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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堂上的戏法 肚里有货，落纸有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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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一辈的读书人，受教育从私塾起，所有的功课都是要背的。所谓学者，或者学究，大抵是书看得比别人多，而且照样能背下来的人。读书多，多到什么程度？在近代，最夸张的有两个人，一是夏曾佑，此公见从国外留洋回来的后辈，说：“你们好哇，懂外国文，可以读外国书，不像我，只能读中国书，都读完了。”真的能都读完了吗？不知道。但你看他唯一那本著作，中学历史课本，其渊博程度，还真像是把中国书都读完了。另一位是马一浮先生，才华横溢的弘一法师说：“马一浮这个人，是生而知之的，因为一个人如果一落生就开始读书，每天不辍，读到马先生那个岁数，也读不了他肚子里那么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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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大学里的牛教授，上课往往不带讲义，片纸只字都没有，空手上讲堂。坐下来就侃侃而谈，条分缕析，引经据典，笔记记下来之后你去对原文，保管一字不差。这样的课，笔记整理下来，就是一本著作。陈寅恪和王国维两位先生，现在已经被誉为教授的教授，这样的事迹，已经流传很多了，其实，当年有这样本事的，还不止这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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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培先生名声不好，闹革命变节，闹无政府主义，赔了老婆。但他学问好，不止有家学。仪征刘氏左传之学天下独步，正因为如此，任谁都不放在眼里的黄侃，到了民国了，还三跪九叩，拜他为师。其实，他对于古书，是无所不读的，于六朝诗文尤其精熟。在北大教授中古文学史，不挟书，不带讲义，坐在那里，一个个古人拎出来，作品摆出来，剖析之精当，见解之深刻，无人能及。据听过他课的学生讲，刘师培上课，连板书都很少做，声音不大，但清晰，没有废话，每个字都有用。到北大任教的时候，他已经肺结核三期，人飘飘的就像个衣服架子，多说一句都嫌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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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侃先生先前做革命党，参加过武昌起义，因为这个，袁世凯还给他发过勋章，可一打听领取证章需要20元工本费，他老先生干脆不要了，说花这20元还不如找俩妓女乐乐。革命党出身的他，做学问可一点儿不革命，学界都算他是章太炎先生的高足，内容、方法、路数，都是旧的。在态度上，黄侃先生属于北大教授中口气最大的一个，走路看天，目中无人，不止没有今人，连古人也看不起。人们都知道他有句名言，“八部书外皆狗屁”。这八部书，据考是《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史记》、《汉书》和《昭明文选》。这样说，等于把他之前的多数古人都打入狗屁行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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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侃做学问嗜旧，所以，对新文化运动不屑一顾，可偏这个运动如火如荼，从者甚众。因此，好骂人的黄侃，火气很大，沾边就骂。尤其对他昔日的同门，眼下的新文化健将钱玄同，更是气不打一处来。黄侃上课，也是空手上讲堂，引经据典，一字不差。但是，他跟刘师培不同的是，刘从来不褒贬他人，对他看不上眼的新文学，不置一词，黄侃则上课必骂，不骂上半个点的新人物，不进入正题。对他的同门钱玄同，尤其刻薄，说钱在北大讲的古文字学，讲义就是当年在章太炎门下听课时，他的心得，出去撒泡尿的工夫，被钱偷了，因此，钱的讲义，就是他的一泡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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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课需要讲义的人也有，比如周作人，在北大讲欧洲文学史，讲义按当时的水平，编得不错，但内容熟悉程度，显然不如教类似课程的辜鸿铭，人家可以大段地背诵莎士比亚。周作人上课口才又差，干巴巴的，比起乃兄鲁迅的幽默风趣，差了不止十万八千里。但是人家文章写得好，肚子里有货，所以，学生也能将就。比周作人还差的是沈从文，此公被胡适聘到中国公学，第一次上课，整整半堂课，一句话说不出来，脸憋得成了茄子。此后在西南联大，上课也是照本宣科（他自己编的本），非得仔细听讲，才有收获。讲得没有写得好，但同样因为肚里有货，也一样有学生追随，还将中国公学的校花，成功变成了自己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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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听过一个笑话，说是某教授在家里构思文章，冥思苦想，久久不能完篇，妻子看他做得苦，就说：“你们写文章怎么比我们生孩子还难！”教授答曰：“你们生孩子难，但你们肚子里有，我们难，是肚子里没有。”现在的教授，肚子里没有之辈愈发多了，唯一不同的是，肚子里没有，写文章却一点儿不困难。徐灵胎讲话，甘蔗渣嚼了又嚼，有何滋味？今天教授的逻辑是，既然嚼了又嚼，就不妨接着再嚼，吐出来，就是文章，拾人牙慧，多拾几回，就变成“原创”，拿去评审，只要包袱递到了位，也一样是什么国内领先、国际先进。这样的教授，如果讲台下的学生不读书，听课仅仅是为了文凭，教授练练口才，也一样唬人，东拉西扯，讲笑话，说段子，照样受学生欢迎，断然没有可能被学生轰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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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古今中外的教育，目的不一，宗旨各异，但有一点肯定是一样的，就是肚子里有货，才能做教授，否则，不仅教授是假的，学校也是假的，教出来的学生，也真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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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堂上的戏法 我与命题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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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给我命题作文，说要谈谈这三十年的阅读。多少年不需要做作文了，一动笔就犯难，写什么好呢？使劲想了一想刚刚开放时的情景，当时感觉最好的，不是高考，也是不思想解放，而是突然有书可读了。“漫卷诗书喜欲狂”，是杜甫的诗句，原意是官军收复他的家乡，羁旅生涯有望结束，因此漫卷诗书，收拾行李，准备回家，高兴得要发狂。回想起来，当时的我，虽然未必高兴到发狂，但也一样漫卷诗书，不是收拾行李，而是四下狂购，以填欲壑，只要看见但凡像点儿样的书，价都不问，一卷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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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而不幸，刚识字会看书就赶上“文化大革命”，举国烧书，红彤彤的，除了毛选四卷，什么都不许看了。这就好比刚学会开车，就禁止上路，手痒心也痒。实在痒得没法子了，就和几个同病相怜的小伙伴偷偷弄点儿秦火之余的东西来看。在看的时候，还安慰自己，不是非要看毒草，而是要批判，看着看着，批判的事就忘到爪哇国去了。那个时候，虽然吃不好穿不好，但最感痛苦的，还是没有书看，那种饥渴的感觉，至今让我难以忘怀。有时候为了借本书，可以跟几乎不怎么认识的人连续磨上几个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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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改革开放，对我最大的恩惠，就是有书可读了。我那时的理想，就是做一个稍微大点儿的图书馆的管理员，可以每天泡在里面读书，想读什么就读什么。所以，我也来了个漫卷诗书——泛义的诗书，一股脑儿把所能买到的世界名著都买了回来。一读才知道，其实它们中的大部分我都看过，当时看的时候书都没有封皮，不知道书名，也不知道作者，这回一看，哦，原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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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十年，最初几年，我印象最深的一本书，是司马光编纂的《资治通鉴》。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已经上大学，读的是农机专业，课程奇重，每天八节课，晚上还要做试验或者制图。我忙里偷闲，每周抽出点儿时间来啃这个大部头，啃到最后，感动了上帝，图书管理员竟然破例让我把书带回宿舍。最终花了两年时间，啃完了这部294卷的大家伙，笔记记了几大本。为什么要看这本书，我当时其实不明白，决没有如此神机妙算，预料到我日后会做历史，只是觉得想看，也就看了。由于之前在中学的时候通读过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加上也看过许多文言文的作品，包括没有标点的《司马文正集》（司马光）和《刘宾客集》（刘禹锡），因此，读《资治通鉴》没有什么障碍。这部书，不仅让我对中国历史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但并非教科书式的了解，而且知道了原来古人是这样写历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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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了教书匠之后，最早看的两部书在学术上很不上档次，一本是《张国焘回忆录》，一部是陶菊隐先生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前一本让我觉得历史怪怪的，怎么一个事情，居然会有如此相反的叙述。后一个非同小可，直接点燃了我阅读军阀历史的欲火。接下来，我在人民大学读研的时候，就不务正业，不做党史，却一头扎到军阀史里，从开始的稀里糊涂，死活弄不清楚历史的头绪，到逐渐明白，从黑胡同里钻了出来，从而有了我的一部所谓的专著《武夫治国梦》。其实，做这段历史，真正令我开了点儿窍儿的，是陈志让先生的《军绅政权》，这本书不仅好读，清晰，而且开启了我认识军阀历史的别种视角——原来研究是可以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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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个人没长性，做历史原本就是野狐禅，没有家法，自然谈不上守家法，所以，做了段军阀史之后，又改做晚清史。像做军阀史一样，史料没少看，一般都是数以千万字计算的，但相关的研究著作，令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周锡瑞先生（Joseph Esherick）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此前也读过他的《改良与革命》，但印象没那么深。此前，我看到的有关义和团起源的著述，基本上都集中在义和团的组织源流上，即给义和团找个根正苗红的出身，不仅强调其反帝爱国，而且强调它的反封建因素，所以，给义和团找爹，大家都自觉地在号称是具有反抗封建统治的民间教门里面寻觅。找来找去，你说是这个，我找的是那个，文章和书写了一堆，让我这种后来人看了个云里雾里，也没有弄明白义和团的爹到底是谁。好像谁说的都没道理。心里曾经冒出过一个大逆不道的想法，是不是这个义和团就没有什么正经八本的组织源流哇？看了周锡瑞的书，豁然开朗，原来给义和团找爹，根本就是个不靠谱的事儿，这玩意儿，就没有什么组织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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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读书人，书是看不完的，喜欢的书，也不知道有多少。明知道家里都放不下了，但是每周都得到书店逛逛，看到入眼的，还是买回来。这辈子没有希望，只能埋在书里做蠹鱼了，但愿下辈子好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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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堂上的戏法 求知若渴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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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幸赶上过全国人民没有书读的年月，那时候，新华书店里，除了毛选合订本和单行本之外，什么书都没有，偶尔会有本《读报手册》和《赤脚医生手册》，很快就会被人买走。不过，在没有书的日子里，有些人还是能看到点儿书的，那时，存在高级干部才能读到的内部书，据说，内部书分灰皮、白皮和黄皮，以灰皮书最为有名，因为一些政治类的国外禁书，都搁在里边。这些年，已经见过若干当年读过灰皮书的人回忆搞到这些书的艰难，以及读书的狂喜。可惜，我那时候仅仅是一个身处黑龙江农场的中学生，灰皮书连听都没听说过，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能看到的，仅仅是些“文化大革命”前出版的文学书，秦火之余的产物，即使这些书，也已经被人“灰皮化”，用不怎么显眼的灰不拉叽的纸包上，书名作者一概去掉，有些甚至还要标记上毛选或者鲁迅，加以掩饰。害得我到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世界名著开禁，才知道原来好些托人到大城市买来的书，其实我已经读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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