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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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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驱西入关，迥路险且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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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顾邈冥冥，肝脾为烂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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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略有万计，不得令屯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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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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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意几微间，辄言弊降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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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当以亭刃，我曹不活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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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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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朝廷里的不同派系依然在为争权夺利而打得不可开交，直到196年的一天，一位名叫曹操的军事将领率领他的人马到达洛阳城，在那里，他自命为帝国的保护者，而年轻的皇帝则成了他手中的傀儡，就像早些时候在董卓手里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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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不久前被推翻的那位草莽武夫大异其趣，曹操具备一个领袖所必备的素质。他是一位优秀的将领和严格的纪律执行者，固然不择手段，并惯于残忍，但在政治上却非常老练。他还是一位颇有才华的学者，他的诗歌被收入各种诗集，其中大多数诗篇都热烈豪放，有一股阳刚之气[94]。如果说有什么人有能力重新统一帝国的话，那么曹操肯定是最有希望完成这一任务的人选。事实也正是如此，在经过8年的连续争斗之后（196—204），只有他成功地成为了黄河流域的主人，而北方各省，组成了帝国最富饶、人口最稠密的部分。在长江流域，另有几位军事首领也在为自己开疆拓土。其中有一位叫孙权的，在长江下游军事割据，在一段很短的时间里，整个华南地区都承认了他的权力。他是个奇人，被新的学说所吸引，对佛教僧徒青睐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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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第三位权势的觊觎者刘备也出场了。他是个出身高贵的人，是汉朝一位亲王之后，但他来自这个家族中的一个偏远的分支，家境败落，陷入贫困，以至于他不得不自己谋生，靠编织草鞋养活年迈的老母。眼见得堂侄——洛阳城里那位懦弱无能的皇帝——如此颓落，竟成了独裁者曹操手中的傀儡，刘备感觉到皇室的血液在自己的血管里喷涌。他找到了三位举世无双的同伴来帮助自己，这三位“义士”后来在历史、传说、传奇和戏剧中扬名千古。第一位是关羽，他在民间宗教中被奉为战神。第二位是张飞，他是个出身卑微的人（他是个屠夫），以无所畏惧的精神而闻名当世。他和关羽都把自己的性命交给了自己的主公。最后一位是诸葛亮，他既是一位勇士也是一位外交家，他放弃了自己的田地，把整个身心投入到了觊觎者刘备的事业中，成了后者的首席顾问。事实上，正是听从了诸葛亮的忠告，刘备才选择了四川，在那里，他最终成功建立了自己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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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位觊觎者——曹操、孙权和刘备——在中国至今依然享有非同寻常的盛名，因为他们的历史已经得到传说的保护和放大。《三国演义》（事实上这本书不会早于14世纪）以及数不清的戏剧就来源于这段历史，它们使得这些角逐因为带有史诗般的价值而显得高贵，也使得这部“演义”在中国就相当于西方中世纪的英雄史诗。比如公元208年的江陵之战及其后紧接着的赤壁之战，当时，被曹操大军所围的刘备被迫领着一支小股骑兵强行突破敌阵。张飞待他的主人脱离危险之后，便迅速回到了后卫的位置，就像巴亚尔[95]单枪匹马守大桥一样。他“怒目横矛，立马于桥上……厉声大喝曰：‘我乃燕人张翼德也！谁敢与我决一死战？’”他在这里坚守了一段时间，为的是恐吓敌军。不远处，赵云发现了主人的幼子，敌人正要夺走他。赵云把这个“宝贝负担”横放在鞍前，纵马从敌阵中疾驰而过，历尽艰辛，终于救出幼主。与此同时，曹操和他的大军正在作横渡长江的准备，意在征服南方，就像他们从前征服北方一样。他们的舰队已经处在保护大军渡河的位置上。形势的紧迫让刚刚脱险的刘备不得不和孙权联兵抗曹，经过很多曲折，他们决定用火攻阻止曹操南下。在周密的安排和设计下，孙刘联军放出了一连串火船，借着风势，点着了曹兵的战船。火焰一路蔓延，直至曹兵营地。数不清的人马葬身火海或江涛之中。这位北方独裁者不得不放弃了他征服南方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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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汉家正统观念依然活在人们的心里，刘备成了这种朝代情结的具体化身。当他要利用自己的胜利把那位篡位者逼回北方的时候，看上去似乎就是这样。但他没有考虑到孙权——第三位觊觎者。直到目前，孙权一直都是他的盟友（他们甚至成了姻兄弟）。但孙权也越来越担心，唯恐这位正统派太成功了。在内战的帮助下，他正忙着为自己开拓一个幅员辽阔的王国，它包括长江下游各省和广东地区。出于对自己领地前途的担心，公元217年，孙权突然断绝了与刘备的联盟关系，反过来与曹操结盟。这一背叛使得正统派收复中原的希望化为泡影，也导致了刘备的老战友和最英勇的勇士关羽的死。当孙权的人马从背后攻击关羽的时候，他正在同北方人作战。他被自己的军队所抛弃，领着一小伙忠诚的追随者，陷入了敌人的埋伏，他被俘虏了，然后被立即斩首（公元2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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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力量平衡的改变，使得曹操的势力得以增强，这位北方的独裁者似乎就要取代他的君主——汉朝那位懦弱无能的皇帝——而自立了，然而就在此时，他死掉了，时间是公元220年。他把自己的权力传给了儿子曹丕，曹丕继承了父亲的野心和才能（他也是一位天才诗人）。这位新的独裁者，首先关心的是实现自己的帝王野心。就在同一年（220年），他在洛阳称帝，成了魏朝的创立者。篡位完成了，至少在北方各省是这样，但仍然有正统主义的保守派在支持刘备。打从那时起，刘备被公认为是汉朝的继承人和代表。他在四川自己的地盘上也称帝登基，的确，他远比竞争对手更有权利要求得到这个头衔。如果他能够利用人们对自己的普遍感情，在曹丕还没来得及巩固自己的地位之前，就对后者发动攻击，他甚至有可能重新统一中原，重新建立从他的家系一直传下来的正统王朝。但是，为了维护脸面，他觉得自己首先必须为自己的忠实追随者关羽报仇，而杀死关羽的人正是第三位觊觎者、长江下游的国王孙权。就这样，他掉转自己的兵力来对付孙权，这是一个战略上的错位，为此，历史学家、小说家和戏剧家从未停止过对他的责备，因为他增强了敌人之间的联合，而不是把他们隔开。此外，在这场战役中他还失去了另一位忠实追随者张飞，他在自己的大帐里被叛徒所谋杀，他们把他的头颅带给了孙权。刘备被这一连串事件弄得垂头丧气，在从这场损失惨重的战役中回来之后不久就去世了（公元223年），他把儿子的监护人的职责留给了那位宽宏大度的诸葛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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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如今被分为三个不同的王国。第一个是刘备在四川所建立的王国，也是唯一一个其帝王身份被后来的历史学家们所认可的王国，因为刘备是汉室贵族，是唯一正统的觊觎者。第二个——“非法的帝国”——是由姓曹的篡位者所创立的王国，它拥有皇城洛阳，再加上所有的北方省份。第三个是孙权在长江下游创立的王国，它取名“吴国”，从公元229年起定都建业（南京）。它包括几乎整个华南。我们有趣地注意到，对中原的这种划分多么接近于地理上的分界线。南北的对峙是自然的事实。每件事情都使它们显得不同。北方受草原气候的制约，而南方则受亚热带气候的影响；前者与戈壁的边界汇合，后者则与亚洲季风带相接触。北方由黄土和冲积土大平原以及形成其腹地的黄土高原所组成，是小麦和黍稷之地；而南方，则由连绵起伏的丘陵山脉所组成——长期以来被森林所覆盖——沐浴在季风雨之中，是茶米之乡，水牛在农业劳作中取代了马匹。在北方，黄河依然没有被制伏，是陆路运输的地区；而在南方，长江形成了一条绝妙的通航水道，是水路运输的地区。你还可以补充说，在公元3世纪，从人类学的观点看，这样的差异想必同样显著。北方人口稠密，加之精耕细作，是真正的中原；而南方除了长江下游几个省份之外，只不过是一块用来殖民的土地，这是一个新的中原，主要是森林，居住着不同种族的人，到汉朝的时候，在那里定居的汉人移民依然是分散的群落。甚至忽视了依然处于半开化状态、很少有人居住、几乎没有得到开拓的广东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吴国的两座都城——武昌和南京——就在这里）尽管更加具有中原特征，但也只是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才是这样，秦始皇的首要工作就是系统化地把这一地区殖民化，并同化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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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很好的理由让那些汉朝正统主义的支持者们选择四川作为一个不可侵犯的庇护所。事实上，四川（“四条河”）组成了中国“大陆”定义最明确的地理单位之一。它与历史上主要的中国中心都隔着很远的距离，令人生畏的崇山峻岭把它与北方和东部隔离开来，宜昌的激流险滩使得沿长江向上航行相当费力，这些使得它更加孤立。它的与世隔绝迫使它不得不自给自足，而它的土壤的丰饶则使得这一切成为可能。在四川的核心地带，躺着著名的由第三纪软砂岩所形成的“红盆地”，就其耕地范围来说，几乎与东北边的“中原”不相上下。这一地区的海拔，加之温和潮湿的气候，使得种植稻谷和小麦都成为可能。四川的天然自主性，曾经被地理学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们反复强调。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转折点上，它都扮演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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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在汉朝的大统一帝国分崩离析的时候，其划分受到了永久的地理因素的影响，华北与华南——旧中原与新中原，首善之区与移民之地——以及西部的四川，偏僻而遥远，有它自己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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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期就像一部史诗一样开始。其第一代主角类似于中世纪传说中的英雄，但到了第二代之后，就只有败家子了。尤其是在北方，魏朝的国王曹氏家族非常迅速地衰败。他们成了纯粹的傀儡，任由实权落入曹操的主要谋士司马懿之手。司马懿的儿子、精力充沛的司马昭，看来似乎把魏朝的命运推向了终点，魏朝的事务已经尽在他的掌握之中。公元263年，他推翻了四川的汉国，把它并入了主子的领地。事实上，这场征服主要是用来增加这位全权大臣的权威。265年，他的儿子和继任者司马炎，采取了明显而且是决定性的步骤：废黜了魏朝的最后一位傀儡，作为晋朝的创立者在洛阳登上皇位。公元280年，他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吞并了三国中的最后一国——吴国，从而使南方回到了统一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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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了60年的分裂之后，帝国重新统一到了司马家族的统治之下——新生的晋朝。仿佛是汉朝的伟大日子又回来了，但事实上，没有哪个朝代像晋朝衰败得那么迅速。他们的历史，是在一幕幕可怕的宫廷戏剧中同族相残的历史，没有任何政治理念或伟大的迹象来平衡这些单调重复的残杀，也没有任何重要的人物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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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突厥－蒙古人的游牧部落大举入侵中华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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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中国史 第14章 大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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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到，汉帝国在鼎盛时期是如何允许某些匈奴部落作为汉帝国的同盟者在黄河河套地区沿着长城立下自己的根基的。长期以来，这些匈奴部落证明了他们是忠实的外部援军。但在公元2世纪末年那些标志着汉朝死亡阵痛的内战期间，他们便利用汉帝国的普遍混乱开始了对中原的蚕食。他们趁着人们无暇阻止，利用中央权力的软弱，越过长城，在山西的心脏地带扎下了他们的营盘（195年）。汉帝国正处于汉朝衰亡的前夕。这些匈奴人的首领适时地想起了他的一位女性祖先正是出自那个显赫的家族。他厚着脸皮、不无狡猾地采用了这个伟大的汉人王朝的家族姓氏作为自己家族的姓氏。就这样，当汉室的正统权利在汉帝国被一连串的篡夺者彻底取消的时候，它却在匈奴部落的蒙古包里复活了。308年，一次大型集会在山西太原举行，这位匈奴首领——打那以后他被称为刘渊——庄严宣告，他就是汉王朝的合法继承人，大胆地声称自己有权得到那份“祖业”，换句话说，就是大汉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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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渊的儿子刘聪把这些威胁付诸实施。像许多年轻的蛮族同盟者一样，刘聪也是在洛阳的宫廷里养育成人的，据史书记载，他甚至成了一位优秀的汉学家。但不管怎样，这位学者从未忘记本民族的军事才能，他依然能够弯起300斤的大弓。此外，在逗留皇城期间，他还获取了许多有价值的信息。皇家宫廷里的盛大场面和浮华典礼，可能让一个漫不经心的观察者看不到王朝的衰落、管理者的缺陷、制度的腐朽性以及泥足巨人的真实虚弱，但这位王子并没有被表面的繁华所欺骗。公元311年，他派出了四路骑兵纵队进兵皇城洛阳。这些匈奴人闯入了皇城，突袭了皇宫，俘获了皇帝。皇太子被杀，三万居民被屠。皇宫被付之一炬，皇陵被洗劫一空。皇帝本人则成了刘聪的阶下之囚，刘聪强迫他担当行酒侍者，直到有一天，刘聪兽性大发，索性把他给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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