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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入研究“道”的概念的同时，道教又提出了形而上学的思想。形而上学，威力无穷，难以明确地下定义。“道”是在宇宙中实实在在存在的物，绝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没有任何明确定义或限定。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38]一切都在物之外。“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期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邪？’曰：‘在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39] 道萌生于元始的、混成的统一整体，分裂为阴和阳对立的两方，阴阳合和而万物生。这个实体是完全不可知的事物，不能言喻的事物。“可以名的道不是真正的道”。因此我们只能认为它很消极，就如我们经常引用的《老子》中的四句话：“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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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我们认为这种一元论是静止不变的时，就大错特错了。因为这实际上是动力论。正如马斯佩罗和葛兰言所观察的那样，“道”与其说是一个实体，还不如说是一种力量。它总是散发光芒，而且具有生命冲动。“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41]，或者确切地说是“宇宙自生性的永恒原则”，宇宙的力量与生命冲动具有同等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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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一个很奇特的换位，绝对一元论就变成了根本的相对论。如果“万物”是一体的，那它们就可以相互替换，相互转换。智者自身，如果埋藏名姓，抛却品行，隐藏自我个性，那就跟世上的其他人都一样。《庄子》中写道：“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42]甚至在莎士比亚的剧本中，中国的哈姆雷特——列子，手上提着一颗路边捡来的头颅，一边喃喃道：“谓予与彼知而尔未尝生未尝死也”。[43]然后就主观地想象到勒南的形象（勒南的形象就出现在天狼星的位置）。庄子为了提出普遍相对论的观点，启发我们去类似观象台的地方观察事物。“如果你登上太阳”，在这样的高度，“物我”（或者像我们所说的“主体与客体”）高度合一的亲密关系中：“天下莫大于秋豪之末，而泰山为小；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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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相对主义，或者更准确地说，这种普遍可逆性，产生了一种超然姿态，平静而安详地接受人类生活的一切兴衰枯荣。马可·奥勒留写道：“啊，世界！你带给我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有益的。”庄子同样说：“今一以天地为大炉，以造化为大冶，恶乎往而不可哉！”[45]他对这“道”喊道：“吾师乎！吾师乎！赍万物而不为义，泽及万世而不为仁。”[46]道教的最后一课就是漠不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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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很奇特的哲学，就是杨朱的哲学，杨朱生活在公元前4世纪中叶。至此，我们来到了一个很糟糕的时代——战国，这是一段诸侯混战的时期，伴随着骇人听闻的对全体平民的大规模屠杀。对这刀光剑影的几百年，杨朱给我们留下的景象是令人绝望而愤世嫉俗的。他的教义是一种悲观厌世的宿命论，他内心的悲苦伤痛，留下了一段私人笔记，让人联想到卢克莱修[47]：“百年，寿之大齐。得百年者千无一焉。设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几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昼觉之所遗，又几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忧惧，又几居其半矣。量十数年之中，然而自得亡介焉之虑者，亦亡一时之中尔。则人之生也奚为哉？奚乐哉？……死则腐骨。腐骨一矣，熟知其异？且趣当生，奚遑死后？”[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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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现实世界的图景让思想家们深感失望的话，那么，有一个学派毅然决然地接受了这种现实，这就是法家。在这个刀光剑影的世纪里，他们尝试建立起不依赖于道德的治国学说。从人的本性出发，连同人的所有恶行，法家创立了一套在本质上以经验主义为基础的仁政学说。法律，即使是在庸君的治下，也应该通过交替使用“二柄”——明赏罚，以确保国家的兴盛和百姓的安乐。政治是一门技术，判断法律价值的标准，并不是其理论的道德属性，而是其实践功效。就这一方面而言，主要的事情是，法律应该以力量为后援：“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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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约前372—前289）是儒家学派的一位道德家。他讲授一种中庸学说，介于杨朱自私的个人主义和墨子彻底的自我牺牲之间，强烈主张反对法家的苛刻无情。简言之，他回到了孔子的人道主义，使之与更现实的正义理论相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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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特别重教育：“心灵的卓越是通过培养仁善的胚芽而达到的，就像一粒得益于沃土和丰年的麦种。”[50]这种温和的学说当时并不受欢迎，直到后来在汉朝的稳定统治之下才大获成功。因为战国时期是一个十分糟糕的阶段，所有法家的现实主义学说都几乎满足不了暴君和冒险家们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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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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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火与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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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有几个大国从封建诸侯的混战当中脱颖而出，它们兼并了一些小诸侯国，并很快就卷入了彼此之间的生死角逐。在这场决定谁是最后胜利者的竞赛中，所有诸侯都是竞争者，笑到最后的人将因为统一中原的版图而收天下之利。自公元前335年以后，几位举足轻重的大诸侯不再为那位有名无实的周天子而操闲心了，他们开始把国王的帽子戴到自己的头上（在希腊帝国，亚历山大的将军们在他死后的公元前305年也同样是这么干的）。战国时代正是诸侯争霸的高潮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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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战国时期的到来，早期的侠士之战让位于冒险家的战争，完全没有了怜悯和忠诚，反而发展成了大规模的群众战争，一个国家的全部百姓都被卷入了针对邻国的杀伐。杰出高贵的战争武器——战车，这种伊利亚特式的竞赛武器，开始彻底让位给骑兵——用于奇袭和突袭的武器。军事技术的革命，在公元前307年被赵国（今山西南部）的国王引进。在对付匈奴人的过程中，他认识到，这些游牧部落的优势要归功于马背上的弓箭手，他们的灵活性和迅速变换队形，总是让汉人的战车御手们猝不及防。采用匈奴人的战术策略，他也组建了一些骑马射手团队。他的邻居和竞争对手，秦国（今陕西）的国王，甚至走得更远：他不仅装备了骑兵，而且还组建了轻装备步兵，作为“国家”常备军，以取代笨重的诸侯兵。与此同时，随着攻城器械、移动城堡和石弩（这组成了名副其实的炮兵）的发明，攻城兵也出现了。骑士战争的谦恭有礼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战国诸侯之间的角逐是一点也不讲情面的。从今往后，征服者们不再那么豁达地把战俘扣起来换取赎金，而是把他们全部处死拉倒。秦国的士兵是各国中最骁勇好战的，他们只凭自己砍下的敌人的头颅来领取军饷。在那些被攻取的城镇里，即使他们已经投降，满城的男女老少也都全部要成为刀下之鬼。原始人类的吃人习惯再一次恢复了，首领们为了“提高威信”，毫不犹豫地把他们征服了的敌人扔进沸腾的大锅里，喝着令人毛骨悚然的人汤，甚至强迫受害者的族人一起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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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的列国中，秦国因为其地理位置而拥有最大的优势。它从渭河的高原流域俯瞰着富庶的河南平原，这块平原是它在这场比赛中最主要的奖品。中国的希罗多德、汉代史学家司马迁用这样惊人的措辞把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这一点上来：“秦，形胜之国，带河山之险，县隔千里[51]，持戟百万，秦得百二焉。地势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52]除了地理优势之外，还有一个优势就是人民的尚武个性，他们生活在中国蛮荒西部这些偏远的边境地区，是一个拓荒者的种族，是一个屯垦的民族，再加上一个为充分利用这些自然天赋而建立的作风顽强、注重实际的地方王朝，这个王朝早就认识到了那些竞争王朝秘而不宣的弱点，那就是，王室领地为了照顾王家随从的利益而被割裂为许多子封地和私人地产。于是，为了避免这个不断削弱的过程，秦王们学会了如何奖赏他们的臣民而无须分割王室领地。最后，秦王们还搜罗了一大帮法家围着自己转（我们已经提到过这一哲学流派），这些人为了确立国王的权威并证明征服的正当性而构建了一整套包罗广泛的君王和国家的专制主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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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那些严厉无情的摄政大臣，他们在辅佐幼主时，为了确保王室政策的连续性，常常比国王本人还要卖力。这些摄政大臣中，有一位鼎鼎大名的商鞅，关于此人，编年史家简略地说道（时在公元前359年）：“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53]然而，这位中国的黎塞留[54]好心帮忙，却没有得到好报。新国王在作为王位继承人时曾受到过商鞅的训斥，登上王位之后，他就“车裂商君以徇”。[55]对这样一个高级别的显赫人物采用这样一种严酷的刑罚，这足以证明秦国法律之严厉，这些法律对各个等级的社会阶层都一视同仁的残忍。“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56]严厉的纪律被强加给了全体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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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在这样的领袖人物的统治之下，征服当时的中国——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也用了150年才得以大功告成。只有亚述的几位国王的编年史，才展示了这样大量的暴行。公元前331年，秦军俘获魏军并处死8万人；前318年，他们粉碎了魏、韩、赵的联盟（这个联盟曾帮助过匈奴人），斩8万2千首级；前312年，他们大败楚国，8万人头落地。前307年，他们为6万人头的成绩而沾沾自喜，不过，随着昭襄王的即位（他从公元前306年至前251年统治秦国），屠杀的规模就愈发变本加厉。前293年，他击败了韩国和魏国，为自己赢得了24万颗人头的战利品，这只是个开始。在前275年对魏国的战役中，只有4万人头落地，但在针对同一位敌手的一次新的远征中，又有15万颗人头入账。前260年，在对赵国的一次主要胜利中，尽管他已经答应留下被征服者的性命，但还是有40余万人被杀。其他的诸侯国被日益增长的恐怖气氛所笼罩。差不多10年过去，秦国没有吞掉一个诸侯国。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那位成功地结束了前辈工作的秦王登上了王座。这位中国版图的统一者，就是未来的始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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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中国史 第6章 中国的恺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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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46年，未来中国专制制度的缔造者登上了秦国的王座，当时他只被称为“秦王政”。这一年，他只有13岁。他的年幼让别的诸侯国暂时松了一口气，但这只是一段短暂的缓刑期。他的幕僚提到他的时候说：“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当他的一位将军、赵国（今山西）的征服者向他献上10万颗人头的庞大战利品的时候，他25岁。其他国王不由得想到了自己的末日，觉得只有暗杀掉这位年轻的国王方能保住自己的小命。其中的一位组织了这样一场谋杀，但秦王侥幸逃过一劫，被剁成肉酱的反倒是那位刺客。打那时起，他的征服便以闪电般的速度接二连三地获得成功。在公元前230年至公元前221年之间，所有其他的诸侯国（分别为今天的山西、河南、河北、山东、湖北和安徽）一个接一个地被全部吞并。公元前221年，那个时代的整个中国版图被统一在了秦王的治下，于是，他采用了至高统治者的头衔——皇帝，由于他是“秦朝的第一个皇帝”，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他又被称为秦始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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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皇帝，随着中国统一的实现而被创立。在各个不同朝代的统治之下，这个名号维持了2133年的时间（从公元前221年至公元19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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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在完成中国领土的统一之后，紧接着就是政治、社会甚至智力统一的工作了，这项工作同样是他的不朽业绩中非常值得注意的部分。这位中国的恺撒不仅是一位征服者，而且还是一位天才的管理者，无人能与之比肩。他把秦国的祖先们所创立的军事和民事中央集权制扩大到了整个帝国。通过大规模的人口交换，他成功地瓦解了最顽固的地方分权制。他的君主独裁政治结束了在中国社会中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封建制度。他非但没有像他的将军们所希望的那样为了讨他们的欢心而创立一个新兴的封建贵族阶级，反而把帝国划分为36个郡，每个郡均由一位文职长官、一位军事长官和一位监督官直接管理。他的丞相李斯，统一了整个帝国的书写文字标准，这对今后来说是一场意义深远的改革，因为方言的差异常常使得标准的书写语言成为唯一可以理解的交流工具，无论在北京还是广州。此外，他还“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57]这最后一项度量方法还提及了一套驰道体系的创立，其宽度统一为“五十步”，栽种树木，修建堤防，以防御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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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13年，在丞相李斯的鼓动下，这位中国的恺撒下令销毁典籍，尤其是儒家的著作。这一措施，使他受到了历代文人学士的憎恨。在这一时期，传统上依恋于过去封建礼仪的文人学士，有意无意地成了被秦始皇废除的那套政治制度的忠实党徒。为了消灭这个暗地里的反对派，皇帝便开始“禁书”。这样一种激进措施，未必像人们所说的那么普遍，因为不管怎样，那些典籍终究是幸存了下来。在一个最分裂、最封建的国家中，他的专制独裁能够在大约20年的时间里创立一套足够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度，竟持续了2100年之久。无论如何，这总归是秦始皇的一项重要成就，这项成就足以跟恺撒和亚历山大大帝的成就相媲美，但比它们更持久。简言之，他是那些命中注定要重塑人类的最有力的天才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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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中国的恺撒到处树碑立传、刻石记功，遍及他的帝国，这些碑铭证明了他并非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历史功绩。泰山的碑文读起来令人印象深刻：“初并天下。”碣石的碑文说：“初一泰平。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琅邪的碑文说：“东抚东土，以省卒士。”——这是远东的“中国太平”（Pax Sinica）的惯用套话，相当于地中海世界的“罗马太平”（Pax Romana）。更有甚者，还有这样的话（为了产生同样的效果）：“黔首安宁，不用兵革。皇帝之德，存定四极。”这样的套话，让人联想起自鸣得意的“华夏盛世”（Orbis Sinicus），堪与“罗马盛世”（Orbis Romanus）相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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