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094820
如果我们不得不把儒学的精神浓缩为一句话的话，那么我们会说：它是与宇宙秩序相联系（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合作）的一种公民秩序。
1707094821
1707094822
孔子的继任者，是表现出了最大独创性的墨子（他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末和公元前4世纪初）。凭借一次大胆的飞跃，这位杰出思想家异乎寻常地走近了有神论。墨子援引了一个人格化的神“上帝”，取代了其前任的非人格化的“天”。他无所不能，无所不知，而且本质上是道德的：“善行的主要理由应该是对上帝的畏惧，上帝能看到山林深谷中的一切，能看到人眼不能看穿的隐蔽处的一切。他是我们应该努力去取悦的。他希望君主对人民仁善，而人人互爱，因为上帝爱所有人。”[28]
1707094823
1707094824
墨子从这种有神论中提炼出了非常高的道德律令。孔子的利他主义到他这里变成了兼爱，达到了自我牺牲的程度：“杀一人以存天下，非杀一人以利天下也。杀己以存天下，是杀己以利天下。”[29]同样，墨子强烈谴责了诸侯之间的战争。下面这句格言概括了他的思想：“夫知者，必尊天事鬼，爱人节用，合焉为知矣。”[30]道家则是一个迥然不同的学派。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的占卜者关于阴、阳、道的观念的思考，这些观念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它们还与自我暗示的实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正是远古时期的巫婆神汉们的本行，他们狂热的舞蹈导致了精神恍惚的状态，能够捕捉人们的注意力，并保持神的在场。从这些原始的实践（依然充满了原始巫术）到“道教之父”们的高级思想，无论如何都是一条漫长的路，而且，正统观点更愿意对它可疑的祖先视而不见。据传说，哲学上的道教是由一位被称做“老子”的圣人创立的，我们对他没有任何称得上是确凿无疑的了解，但根据传说，他应该活到了公元前5世纪末。对第二位道教圣人列子，我们也并没有更多的了解。相反，第三位圣人庄子，倒是清清楚楚地表明了他生活在公元前4世纪的下半叶，他大约死于公元前286年。
1707094825
1707094826
道教从古代巫术实践中保留了某些在呼吸控制上的古怪练习，或者不如说是一套真正的“呼吸体操”方法，为的是把新入行的人送入迷狂和飘飘然的状态。对古代中国来说，这些方法并不稀奇，你可以在印度的瑜伽修行者当中找到这些方法。这些自我暗示的方法，被一种神秘的实践给弄得高深莫测，像印度的瑜伽一样，这也是为了“让灵魂清空一切，只留下它最纯的本真”。道教圣徒因此达到了一种持久的迷狂状态，“一种不可思议的优美状态，也是一种真正的自然状态”。
1707094827
1707094828
道教文献向我们揭示了这种神秘方法的不同阶段。在《庄子》一书中，一位圣人的弟子声称：“自吾闻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从，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来，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31]另一段说：“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列子》一书则更精确地分析了这些冥想状态，这种状态即使在俗务缠身的时候也能得到维持，因为它们可以与这种状态沟通：“心凝形释骨肉都融；不觉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随风东西，犹木叶干壳。竟不知风乘我邪？我乘风乎？”[32]
1707094829
1707094830
这种智力上的苦修赋予道教徒以非凡的力量。葛兰言写道：“他达到了这样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除了纯力之外他不再是任何东西，这种纯力无法估量、无懈可击，并且完全自治，圣徒彻底自由地在环境中穿行。”
1707094831
1707094832
庄子教导说，在这种超越状态中，圣人超越一切俗世的可能性之上：“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33]
1707094833
1707094834
他像纯粹的精魂一样穿过所有物质，因为对他来说，一切物质仿佛都是能渗透的一样。《庄子》一书，以柏拉图式的神话开篇，描写一只巨大的天鸟扶摇直上，去寻找“道”。“‘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34]在这种乘着巨大神鸟的翅膀的星际飞行中，在这种想要一举达到那推动世界的无名力量的狂热渴望中，庄子感觉到自己就是宇宙的主人。
1707094835
1707094836
因此，为了让自己与大自然合为一体，加入到宇宙力量中去，道教徒必须压制自己的逻辑推理，“吐尔聪明”[35]。庄子教导说，要“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36]社会和文明只不过是纯粹的习俗而已。像卢梭的信徒一样，为了让人回到自然的人的状态，只有除掉身上文明的东西。这就是长生的秘诀，也是整个道教所遵循的原则：不为自己追求生存而违背自然规律，只要顺应自然，便可以长久生存。在日常生活中，道教的最高境界就是“无为”而治。老子道：“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37]。
1707094837
1707094838
在深入研究“道”的概念的同时，道教又提出了形而上学的思想。形而上学，威力无穷，难以明确地下定义。“道”是在宇宙中实实在在存在的物，绝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没有任何明确定义或限定。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38]一切都在物之外。“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期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邪？’曰：‘在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39] 道萌生于元始的、混成的统一整体，分裂为阴和阳对立的两方，阴阳合和而万物生。这个实体是完全不可知的事物，不能言喻的事物。“可以名的道不是真正的道”。因此我们只能认为它很消极，就如我们经常引用的《老子》中的四句话：“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40]
1707094839
1707094840
但当我们认为这种一元论是静止不变的时，就大错特错了。因为这实际上是动力论。正如马斯佩罗和葛兰言所观察的那样，“道”与其说是一个实体，还不如说是一种力量。它总是散发光芒，而且具有生命冲动。“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41]，或者确切地说是“宇宙自生性的永恒原则”，宇宙的力量与生命冲动具有同等威力。
1707094841
1707094842
通过一个很奇特的换位，绝对一元论就变成了根本的相对论。如果“万物”是一体的，那它们就可以相互替换，相互转换。智者自身，如果埋藏名姓，抛却品行，隐藏自我个性，那就跟世上的其他人都一样。《庄子》中写道：“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42]甚至在莎士比亚的剧本中，中国的哈姆雷特——列子，手上提着一颗路边捡来的头颅，一边喃喃道：“谓予与彼知而尔未尝生未尝死也”。[43]然后就主观地想象到勒南的形象（勒南的形象就出现在天狼星的位置）。庄子为了提出普遍相对论的观点，启发我们去类似观象台的地方观察事物。“如果你登上太阳”，在这样的高度，“物我”（或者像我们所说的“主体与客体”）高度合一的亲密关系中：“天下莫大于秋豪之末，而泰山为小；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44]
1707094843
1707094844
这种相对主义，或者更准确地说，这种普遍可逆性，产生了一种超然姿态，平静而安详地接受人类生活的一切兴衰枯荣。马可·奥勒留写道：“啊，世界！你带给我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有益的。”庄子同样说：“今一以天地为大炉，以造化为大冶，恶乎往而不可哉！”[45]他对这“道”喊道：“吾师乎！吾师乎！赍万物而不为义，泽及万世而不为仁。”[46]道教的最后一课就是漠不关心。
1707094845
1707094846
还有一种很奇特的哲学，就是杨朱的哲学，杨朱生活在公元前4世纪中叶。至此，我们来到了一个很糟糕的时代——战国，这是一段诸侯混战的时期，伴随着骇人听闻的对全体平民的大规模屠杀。对这刀光剑影的几百年，杨朱给我们留下的景象是令人绝望而愤世嫉俗的。他的教义是一种悲观厌世的宿命论，他内心的悲苦伤痛，留下了一段私人笔记，让人联想到卢克莱修[47]：“百年，寿之大齐。得百年者千无一焉。设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几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昼觉之所遗，又几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忧惧，又几居其半矣。量十数年之中，然而自得亡介焉之虑者，亦亡一时之中尔。则人之生也奚为哉？奚乐哉？……死则腐骨。腐骨一矣，熟知其异？且趣当生，奚遑死后？”[48]
1707094847
1707094848
如果说现实世界的图景让思想家们深感失望的话，那么，有一个学派毅然决然地接受了这种现实，这就是法家。在这个刀光剑影的世纪里，他们尝试建立起不依赖于道德的治国学说。从人的本性出发，连同人的所有恶行，法家创立了一套在本质上以经验主义为基础的仁政学说。法律，即使是在庸君的治下，也应该通过交替使用“二柄”——明赏罚，以确保国家的兴盛和百姓的安乐。政治是一门技术，判断法律价值的标准，并不是其理论的道德属性，而是其实践功效。就这一方面而言，主要的事情是，法律应该以力量为后援：“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49]
1707094849
1707094850
孟子（约前372—前289）是儒家学派的一位道德家。他讲授一种中庸学说，介于杨朱自私的个人主义和墨子彻底的自我牺牲之间，强烈主张反对法家的苛刻无情。简言之，他回到了孔子的人道主义，使之与更现实的正义理论相平衡。
1707094851
1707094852
孟子特别重教育：“心灵的卓越是通过培养仁善的胚芽而达到的，就像一粒得益于沃土和丰年的麦种。”[50]这种温和的学说当时并不受欢迎，直到后来在汉朝的稳定统治之下才大获成功。因为战国时期是一个十分糟糕的阶段，所有法家的现实主义学说都几乎满足不了暴君和冒险家们的要求。
1707094853
1707094854
1707094855
1707094856
1707094858
极简中国史
1707094859
1707094860
第5章 火与剑
1707094861
1707094862
终于有几个大国从封建诸侯的混战当中脱颖而出，它们兼并了一些小诸侯国，并很快就卷入了彼此之间的生死角逐。在这场决定谁是最后胜利者的竞赛中，所有诸侯都是竞争者，笑到最后的人将因为统一中原的版图而收天下之利。自公元前335年以后，几位举足轻重的大诸侯不再为那位有名无实的周天子而操闲心了，他们开始把国王的帽子戴到自己的头上（在希腊帝国，亚历山大的将军们在他死后的公元前305年也同样是这么干的）。战国时代正是诸侯争霸的高潮时期。
1707094863
1707094864
随着战国时期的到来，早期的侠士之战让位于冒险家的战争，完全没有了怜悯和忠诚，反而发展成了大规模的群众战争，一个国家的全部百姓都被卷入了针对邻国的杀伐。杰出高贵的战争武器——战车，这种伊利亚特式的竞赛武器，开始彻底让位给骑兵——用于奇袭和突袭的武器。军事技术的革命，在公元前307年被赵国（今山西南部）的国王引进。在对付匈奴人的过程中，他认识到，这些游牧部落的优势要归功于马背上的弓箭手，他们的灵活性和迅速变换队形，总是让汉人的战车御手们猝不及防。采用匈奴人的战术策略，他也组建了一些骑马射手团队。他的邻居和竞争对手，秦国（今陕西）的国王，甚至走得更远：他不仅装备了骑兵，而且还组建了轻装备步兵，作为“国家”常备军，以取代笨重的诸侯兵。与此同时，随着攻城器械、移动城堡和石弩（这组成了名副其实的炮兵）的发明，攻城兵也出现了。骑士战争的谦恭有礼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战国诸侯之间的角逐是一点也不讲情面的。从今往后，征服者们不再那么豁达地把战俘扣起来换取赎金，而是把他们全部处死拉倒。秦国的士兵是各国中最骁勇好战的，他们只凭自己砍下的敌人的头颅来领取军饷。在那些被攻取的城镇里，即使他们已经投降，满城的男女老少也都全部要成为刀下之鬼。原始人类的吃人习惯再一次恢复了，首领们为了“提高威信”，毫不犹豫地把他们征服了的敌人扔进沸腾的大锅里，喝着令人毛骨悚然的人汤，甚至强迫受害者的族人一起喝。
1707094865
1707094866
战国时期的列国中，秦国因为其地理位置而拥有最大的优势。它从渭河的高原流域俯瞰着富庶的河南平原，这块平原是它在这场比赛中最主要的奖品。中国的希罗多德、汉代史学家司马迁用这样惊人的措辞把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这一点上来：“秦，形胜之国，带河山之险，县隔千里[51]，持戟百万，秦得百二焉。地势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52]除了地理优势之外，还有一个优势就是人民的尚武个性，他们生活在中国蛮荒西部这些偏远的边境地区，是一个拓荒者的种族，是一个屯垦的民族，再加上一个为充分利用这些自然天赋而建立的作风顽强、注重实际的地方王朝，这个王朝早就认识到了那些竞争王朝秘而不宣的弱点，那就是，王室领地为了照顾王家随从的利益而被割裂为许多子封地和私人地产。于是，为了避免这个不断削弱的过程，秦王们学会了如何奖赏他们的臣民而无须分割王室领地。最后，秦王们还搜罗了一大帮法家围着自己转（我们已经提到过这一哲学流派），这些人为了确立国王的权威并证明征服的正当性而构建了一整套包罗广泛的君王和国家的专制主义理论。
1707094867
1707094868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那些严厉无情的摄政大臣，他们在辅佐幼主时，为了确保王室政策的连续性，常常比国王本人还要卖力。这些摄政大臣中，有一位鼎鼎大名的商鞅，关于此人，编年史家简略地说道（时在公元前359年）：“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53]然而，这位中国的黎塞留[54]好心帮忙，却没有得到好报。新国王在作为王位继承人时曾受到过商鞅的训斥，登上王位之后，他就“车裂商君以徇”。[55]对这样一个高级别的显赫人物采用这样一种严酷的刑罚，这足以证明秦国法律之严厉，这些法律对各个等级的社会阶层都一视同仁的残忍。“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56]严厉的纪律被强加给了全体百姓。
1707094869
[
上一页 ]
[ :1.70709482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