是森严，退化就越是明显，在北京和上海表现得非常突出。这些地方的市民在外来人口的竞争下，尽管占据着各种优势和便利，但却一天天败下阵来，什么都不做，只吃低保的市民，越来越多，市民创业的冲动，在保护下日益减退。于是，出现了这样的奇特城市景观，一边是没有户口的成功人士，一边是有户口的低保人员，两边都在扩军，但壁垒却岿然不动，只给那些户口贩子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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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原本平分江山的两大城市文化，京派和海派，都失去了光环，前者不再大气，后者不再开放。城市文化原来的承载者，变得日益的内向，眼睛向里看，缩在壁垒里、套子里，不肯出来，像契诃夫小说《套中人》里的套中人一样，生怕外面的声响打扰了自己的好梦，而且天天嚷嚷着、抗议着外面越来越喧嚣的声响。像上海，很早就开始，做家长的绝对不主张自己的孩子报考外地的学校，就是北大、清华，也没有吸引力。如果哪个孩子胆敢到外地发展，肯定会招致所有亲戚朋友的强烈反对，出门邻居都会指指点点，好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似的。前一段上海《新民晚报》的“上海话风波”，可以说是海派文化蜕变的典型案例。报上的一篇文章，说到上海各个区域文化变迁的时候，陈述了一个久已在上海流传的带有点儿调侃性的话：有人会认为在浦东这个外来人口集中的地方，说上海话被认为没文化。于是就捅了马蜂窝，舆论大哗，一些上海市民奋起反击，最后害得当班的编辑和副总编辑辞职，才算平息事端。堂堂的上海人，已经到了连句调侃都受不了的地步，他们忘了，上海文化，原本就是五方汇集、华洋杂处融合而成的，连一点儿起码的气度都没有，这样的文化，还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同样，北京的市民虽然不至于如此过敏，但他们一些人的保守和自闭，也正在扩散，在宣武区和朝阳区南部，大片破旧房屋里居住的市民，很多人全然丧失了进取心，每天就会扎堆儿聊天打麻将，一些郊区靠吃瓦片（出租房屋）生活得很滋润的人，则大有大清国的八旗子弟风范，甚至不乐意让自己的子女好好读书，何必那么累呢？累坏了脑瓜仁儿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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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户籍壁垒既给外来的人，尤其是农民制造着歧视，同时也荼毒着在它保护下的市民，这个制度的收益盘算下来，里外都是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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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堂上的戏法 后殖民时代的东方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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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阵儿，有关上海话的风波闹得沸沸扬扬，《新民晚报》发了一本书的摘编，说到浦西浦东不一样，在浦东少有人讲上海话，讲上海话会被人认为没文化。没想到，这句不经意的话居然激起了轩然大波，网上一片声讨，《新民晚报》为此道歉，当班的编辑停职。其实呢，看完那篇文字，就会发现，那句惹祸的话，无非是作者为了强调浦东的开放，本土色彩淡薄而做的适度夸张。据说，作者和当班的编辑，都是地道的上海人，绝无成心贬低上海话的意思。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一句话之所以变成风波，还是因为它触动了方言，尤其是一向有自豪感的上海方言的那根与文化有关的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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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话是方言。四川话也是方言，全国各地，每个地方用惯了的当地话，都是方言，不过，在近代历史上，上海话却是比较牛气的方言，一度连香港这个地方，能说上一口地道的上海话，都带着荣耀。上海话，意味着洋气、牛气和优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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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种牛气的上海话，形成时间很短。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还没有模样，正是在那个时候，上海才开始从一个小小的县城，变成华洋杂处并五方杂处的商埠。发展到20世纪初，上海已经变成中国第一，甚至远东第一的大都市，上海话才有了模样，也随之变得牛气起来。那个时候的上海，是中国最时髦、最洋气的地方，有点儿银子，总要上上海走一遭，吃吃大菜（西餐），坐坐四轮马车（后来变成汽车），逛逛大世界。不过，即使在20世纪中叶，说无锡话、苏州话和宁波绍兴话，在上海一样吃得开，没有人敢笑话，如果能说几句哪怕是洋泾浜的英语，那就牛上加牛，被人仰视了。只有苏北话，才会被人看不起，哪怕仅仅露了一句，也大事不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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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话很怪，说是属于吴语系统吧，但是跟吴地任何一个地方的方言都不一样。最早的小县城里的上海话，现在早就变成了上海的乡下话，一张嘴，就惹人笑话，我们在现在宝山等地，还能找到若干操持上海土话的老人，像活古董一样。现在的上海话，既有无锡、苏州一带的吴侬软语的基因，也有宁波绍兴一带的又硬又快的方言的遗传，也未必没有上海人不屑的苏北话因素，甚至还夹杂着一些洋泾浜英语词汇，比如小开（kite）、大班（banker）、克拉（colour）、台型（dashing）、噱头（shit）、邋遢（litter）、等等，在当时的中国，绝对是独一份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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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话的背后，是上海文化，那时的上海文化，是时髦、开放、洋气、创新、冒险和别具一格的代名词，被人称为“海派”文化。什么东西一旦沾上海派的边，就变得不一样了，保守的人往往对此带着不屑，但不屑之中也有那么一丝艳羡。从清末到民国，文化上事事海派都别具一格，跟京派唱对台戏。京剧兴盛时期，全国几乎到处都唱，名角走穴，可以走到朝鲜的汉城和平壤。但是，只有上海这个地方，可以兴起自己独特的京剧风格，以周信芳为代表的海派，在京剧史上，异军突起，硬是可以跟具有悠久传统和众多名家的北京分庭抗礼。至于文学艺术、文化教育，海派也是从不让人，电影和出版业，干脆就是中国的中心。那个时代，各地的文化大师、思想家，无论出身在什么地方，最终都会走到上海，在上海这个地方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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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文化，是开放的文化，也是包容的文化；上海话，也是个杂凑起来的方言。当然，说上海话的人，没人敢讥笑为没文化，连在上海生活时间长了的外国人，无论是英国人、美国人还是日本人，甚至犹太人，都喜欢说上几句上海话。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海派文化变了味道，上海话也变了味道，原来文化里的那种大气、开放、包容和思想性，悄然消失了，或者变淡了，代之以敏感、自负和小气。外地人如果当着上海人学上海话，说不了几句，人家就会说：“拜托，别说了。”似乎某些上海人特别在意上海话的纯洁性。此次上海话的风波，说明上海人不唯受不了玩笑、讥讽，连一丁点儿不经意露出的异议也受不了。因为这样语义并不明确的一句话，这么多人大动干戈、义愤填膺，至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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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理解，上海人现在的敏感，实际上体现了一种文化上的不自信，昔日的海派文化已经随风逝去，今日的重建，又在特殊的环境下，流于形式。方言是地方文化的一部分，但是上海话，从它的源头看，却是具有很强开放性甚至国际性的一种文化形式。操上海话的人们，沦落到今天这般神经过敏，实在可悲。什么时候，上海人像过去那样，不再在乎别人说三道四了，也许，海派文化才会重新找回了自己的灵魂，也找回了自己的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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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堂上的戏法 梅兰芳的戏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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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陈凯歌电影的福，似乎已经淡出中国人记忆中的梅兰芳，又回来了。一时间，报上关于梅兰芳和孟晓冬的旧闻多了起来，80后和90后的年轻人，也有打听梅兰芳的了。当然，即便如此，对他们来说，梅兰芳不过是一点儿带有猎奇味道的陈芝麻烂谷子而已，当年的梅郎即使复活再生，也注定不会有超女那样众多的粉丝。不过，要说起来，在梅兰芳走红的当年，他的名气，其实要比现在的任何一个中国演员或者歌手都要大得多。那个时候，不仅中国人捧四大名旦，北平的街头巷尾，人人都会哼一嗓子《贵妃醉酒》，连外国人也都知道了梅兰芳的大名。20世纪二三十年代，看得起中国的老外不多，来华访问的外国要人更少，但只要来，就一定会见梅郎。连政府的贵客，瑞典皇太子、法国的安南总督，都要看一出梅剧，见一见梅兰芳，美国驻菲律宾总督来华之前，居然特意致电美国驻华使馆，要求一定安排他看一场梅剧，印度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泰戈尔，虽然是用英语写作的诗人，偏也要看梅剧，见梅兰芳。至于西方驻华使节，更是近水楼台，找机会就跟梅兰芳叙谈叙谈，从不担心隔着翻译有多别扭。梅兰芳到上海、广州演出，外国领事大抵是要请饭的。那个时候，来华的外国人到北平旅游，日程表上，游历故宫、天坛、长城和观梅剧都是必有的项目，一样都不能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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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最早接触过中国戏剧的外国人，绝大多数不大喜欢咱们的国粹。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期间，德国人的总司令瓦德西，曾经被中国商人邀请去看中国戏，中国人还为此特意准备了外国茶点，但是老瓦并不买账，半途退场，说是受不了那过于铿锵的锣鼓。在他的日记里，中国的京剧，就是群魔乱舞兼鬼哭狼嚎。西方的话剧，早在清末，已经被引进中国，不过，那时的话剧，跟所有引进的西方事物如礼帽和手杖一样，都被特定的时代视为“文明”的产物，被冠以“文明”的头衔，叫作“文明戏”。也跟文明帽和文明棍一样，只是少数精英的玩意儿。至于西方的歌剧，知道的中国人特别少，但极少数有幸一饱眼福的人，却无不视为“鬼嚎”，跟瓦德西对京剧的观感一样，双方达成“民族主义”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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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西方的歌剧和中国的京剧，或者其他中国剧种，很有那么点儿相似。都比较注重唱，唱起来要用假嗓，经过专门训练，相对来说，对剧情则不那么在意。而且，歌剧走红的时候，一些著名唱段，也是可以像流行歌曲一样，被人们传唱的，这点跟京剧特别像。所以，西方人称京剧为北京歌剧（Peking Opera），实在是有道理。在我看来，京剧和歌剧的差距，除了布景一实一虚之外，主要是歌剧剧情虽然不重要，但观众还是要剧情的。但京剧的演员和观众，简直对于剧情实在过于忽视了，看戏不叫看戏，叫听戏，越是老戏迷，进园子越要闭上眼睛，摇头晃脑地欣赏。演员演的时候，也不大注意情节，但凡是个角儿，唱着唱着就要吃茶，这时候跟班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拎着茶壶就上场去了。好好的剧情，生插进一个提茶壶的，台下的观众也不以为忤，大家都习惯了，演员喝口茶，接茬唱。那有讲究的，跟班甚至把化妆盒也顺便带上去，演员呷上一口茶之后，还得拍拍粉，哪怕是角儿在演起解途中戴着木枷的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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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往往导致互相看不上，几乎所有的文化因素都这样，戏剧自不能例外。在梅兰芳红的那个时代，西方人没有兴致把歌剧演给中国人看，对改变中国人的偏见，没有丝毫兴趣。但是，中国人却对改变外国人对京剧的偏见，引起外国人对咱们国粹的兴趣，大有热情。外国人的梅热，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人自己努力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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