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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种“季节循环”之外，还有一种“祖先循环”，这对今天的所有中国百姓来说是很平常的事，但在远古时期却只局限于贵族阶级。实际上，只有那些有理由被祖先灵魂附体的贵族，才是唯一的拥有一颗能够生存下来的灵魂的阶层。事实上，他们拥有两颗灵魂，一颗是纯粹的动物呼吸，注定要变成一种鬼，围绕着尸体盘旋；另一颗则是精神上的灵魂，死后以神怪的形式升天，但只有当其实体被子孙们的祭品所供养时才能生存。这种“祖先崇拜”，本质上与日常或季节性的供奉有关，这些供奉使得死人（被他的牌位所代表）能够参与到家庭生活中来。就它的起源来说（即“地神”崇拜，在原始时期被一棵树或一块粗糙的石头所代表），同样也与这种领主宗教有关。这个神（最早的地域性的神）凶狠而残暴。马伯乐[9]说：“他喜爱祭献给他的鲜血和祭品，献祭的时候首先要用牺牲者的鲜血涂抹他的石碑。这个牺牲者通常是一头牛，不过，要是用人牲也不会让他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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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历史上这些鸿蒙初始的时期，我们发现了一个农民社会，他们生活在中原与黄土冲积层的交汇处，在忙着清理这块远古的中国领土上的矮树丛，这是一个有着贵族阶级和君主政体的社会。那些战争领袖的存在，证明了中原农民被迫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他们时刻要警觉地提防着周围的半游牧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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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这个农民社会的土地所积累起来的财富，很快就产生了一个高踞于社会顶端的奢侈阶层。尽管对于第一代王朝——夏朝的政治历史我们实际上一无所知，但关于他们在这个遥远时期里所使用的器具，考古学最近给了我们一些蛛丝马迹，在最近7年里，关于第二个王朝——商朝（前1558？—前1050？），考古学为我们提供了一批意想不到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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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年代来自夏朝时期的最早考古发现，出土了一件粗糙的装饰陶器，饰有所谓的“篦纹”图案。这种装饰风格，在欧洲的俄罗斯被普遍使用，在公元前2000年至1500年之间的西伯利亚尤为著名，它的发现或许表明，这两个国家在那时候就已经存在某些联系了[10]。接着是绘制器皿的发掘，近年在河南省的仰韶和秦王寨两个村子发现了一些砖红色的陶瓷器皿，绘有一种生动饱满、笔法灵动的装饰图案，包括几组意想不到的条纹、三角、斑点、交叉线和带有睫毛的眼睛。仰韶陶器出现在大约公元前1700年，这个日期与夏朝的第二阶段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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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山陶器（这是以甘肃省内自1921年起开始发掘的一个地点命名的）的鉴定年代是公元前1500年至1400年之间，或者依据某种观点是在公元前1400年至1300年之间，这个年代与商朝的第一个时期相吻合。这些器皿是真正的艺术品，绘有红黑两色螺旋纹的华丽装饰，其装饰品质堪与爱琴海的艺术品相媲美。而且，这种可比性不仅仅是风格上的，因为类似的主题在乌克兰和罗马尼亚的史前绘制陶器中也发现过，这让人不由得猜测：它们可能是通过俄罗斯草原的通路从爱琴海传到中国西北的。但毋庸置疑，这种外来的装饰风格不可能在中国的土壤中持久扎根。在半山，除了这些“爱琴海”螺旋纹装饰之外，我们还得到了很多更简单的装饰形态（棋盘图案）的证据，这些明显是从编织物上模仿来的。这种装饰形态（本土形态）是在下一个时期（约公元前14世纪）所能发现的唯一形态（螺旋纹被抛弃了），它们是从甘肃省的马厂遗址中出土的[11]。我们在那里看到了隔行编织物图案向绘制陶器的转移，在下一个时期里，我们将看到这些图案进入了最早的青铜器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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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触及到了青铜器在中国出现的秘密。据考古学家门京[12]说，青铜器在大约公元前1500年被引入西伯利亚。然而，在中国（特别是在安阳）发现的几件非常早的青铜箭头却显示出了西伯利亚的起源。此外，几件早期商代青铜器还透露出了对木制品的拙朴模仿的痕迹，青铜器制作者忠实地复制他的模型，甚至模仿了槽口和刀痕。突然遭遇到西伯利亚金属制作技术的汉人，仿佛一夜之间就拿起了他们远古的陶制和木制礼器，并把它们转变为青铜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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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1935年间在安阳（位于今河南省的最北端）所做的考古发现，把各种各样的难题摆在了我们面前。在这个公元前12世纪处于鼎盛时期的商朝古都，我们发现自己突如其来地面对着一个已经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尽管迄今为止尚未发现任何东西能够揭示这一文明的发端。有一处发掘现场，占地约6公顷，完全被一幢建筑的基础所占据，这幢建筑规模宏大，被认为是一座皇宫。陵墓显示了用人和动物做牺牲的殡葬祭祀的痕迹。事实上我们知道，人牲曾长期在宗教仪式中扮演重要角色，例如，在朝廷举行的新年仪式上，就用四个牺牲者分别对应四个主要城门的方位。在安阳陵墓中发现的那些用于占卜的骨头与龟甲上，刻有一直流传至今的最早的汉字。这些汉字表明，书写符号与图画符号的差别并不大。埃及人的象形文字，巴比伦人的楔形文字，以及汉字，全都是从类似的图画中发展而来的。然而安阳发现的这些汉字已经充分格式化了，这迫使我们去认识自真正的“原始”图画以来汉字所经历的一个初步精细化的漫长时期，其原型迄今尚未得到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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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阳的发掘中，最具代表性的发现是那些令人惊叹的青铜器，考古学家们大吃一惊，此时，他们不得不承认，在这样一个遥远的时期，各类青铜器的仪式形态和装饰就已经被完美地确立了[13]。假如此前我们并不知道在中国传说里安阳只不过是商朝最后的都城之一的话，那么我们恐怕会认为，这的确不亚于一项突然出现的奇迹，就像那位全副武装的雅典娜从宙斯的头颅里蹦出来一样[14]。较早的几座都城从未得到过发掘，这些都城无疑跟中国人青铜作品最早的那些简陋成就是同时代的。如果我们承认青铜加工技艺是在（或接近）公元前17世纪末叶从西伯利亚传入中国的话，那么，在我们能够到达中国青铜器的起点之前，还留下了一段大约300年的时期有待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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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近年在安阳发现的商代青铜器，就这样向我们展示了一座艺术的巅峰，没有必不可少的蹒跚学步阶段。在以后的几个时期里，中国的青铜器制作者从未在礼器上达到过同样的建筑构架能力，也没有实现过类似的总体平衡。最著名的例子，是那些有盖的大烹罐（被称做盂或），但类似的有说服力的例子显示在那些更朴素的形态中，比如三脚罐和三脚杯（前者被称做鬲或鼎，后者被称为爵）。事实上，这种节制绝不会损害形态的典雅，正如你在一种名叫“觚”的钟形大酒杯中可以看到的那样，这种酒杯纤细得令人吃惊。装饰着大多数青铜礼器上都有的几何与神话主题的图案，也同样华丽。这些怪兽面具，尤其是饕餮，其气魄会让你大吃一惊，它们开始是牛、羊、虎、熊等写实风格的头颅，然后逐渐被程式化，成了吓人的鬼怪。在商代青铜器中（还有玉器上）发现的另一个神话形象就是夔龙——“一种声如雷霆的牛龙”。中国传说中的英雄们就是擂响用这种怪物的皮所制成的鼓，“发出雷霆般的命令”。乔治·萨勒说：“神话动物赋予它所装饰的对象以一种神秘而强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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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阳遗址中还发现了一些饱满有力的大理石圆雕，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雕刻过的大理石块，表现的就是神话中的怪物。（这种“对圆雕的偏爱”，在商代之后似乎停止了，直到很久之后的战国时期，中间再也没有出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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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除了青铜器之外，安阳文化还产生了一些不同寻常的玉器，也都具有礼仪的意义。玉是纯洁的象征，根据中国古人的信仰，它拥有一种内在的“美德”。我们从中国古典文献中得知，对王族头饰来说，用玉器做装饰是允许的，而王权的显著象征，就包括一块大玉版（圭），牢牢系在君主的腰带上。商代遗址的发掘，出土了玉制的刀、斧、戈，其中有一些为褐色或黑色，在外表上模仿青铜的颜色。还有两种非常典型的玉制礼器：璧和琮。璧是一种中心有孔的圆片形玉器，代表天；琮是一件外方内圆的立体状玉器，代表地。这两种玉器形态，就像青铜器一样，可能也用在国王为祈求土地丰饶而献给上天的季度献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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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物质文明的丰富，证实中国古代史书在谈及商代帝王时所讲述的那些事情。商代最后一位国王——纣王，身后留下了“中国的尼禄[15]”这样的名声，是一个精致、奢华、腐败的宫廷的产物，也是一个已经开始衰落的文明的样本。他“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慢于鬼神。大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县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16]然而，在这奢华堕落的外表的后面，华夏种族的扩张依然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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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中国史 第2章 先民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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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上去似乎有些荒谬，如果你打算把中国的历史与任何其他伟大人类社会的历史作个比较的话，你应该把目光转向加拿大或美国。无论在中原，还是在美洲，基本而实质的利害关系，远不是政治的此消彼长、盛衰兴替，而是一个勤劳民族对浩瀚无边的处女地的征服，在这条征服之路上，他们只发现了一些半游牧族群。这场奋斗中最艰苦的部分，便是对大自然本身的抗争：清理蛮地荒土，砍倒原始森林，驯服大江大河，到处开拓耕地。然而，法裔加拿大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只用了300年时间就把整个北美大陆置于他们的犁锄之下，而中原的农业征服，却耗去了将近4000年的漫长岁月。这场征服，从大约公元前2000年在黄土地和中原的边界之内开始，到今天仍然没有全部完成，因为，在西南边陲的崇山峻岭中，倮倮和苗族的那些“土著居民”依然在阻挡着汉人农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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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早在商代中期（公元前14世纪），中原的殖民者就结成了紧凑的团体，蜂拥着越过中原的边界，到那些“蛮夷”当中去开垦新的耕地，他们已经征服了这些蛮夷，要么同而化之，要么战而胜之。这个过程，跟汉人的耕地在19世纪对蒙古草原的蚕食或者20世纪对满洲森林的侵蚀比起来，并没有太大的不同。汉人这次最早的扩张，南至长江流域（这里当时几乎完全被森林所覆盖），北至山西的黄土梯田，西北至陕西的渭河流域，这块土地同样是从黄土中开拓出来的。在接近长江的地方，汉人接触到了那些依然处于半开化状态的部落（尽管他们无疑跟自己同种同族），这些部落靠打猎和捕鱼为生，在汉人榜样的带领下，他们也逐渐采用了农耕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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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北，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在这一地区扎下脚跟的是一个吃苦耐劳的先民部落——周人，他们象征性地把自己置于一位农业神人“后稷”的保护之下，担负起了清理、耕种这片富庶的冲积平原的任务。这一地区是从黄土中开拓出来的，覆盖着细腻的灰黄色黏土，后来的陕西首府西安城（或称长安）就是在这里建起来的。这是一块盛产玉米和稷粟的土地，足以和加拿大相媲美。古代史书带着有所克制的热情说到在这里定居的周人家族的最初的首领们，他们在所有其他人之前就“开始耕种”。他们将拿出一套“屯垦”制度，以便能够不断抵抗周围的戎狄。中国西部荒野的移民们，过着所有处于同样位置的殖民者一样粗糙的生活。他们开辟耕地的顽强决心，不仅损害了在梯田毗邻地区放牧的半游牧部落，也让他们自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古代史书记载，他们曾一度在野蛮人的猛烈攻击面前被迫撤退，然后，再一次从黄土高原下来，迁往渭河流域，“将士扶老携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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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边境的保卫者和高原的开拓者，周人的首领们在他们严酷的工作中习惯了战争的艰辛困苦。公元前11世纪中叶，他们中的一位（史称“武王”）得益于商纣王的威信扫地，纣王因为残暴和荒淫受到百姓的憎恨。武王领导了一次反叛，大败纣王的大军。纣王逃回王宫，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自杀了：“纣走，入登鹿台，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17]武王高奏凯歌，进入都城。“武王持大白旗以麾诸侯，诸侯毕拜武王，……遂入，至纣死所。武王自射之，三发而后下车，以轻剑击之，以黄钺斩纣头，县大白之旗。”[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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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胜利，是边境居民及西部高原流域的粗野拓荒者对骄奢淫逸的宫廷和中原富足的耕种者的胜利。周人就这样登上了王座，他们拥有足够的智慧在地处高原的渭河流域坚持了几近300年的时间，他们把自己的力量归功于这里的地理位置，从那里，他们可以俯瞰中原。这个时期的艺术（公元前11世纪及公元前7世纪），以比前一时期风格更粗糙的青铜器为特征，最近，瑞典考古学家高本汉[19]对这一点做出了无可怀疑的鉴定。这些青铜器带有线条的韵律，是一种简朴、有时笨重的几何图案[20]。如果这些迹象靠得住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认为，最初的周代统治者们的物质文明，似乎标志着某种回归，从商代那些奢华而炫目的艺术创造中向简朴粗拙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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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灾难终结了周人的势力。公元前771年，他们的都城遭到了西部犬戎的突袭和劫掠。在行军中，王朝放弃了他们的驻地，退守到中原门户洛阳地区，这是那个时期中原的中心。他们发现那里要安全得多，但是，他们很快就丢掉了自己的战士品格，国王们成了有名无实的傀儡，实权落入了封建诸侯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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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封建制度与侠士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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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的古代中国，为西方研究中世纪的学者提供了封建制度比较研究的材料。在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中，王权衰弱所牵涉到的制度，跟10世纪法国的制度有几分相似之处。封建领地的划分延续了相似的时间长度；其次，像在法国一样，一定数量的大诸侯导致了领土的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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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会尝试着列举中原所有的诸侯国，但应当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的形成是地理因素的结果。今日中国的行省，常常相当于几个欧洲国家那么大，与永久性单位相一致（像后者所做的那样），在整个历史变迁的过程中，这些单位总是反复出现。这些大的地区性单位，在古代中原的诸侯国中就已经很明显了。比方说，在西北，位于渭河流域——这条河流是从黄土中开掘出来的，俯瞰着河南平原——即今天的陕西省，从这段历史时期开始以来就固定了。我们已经看到周王是如何离开这些西部地区向王座进军的。被周天子们抛弃的这个边境国王的角色，已经被他们分封的诸侯秦伯担当起来了，他们在陕西建立了自己的封地，注定要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在山西的黄土梯田上，建立起了另一个诸侯国，这要归功于它高于中原之上的地理位置在建立霸权上的优势，而且，这一优势让它能够把这种霸权保持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第三个强势诸侯国，建立在山东东部，这个个性独特的省份，从神圣的泰山一直延伸到中国的“布列塔尼”[21]——岩石嶙峋的山东半岛。在长江中游的湖北（这是一块湖泊纵横的浅盆地，那年头被森林所覆盖），蛮族部落被汉文明的榜样所吸引，自发地采用了汉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他们在这里建立了第四个大诸侯国。迄今为止，我们只提及了最强大的诸侯国。如果打算列举所有其他的诸侯国（包括从封建领地中再分出去的更小的诸侯国），我们应该可以得到大约60块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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