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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一代家长手下的孩子教育，几乎都是家长做主，从幼儿园开始，小升初，中考，无一例外，家长操作一切，包揽一切。所谓应试的学校教育，家长跟学校、老师，其实是共谋，孩子只要一进到考试的快车道，就成了家庭和学校之间的夹馅面包，在双重的高压下生活。好容易熬到该考大学了，高考咨询，前去听的人，全是大人，一个应考的孩子都没有；考生报哪所学校、学什么专业，家长参考一点儿中学老师的意见，再加上听一耳朵什么乱七八糟的高考咨询专家的意见，就拍了板。这些年所谓热门专业大过剩，满大街学会计的，满大街学法律的，满大街学国际贸易的，满大街学计算机的，都是家长意志跟有权设置专业的教育行政部门的长官意志联手造的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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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是，在孩子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成长过程中，孩子没有了踪影，在所有的环节，都没有孩子的意见。好像在这个成长过程中，孩子始终保持在三岁，没有长大。家长会说，孩子不懂。是，孩子不懂，但大人就懂吗？孩子不懂，也是因为家长包办一切，事实上将信息对孩子封闭的结果。退一万步说，即使孩子不懂，他们就不是个人吗？至少得问一声，孩子，你想做什么？现在大学里，不喜欢所学专业的人，越来越多，很多学生混日子，甚至起码的课业都不完成，不及格乃至退学都不在乎，反正是给父母学的。强势的父母意志，在忽视了孩子的意志的同时，也压扁了孩子的上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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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就像许多家长说的那样，这样包办孩子的成长，是出于爱。但是，这种爱，实在过于专制，甚至专横，不仅造成了孩子无法承担的重负（心理负担），而且使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变得脆弱异常，毛病多多，或者自闭，或者顽劣，即使是好孩子，也意志力薄弱。很多孩子对一切都接受，从不知道质疑；很多孩子对什么都不满意，却没有自己的意见。这样的成长，就像一棵小树，始终长在大树阴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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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堂上的戏法 谣谚里的北大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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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中，由少及壮，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北大荒度过的。北大荒这个概念，其实很糊涂。对于某些人来说，好像整个东北都是北大荒，而在东北，似乎专指最北边的黑龙江，而到了黑龙江，人们认为只有在三江和松嫩平原的一些荒无人烟的地带，才是北大荒。当年清朝流放地宁古塔跟这个地带比起来，已经相当繁华了。这个地带，自1947年起，陆续来了从军队转业的军人开荒屯垦，建立国营农场。而我，就是在农场长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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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上北大荒土地的人，差不多都知道这个歌谣：“北大荒，好地方，又有兔子又有狼，就是缺少大姑娘。”对于现在的北大荒，这个稍显悲凉的歌谣基本上是不合适了。大部分地方，既不见兔子也无狼，但姑娘却一点儿也不少。可是我小时候，这个歌谣还相当贴切。兔子满地都是，冬天小伙伴上山套兔子，一串串地拎回来。上山砍柴，也时常见到兔子乱窜。狼也能看见，只是距离稍远点儿。上中学时，学校养的猪，一不留神就被狼给赶走享用了。更小的时候，狼经常在房子后面蹲守，在场院睡觉，家里养的鸡鸭什么的，基本上是人狼分享，而狼吃得更多。因此，另一个歌颂北大荒的歌谣是：“棒打狍子，瓢擓鱼，野鸡飞到饭锅里。”的确看见过人空手在雪地里抓到过狍子，而且我也亲自用脸盆擓起过小鱼，也在屋子后面的柴垛里，发现过野鸡。唯一遗憾的是，女人的确比较少，那时候年纪小，没有性的意识，感觉不强烈，只是看见有拉帮套的男人存在，提醒人们这个严峻的问题。较早的移民，对我们来说，就是公社的人，拉帮套现象，稀松平常，隔几家就有一个。就像马车，除了驾辕的，还有几匹边上拉套的。过去，北大荒人烟稀少，女人更少。需要产生制度，于是，一种独特的婚姻制度就形成了。大体上，在北大荒，跟一夫一妻制一样，这样的家庭没人少见多怪。早期的农场，女人也少，所以，早期移民的拉帮套现象，也传染给了农场人。不仅农场里的山东知青这样做，连转业官兵，也乐此不疲。我的小学同学，就有好几位，家里实行这样的制度。我家邻居，也有。依稀记得那个阿姨长得相当漂亮，对我们小孩也格外友善。“文革”时，我的父母都被关了起来，我和小哥哥一起生活，周围人大多欺负我们，但她不，连句冷言冷语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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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北大荒，还有一个谣谚叫作：关东山，三件宝，人参、貂皮、乌拉草。不过，小时候野生人参没见过，即使有人挖到了，我们这些孩子也不在意，那时人工种植人参还不时兴，所以，整体上对人参没印象。貂皮则见过，见过当地土著猎人（早期移民）戴着貂皮大帽子，有的还穿貂皮大衣。可是乌拉草却随处可见，一到冬天，几乎家家离不了。小孩子对于貂皮和乌拉草的记忆，都跟严寒有关。那时北大荒冬天很冷，零下40度，经常的事。外面传说，北大荒冬天在屋外撒尿，撒出去的尿会冻成一条弧线的冰棍，显然有些夸张。但撒尿的时候，如果手上沾了点儿尿液，回屋的时候千万别直接用手拉铁的门把手，一碰，手就被粘下一层皮。冬天的雪也大。经常一夜大雪，早上起来，门开不开了，被雪堵上了。上山砍柴，雪深没膝是常有的事，走路的时候，得用手来帮忙，把腿拔出来。下雪不可怕，越大越好，我们小孩子可以在房前屋后挖雪地道，修雪工事，正经八百地打战争规模的雪仗，小部分地上演电影《地道战》的故事。可是，雪后如果刮风，刮大风，就比较可怕了。北大荒冬天的风冰冷刺骨，多厚的棉衣都能吹透，人称“大烟泡”。一刮起来，对面不见人。这时的雪，是沙子似的雪，风卷起雪粒，打在脸上，就像鞭子抽一样。这个时候，如果能戴上一顶貂皮帽子，长长软软的貂皮，把整个脸都埋了进去，再大的风也不怕。在北大荒生活，脚的保暖是非常关键的，这就需要乌拉草了。最标准的装扮，是一副鞋底打上皮底的毡靴，里面塞满了乌拉草。有这样一双毡靴，再冷的天，都冻不着你。可是，那时的我们，根本穿不起毡靴，只有胶皮的棉鞋，于是大人就在胶皮棉鞋里，塞上乌拉草，因此我们的鞋，个个都比该穿的号要大许多。这种空心而且柔软的草，不仅保暖，而且吸潮。只要每天晚上把草掏出来烘干，没有毡靴，也能过冬，虽然小脚指头也经常会冻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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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荒生活我记忆最深的一个谣谚，是这样的：“农工农工三件宝，镰刀、绳子、破棉袄。”那时我已经中学毕业，到农场连队（类似于农村的村庄）做了农工之后，老职工告诉我的。的确，我发现老职工们，的确多数都离不开这三件宝。镰刀是干活的工具，但刀不离手的目的，却未必是为了给公家干活儿，碰上野菜，弄一点儿，带回去喂鸡鸭；回家路上，领导看不见，顺点儿地里的庄稼；如果在水泡子旁边干活儿，扎个猛子，运气好摸条鱼，都离不开镰刀、绳子。破棉袄就更是宝贝，既可遮风，也可以挡雨，在地头困了，还可以铺上眯上一觉。后来知青来了之后，在地里野合，也多用得着破棉袄。所以，即使夏天，农工们出门做活也带着破棉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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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记忆里，那时农场的农工，是北大荒这块土地上最勤快的人，而且有工资。即便如此，他们的生活，也很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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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堂上的戏法 朝堂下的人·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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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糊涂才是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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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沈昌文不熟，在他主政《读书》的年月，我仅仅是个喜欢《读书》的半老的学术青年，对他，只有仰脖子的份儿。等到我来到北京，开始为《读书》写稿，他已经退休。见到他的尊容，已经是晚近的事了。每次见面，他都会说，我总以为你是社科院的那位。社科院还有个吗？我只知道跟我同名同姓的，北大有一位，《光明日报》也有一位，如果社科院还有一位，那我们四个凑一起，可以打打麻将了，输赢都是张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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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昌文在出版界是个大人物，辈分如我者，见了他一律尊称沈公，毕恭毕敬。沈公的名声是办《读书》办出来的，沈昌文时代的《读书》，是如我之辈的学术爱好者的精神家园。当时我在黑龙江一个农业大学教公共课，只要《读书》一到，立即放下所有活计，一篇不落，一口气读完，还能做若干摘记，发点儿小感慨。后来才知道，跟我有同好的人，还有不少。一次在贵州一个小县城里，发现报摊上在一堆色情谋杀的非法刊物中间，居然有《读书》，一问才知道，这里有几个读书人《读书》是每期必看的。那个年月，《读书》不仅有思想、有学术、有品位，还相当敢言，有点儿像当时的言论特区。后来才知道，就为了这点，沈公经常要做检讨，只是检讨完了再犯，然后再检讨，再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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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昌文自称“知道分子”，后来这个称谓被《南方都市报》窃去，给多数给他们写专栏的人，都冠以这个头衔，但真正顶得起这个高帽子的，还只有沈公自己。因此，他最近出的一本同忆录，名字就叫《知道》。不过据说，有的时候，沈昌文其实相当糊涂，属于顶级的“糊涂分子”，只是他犯糊涂的时候，往往在他特别热心肠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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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随笔》的主编来北京拜山，请沈昌文吃饭，邀我作陪，同席的还有《读书》的吴彬和贾宝兰。我发现，只要《读书》的这几员女将在，我们的沈公就成了被嘲弄的对象。吴彬即席讲了一个沈公的故事，说是沈公当年为我们都熟悉的一位学人介绍对象，寻下的女方，大家看起来都感到挺合适。但是为了慎重起见，沈公集思广益，召集《读书》一干瞎参谋、滥干事出主意，出一次主意，吃一次饭，如是者四次五番。大家发现沈公想要撮合的两位，居然连面都没露，甚至连他们俩人知道此事与否，这些“开饭会”的人都不知道。当然，直到今天，沈公要撮合的人，还都是单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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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此一个故事，让席间的我们都笑得直不起腰来了，很可口的杭帮菜，都剩下了。过去都是秀色可餐，现在我才知道，好玩的故事，也可以当饭菜的。在吴彬说故事的时候，沈公一脸无奈，一边吃，一边检讨：“我知道我做了很多糗事，我知道我做了很多糗事……”看来当年检讨做得实在太多，炉火纯青，功夫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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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公的糊涂，人家知道；他的知道，人家也知道。他的朋友说，沈公经常喜欢玩儿一些小计谋，比如，你在饭店吃饭，他说他不去，但却悄悄跟进，隐在暗处，让服务员送两个菜给你的桌子上。其实，这种把戏用多了，大家早都知道，只是装作不知，大家都吃完了，假装偶然碰上，互做惊喜状，哈哈一通。终于有好事者忍不住了，拆穿西洋镜，沈公一脸无辜，连说断无此事，下一次，旧戏再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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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公作为出版人和报人，外文很好，于外国文学道行尤深，改革以来多种外国文学丛书的引进译介，都有他的功劳。专干洋事、雅事的他，却生就一副北京旧时饭铺老板的模样，手脚麻利，憨态可掬，站在胡同口，路人问路，肯定首先问他，如果他真的开饭铺，我这样的老实人，也是敢跟他赊账的。据说，当年《读书》编辑部的同仁，没断了吃他做的红烧肉，就是这一顿顿的红烧肉，才让《读书》同仁们锦心绣手，把杂志办得这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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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我感觉沈公跟我还是不熟，不过，好像不再把我当成社科院那位了，有时候，也知道我是（人大的）。但愿这篇人物散记发表之后，沈公能把我记得更牢一点儿，如果万一在饭店里碰上了，也能送个小菜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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