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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文化，是开放的文化，也是包容的文化；上海话，也是个杂凑起来的方言。当然，说上海话的人，没人敢讥笑为没文化，连在上海生活时间长了的外国人，无论是英国人、美国人还是日本人，甚至犹太人，都喜欢说上几句上海话。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海派文化变了味道，上海话也变了味道，原来文化里的那种大气、开放、包容和思想性，悄然消失了，或者变淡了，代之以敏感、自负和小气。外地人如果当着上海人学上海话，说不了几句，人家就会说：“拜托，别说了。”似乎某些上海人特别在意上海话的纯洁性。此次上海话的风波，说明上海人不唯受不了玩笑、讥讽，连一丁点儿不经意露出的异议也受不了。因为这样语义并不明确的一句话，这么多人大动干戈、义愤填膺，至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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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理解，上海人现在的敏感，实际上体现了一种文化上的不自信，昔日的海派文化已经随风逝去，今日的重建，又在特殊的环境下，流于形式。方言是地方文化的一部分，但是上海话，从它的源头看，却是具有很强开放性甚至国际性的一种文化形式。操上海话的人们，沦落到今天这般神经过敏，实在可悲。什么时候，上海人像过去那样，不再在乎别人说三道四了，也许，海派文化才会重新找回了自己的灵魂，也找回了自己的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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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堂上的戏法 梅兰芳的戏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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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陈凯歌电影的福，似乎已经淡出中国人记忆中的梅兰芳，又回来了。一时间，报上关于梅兰芳和孟晓冬的旧闻多了起来，80后和90后的年轻人，也有打听梅兰芳的了。当然，即便如此，对他们来说，梅兰芳不过是一点儿带有猎奇味道的陈芝麻烂谷子而已，当年的梅郎即使复活再生，也注定不会有超女那样众多的粉丝。不过，要说起来，在梅兰芳走红的当年，他的名气，其实要比现在的任何一个中国演员或者歌手都要大得多。那个时候，不仅中国人捧四大名旦，北平的街头巷尾，人人都会哼一嗓子《贵妃醉酒》，连外国人也都知道了梅兰芳的大名。20世纪二三十年代，看得起中国的老外不多，来华访问的外国要人更少，但只要来，就一定会见梅郎。连政府的贵客，瑞典皇太子、法国的安南总督，都要看一出梅剧，见一见梅兰芳，美国驻菲律宾总督来华之前，居然特意致电美国驻华使馆，要求一定安排他看一场梅剧，印度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泰戈尔，虽然是用英语写作的诗人，偏也要看梅剧，见梅兰芳。至于西方驻华使节，更是近水楼台，找机会就跟梅兰芳叙谈叙谈，从不担心隔着翻译有多别扭。梅兰芳到上海、广州演出，外国领事大抵是要请饭的。那个时候，来华的外国人到北平旅游，日程表上，游历故宫、天坛、长城和观梅剧都是必有的项目，一样都不能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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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最早接触过中国戏剧的外国人，绝大多数不大喜欢咱们的国粹。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期间，德国人的总司令瓦德西，曾经被中国商人邀请去看中国戏，中国人还为此特意准备了外国茶点，但是老瓦并不买账，半途退场，说是受不了那过于铿锵的锣鼓。在他的日记里，中国的京剧，就是群魔乱舞兼鬼哭狼嚎。西方的话剧，早在清末，已经被引进中国，不过，那时的话剧，跟所有引进的西方事物如礼帽和手杖一样，都被特定的时代视为“文明”的产物，被冠以“文明”的头衔，叫作“文明戏”。也跟文明帽和文明棍一样，只是少数精英的玩意儿。至于西方的歌剧，知道的中国人特别少，但极少数有幸一饱眼福的人，却无不视为“鬼嚎”，跟瓦德西对京剧的观感一样，双方达成“民族主义”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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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西方的歌剧和中国的京剧，或者其他中国剧种，很有那么点儿相似。都比较注重唱，唱起来要用假嗓，经过专门训练，相对来说，对剧情则不那么在意。而且，歌剧走红的时候，一些著名唱段，也是可以像流行歌曲一样，被人们传唱的，这点跟京剧特别像。所以，西方人称京剧为北京歌剧（Peking Opera），实在是有道理。在我看来，京剧和歌剧的差距，除了布景一实一虚之外，主要是歌剧剧情虽然不重要，但观众还是要剧情的。但京剧的演员和观众，简直对于剧情实在过于忽视了，看戏不叫看戏，叫听戏，越是老戏迷，进园子越要闭上眼睛，摇头晃脑地欣赏。演员演的时候，也不大注意情节，但凡是个角儿，唱着唱着就要吃茶，这时候跟班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拎着茶壶就上场去了。好好的剧情，生插进一个提茶壶的，台下的观众也不以为忤，大家都习惯了，演员喝口茶，接茬唱。那有讲究的，跟班甚至把化妆盒也顺便带上去，演员呷上一口茶之后，还得拍拍粉，哪怕是角儿在演起解途中戴着木枷的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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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往往导致互相看不上，几乎所有的文化因素都这样，戏剧自不能例外。在梅兰芳红的那个时代，西方人没有兴致把歌剧演给中国人看，对改变中国人的偏见，没有丝毫兴趣。但是，中国人却对改变外国人对京剧的偏见，引起外国人对咱们国粹的兴趣，大有热情。外国人的梅热，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人自己努力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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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芳在京剧界，属于最趋时的一位。京剧界的通天教主王瑶卿对他的一字评，是个“样”字，但他的样儿，却非同一般，是经过大力度改良的。梅兰芳的幸运，是他碰上了齐如山这样一个既懂外语又懂京剧的高人。在齐如山的帮助下，梅兰芳的唱念做打，都得到了雅化的改革，演出有了西化的布景，行头更加漂亮，唱腔引进了西方的因素，还让时为北大教授的刘天华，为梅兰芳修改唱腔，并按西方的五线谱谱出来，第一次让京剧有了曲谱。至于京剧演出喝茶之类的毛病，梅兰芳早戒了。更重要的是，齐如山帮他设计了若干很有舞蹈色彩、边舞边唱的新戏，比如《嫦娥奔月》、《天女散花》、《霸王别姬》，等等，戏里别致而好看的舞蹈，让外国人看了，既合口味，又有新奇感。顺着这个方向，梅兰芳走出了国门，1930年到美国访问演出，大获成功，几乎场场爆满，还拿了一个美国的荣誉博士学位。从此以后，大家开始叫梅兰芳为梅博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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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西方一统天下的时代，处于弱势的文明古国，主动走出去，让西方人了解、理解自己的文化，对民族和国家有好处。文化的偏见，说到底，只能靠文化的交流才能被消弭。当然，交流过程中的自我变革，势必要改掉自家的某些“陋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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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堂上的戏法 叶问如镜，照亮族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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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看电影《叶问》之前，凡是表现近代武林高手的电影、电视，几乎无一例外地都会有中日高手比武的场景，霍元甲如此，陈真亦如此，就像传统小说、戏剧中好人和坏人打擂台一样，坏的一方肯定诸多奸谋，使诈、用暗器、下毒，但最终好人还是打败了坏人，一如《叶问》中，叶问一连数掌，击得那日本将军瘫委于地，然后昂然接受剧里剧外众人的喝彩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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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怀疑这种比武，都只是一种故事，并非真有历史的依据。《叶问》里的故事，属于最粗糙的一个。怎么可以想象，一个打伤或者打死日本将军的人，可以从容地在众目睽睽之下，从日军占据的佛山，逃到同为日军占据的香港，然后安然无事？事实上，本人从事民国史研究多年，从来没有在民国史料中，发现过这样的事情，也没有听说过别的同行，发现过这样的史料。如果当年真有这样的比武，当年的报纸肯定不会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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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有意思的是，这样的事情，在今天却真的有了。前些日子，众多的媒体报道过中日双方搏击高手比武的事情，跟大家预料的一样，中国人战胜了日本人，我们看到了获胜者那高举奖杯的照片。只是，中国高手获胜之后，有人质疑，那日本高手根本就是在日本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孰真孰伪，我是外行，无从判断，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现在人比较有眼福，不仅能看到戏剧的故事，而且能看到戏剧性的真实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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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至少还有相当多的中国人很恨日本人，这样的恨，有历史的因素，也有文化的原因。我们中国人，在现代化的方面，进步其实是相当迅速的，在近代历史中我们被人讨厌的文化特征，诸如小脚、辫子和不讲卫生、随地吐痰，等等，到现在已经消失或者正在消失，顺便连同我们的戏剧、茶艺和民俗也消失了。剩下那点儿，不过是在旅游时为了博游客一笑的残渣。反过来日本人则保留的相当多，茶道、剑道、柔道自不必说，连歌舞伎、相扑到今天依然可以进行商业演出。也就是说，我们文化中跟人不一样的地方很少，而且越来越少，人家文化跟人，包括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还有很多，因此，在文化上似乎很有血缘联系的中国和日本，彼此的讨嫌看来一时半会儿不会消失，尤其中国人对日本人的讨厌也许更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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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仇恨，不用说，是日本人要负的责任更多一点儿。中日两国自开国以来走向现代化的历程，吃掉朝鲜和中国，是日本最终选择的某条路径的前提，反过来，中国没有类似的前提。可悲的是，日本是个学习西方的优等生，而中国只是一个中等生，因此，中国挨打、被欺负、遭吞噬，是无可避免的事情。在军国主义主导下扩张侵略的日本，能干出多少惨绝人寰的事情，事实上早已超出了现在日本人的想象。更加可悲的是，战后的日本，由于占领者美国出于冷战的需要，没有对自己进行彻底的反思，在国内留下了一个庞大而从不认错的右翼，在战后不长的时间，昂然进入最发达国家之列，在这个过程中，日本的右翼，甚至重新变成了日本复兴的火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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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战后的日本，并非没有对那段侵略历史的反思，但反思的声音，永远都压不过不认错的呐喊。这种呐喊跟冷战时特别的反共声音往往难分彼此，搅在一起，使得事情更加复杂化。而日本政府，对于战争的态度，又相对比较暧昧。反过来，作为受害者的一方，中国人的批判和反思，也因为冷战的缘故，显得过于脸谱化和功利化，很难令人信服。当然，更难以起到化解仇恨、正视历史的作用。所以，当改革开放，中日再一次开始大规模接触之后，两国国民的关系，不是因经济联系导致的物质至上主义，就是仇冤再生，仇日和哈日，一如一枚硬币之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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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的民族主义，就是仇日一面的具体体现。这样想象的中日擂台在荧屏上出现得次数多了之后，每当日本球队来华比赛的时候，我们就会理所当然地把这些无辜的球员，当成昔日的日本武士，肆意叫骂，无所不用其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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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堂上的戏法 常谈常新话赤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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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是部大片，但凡大片，我的习惯是不追究其艺术和思想品位，甚至不管它模仿好莱坞还是宝莱坞，只当花钱买一乐儿或者刺激。做人要厚道，尽管花70元只看了半个故事，必须承认，这个乐儿或者刺激，我买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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