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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位觊觎者——曹操、孙权和刘备——在中国至今依然享有非同寻常的盛名，因为他们的历史已经得到传说的保护和放大。《三国演义》（事实上这本书不会早于14世纪）以及数不清的戏剧就来源于这段历史，它们使得这些角逐因为带有史诗般的价值而显得高贵，也使得这部“演义”在中国就相当于西方中世纪的英雄史诗。比如公元208年的江陵之战及其后紧接着的赤壁之战，当时，被曹操大军所围的刘备被迫领着一支小股骑兵强行突破敌阵。张飞待他的主人脱离危险之后，便迅速回到了后卫的位置，就像巴亚尔[95]单枪匹马守大桥一样。他“怒目横矛，立马于桥上……厉声大喝曰：‘我乃燕人张翼德也！谁敢与我决一死战？’”他在这里坚守了一段时间，为的是恐吓敌军。不远处，赵云发现了主人的幼子，敌人正要夺走他。赵云把这个“宝贝负担”横放在鞍前，纵马从敌阵中疾驰而过，历尽艰辛，终于救出幼主。与此同时，曹操和他的大军正在作横渡长江的准备，意在征服南方，就像他们从前征服北方一样。他们的舰队已经处在保护大军渡河的位置上。形势的紧迫让刚刚脱险的刘备不得不和孙权联兵抗曹，经过很多曲折，他们决定用火攻阻止曹操南下。在周密的安排和设计下，孙刘联军放出了一连串火船，借着风势，点着了曹兵的战船。火焰一路蔓延，直至曹兵营地。数不清的人马葬身火海或江涛之中。这位北方独裁者不得不放弃了他征服南方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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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汉家正统观念依然活在人们的心里，刘备成了这种朝代情结的具体化身。当他要利用自己的胜利把那位篡位者逼回北方的时候，看上去似乎就是这样。但他没有考虑到孙权——第三位觊觎者。直到目前，孙权一直都是他的盟友（他们甚至成了姻兄弟）。但孙权也越来越担心，唯恐这位正统派太成功了。在内战的帮助下，他正忙着为自己开拓一个幅员辽阔的王国，它包括长江下游各省和广东地区。出于对自己领地前途的担心，公元217年，孙权突然断绝了与刘备的联盟关系，反过来与曹操结盟。这一背叛使得正统派收复中原的希望化为泡影，也导致了刘备的老战友和最英勇的勇士关羽的死。当孙权的人马从背后攻击关羽的时候，他正在同北方人作战。他被自己的军队所抛弃，领着一小伙忠诚的追随者，陷入了敌人的埋伏，他被俘虏了，然后被立即斩首（公元2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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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力量平衡的改变，使得曹操的势力得以增强，这位北方的独裁者似乎就要取代他的君主——汉朝那位懦弱无能的皇帝——而自立了，然而就在此时，他死掉了，时间是公元220年。他把自己的权力传给了儿子曹丕，曹丕继承了父亲的野心和才能（他也是一位天才诗人）。这位新的独裁者，首先关心的是实现自己的帝王野心。就在同一年（220年），他在洛阳称帝，成了魏朝的创立者。篡位完成了，至少在北方各省是这样，但仍然有正统主义的保守派在支持刘备。打从那时起，刘备被公认为是汉朝的继承人和代表。他在四川自己的地盘上也称帝登基，的确，他远比竞争对手更有权利要求得到这个头衔。如果他能够利用人们对自己的普遍感情，在曹丕还没来得及巩固自己的地位之前，就对后者发动攻击，他甚至有可能重新统一中原，重新建立从他的家系一直传下来的正统王朝。但是，为了维护脸面，他觉得自己首先必须为自己的忠实追随者关羽报仇，而杀死关羽的人正是第三位觊觎者、长江下游的国王孙权。就这样，他掉转自己的兵力来对付孙权，这是一个战略上的错位，为此，历史学家、小说家和戏剧家从未停止过对他的责备，因为他增强了敌人之间的联合，而不是把他们隔开。此外，在这场战役中他还失去了另一位忠实追随者张飞，他在自己的大帐里被叛徒所谋杀，他们把他的头颅带给了孙权。刘备被这一连串事件弄得垂头丧气，在从这场损失惨重的战役中回来之后不久就去世了（公元223年），他把儿子的监护人的职责留给了那位宽宏大度的诸葛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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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如今被分为三个不同的王国。第一个是刘备在四川所建立的王国，也是唯一一个其帝王身份被后来的历史学家们所认可的王国，因为刘备是汉室贵族，是唯一正统的觊觎者。第二个——“非法的帝国”——是由姓曹的篡位者所创立的王国，它拥有皇城洛阳，再加上所有的北方省份。第三个是孙权在长江下游创立的王国，它取名“吴国”，从公元229年起定都建业（南京）。它包括几乎整个华南。我们有趣地注意到，对中原的这种划分多么接近于地理上的分界线。南北的对峙是自然的事实。每件事情都使它们显得不同。北方受草原气候的制约，而南方则受亚热带气候的影响；前者与戈壁的边界汇合，后者则与亚洲季风带相接触。北方由黄土和冲积土大平原以及形成其腹地的黄土高原所组成，是小麦和黍稷之地；而南方，则由连绵起伏的丘陵山脉所组成——长期以来被森林所覆盖——沐浴在季风雨之中，是茶米之乡，水牛在农业劳作中取代了马匹。在北方，黄河依然没有被制伏，是陆路运输的地区；而在南方，长江形成了一条绝妙的通航水道，是水路运输的地区。你还可以补充说，在公元3世纪，从人类学的观点看，这样的差异想必同样显著。北方人口稠密，加之精耕细作，是真正的中原；而南方除了长江下游几个省份之外，只不过是一块用来殖民的土地，这是一个新的中原，主要是森林，居住着不同种族的人，到汉朝的时候，在那里定居的汉人移民依然是分散的群落。甚至忽视了依然处于半开化状态、很少有人居住、几乎没有得到开拓的广东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吴国的两座都城——武昌和南京——就在这里）尽管更加具有中原特征，但也只是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才是这样，秦始皇的首要工作就是系统化地把这一地区殖民化，并同化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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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很好的理由让那些汉朝正统主义的支持者们选择四川作为一个不可侵犯的庇护所。事实上，四川（“四条河”）组成了中国“大陆”定义最明确的地理单位之一。它与历史上主要的中国中心都隔着很远的距离，令人生畏的崇山峻岭把它与北方和东部隔离开来，宜昌的激流险滩使得沿长江向上航行相当费力，这些使得它更加孤立。它的与世隔绝迫使它不得不自给自足，而它的土壤的丰饶则使得这一切成为可能。在四川的核心地带，躺着著名的由第三纪软砂岩所形成的“红盆地”，就其耕地范围来说，几乎与东北边的“中原”不相上下。这一地区的海拔，加之温和潮湿的气候，使得种植稻谷和小麦都成为可能。四川的天然自主性，曾经被地理学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们反复强调。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转折点上，它都扮演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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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在汉朝的大统一帝国分崩离析的时候，其划分受到了永久的地理因素的影响，华北与华南——旧中原与新中原，首善之区与移民之地——以及西部的四川，偏僻而遥远，有它自己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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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期就像一部史诗一样开始。其第一代主角类似于中世纪传说中的英雄，但到了第二代之后，就只有败家子了。尤其是在北方，魏朝的国王曹氏家族非常迅速地衰败。他们成了纯粹的傀儡，任由实权落入曹操的主要谋士司马懿之手。司马懿的儿子、精力充沛的司马昭，看来似乎把魏朝的命运推向了终点，魏朝的事务已经尽在他的掌握之中。公元263年，他推翻了四川的汉国，把它并入了主子的领地。事实上，这场征服主要是用来增加这位全权大臣的权威。265年，他的儿子和继任者司马炎，采取了明显而且是决定性的步骤：废黜了魏朝的最后一位傀儡，作为晋朝的创立者在洛阳登上皇位。公元280年，他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吞并了三国中的最后一国——吴国，从而使南方回到了统一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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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了60年的分裂之后，帝国重新统一到了司马家族的统治之下——新生的晋朝。仿佛是汉朝的伟大日子又回来了，但事实上，没有哪个朝代像晋朝衰败得那么迅速。他们的历史，是在一幕幕可怕的宫廷戏剧中同族相残的历史，没有任何政治理念或伟大的迹象来平衡这些单调重复的残杀，也没有任何重要的人物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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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突厥－蒙古人的游牧部落大举入侵中华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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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中国史 第14章 大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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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到，汉帝国在鼎盛时期是如何允许某些匈奴部落作为汉帝国的同盟者在黄河河套地区沿着长城立下自己的根基的。长期以来，这些匈奴部落证明了他们是忠实的外部援军。但在公元2世纪末年那些标志着汉朝死亡阵痛的内战期间，他们便利用汉帝国的普遍混乱开始了对中原的蚕食。他们趁着人们无暇阻止，利用中央权力的软弱，越过长城，在山西的心脏地带扎下了他们的营盘（195年）。汉帝国正处于汉朝衰亡的前夕。这些匈奴人的首领适时地想起了他的一位女性祖先正是出自那个显赫的家族。他厚着脸皮、不无狡猾地采用了这个伟大的汉人王朝的家族姓氏作为自己家族的姓氏。就这样，当汉室的正统权利在汉帝国被一连串的篡夺者彻底取消的时候，它却在匈奴部落的蒙古包里复活了。308年，一次大型集会在山西太原举行，这位匈奴首领——打那以后他被称为刘渊——庄严宣告，他就是汉王朝的合法继承人，大胆地声称自己有权得到那份“祖业”，换句话说，就是大汉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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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渊的儿子刘聪把这些威胁付诸实施。像许多年轻的蛮族同盟者一样，刘聪也是在洛阳的宫廷里养育成人的，据史书记载，他甚至成了一位优秀的汉学家。但不管怎样，这位学者从未忘记本民族的军事才能，他依然能够弯起300斤的大弓。此外，在逗留皇城期间，他还获取了许多有价值的信息。皇家宫廷里的盛大场面和浮华典礼，可能让一个漫不经心的观察者看不到王朝的衰落、管理者的缺陷、制度的腐朽性以及泥足巨人的真实虚弱，但这位王子并没有被表面的繁华所欺骗。公元311年，他派出了四路骑兵纵队进兵皇城洛阳。这些匈奴人闯入了皇城，突袭了皇宫，俘获了皇帝。皇太子被杀，三万居民被屠。皇宫被付之一炬，皇陵被洗劫一空。皇帝本人则成了刘聪的阶下之囚，刘聪强迫他担当行酒侍者，直到有一天，刘聪兽性大发，索性把他给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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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室家族的另一位皇子随即在西京长安（今陕西西安）、在匈奴骑兵最近一次入侵所留下的废墟中登基称帝。“即位时，长安城中不盈百户，篙棘成林。”[96]公元316年冬，匈奴人毫无预兆地再次出现在长安城下。由于这支大军是由骑兵组成的，没有能力承担正规的围城战，他们于是骑马排成没有尽头的队列绕城而走。这种持续不断的“旋转木马”起到了严密封锁的效果，长安城被饥荒所迫，不得不开门投降（316年12月）。汉王刘聪再一次登上了他的王座，接受晋朝皇帝作为他的俘虏，“使帝行酒洗爵”[97]。然后，有一天，当另一位晋朝俘虏被这悲伤的一幕所触动而痛哭流涕的时候，被激怒的匈奴王下令处死了这位不幸的囚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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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这一连串的灾难之后，晋代王朝把整个北方丢给了入侵者，避难到了长江以南，建都南京（317年）。将近300年的时间里（317—589年），南迁的汉人在那里支撑着一个无论就其缺陷还是就其荒谬的生命力而言都足以与拜占庭相比肩的汉人政权。南京取代了长安和洛阳，而在罗马世界，拜占庭以同样的方式取代了罗马和米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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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时期的北方，突厥－蒙古人的游牧部落，在短命霸主的持续颠覆中你争我夺，互相消灭。刘聪死后，他的家族被他从前的一位将领、另一位匈奴首领石勒所推翻（329年）。这位目不识丁的匈奴人，倒是被教化得足以欣赏别人向他讲解的中文典籍，但他的继任者们却把他们与生俱来的蛮性与衰落文明的全部恶行结合在了一起。石勒的侄子石虎（334年—349年在位），是个骄奢淫逸的恶棍，他的儿子曾试图行刺他（但被父亲及时地处死了）。这位鞑靼的蓝胡子[98]总是把他最漂亮的嫔妃做成烤肉，端上餐桌：“妆饰宫人美淑者，斩首洗血，置于盘上，传共视之。又内诸比丘尼有姿色者，与其交亵而杀之，合牛羊肉煮而食之，亦赐左右，欲以识其味也。”[99]这种在蛮人当中并不罕见的性格反差，因为他们与文明的初次接触而愈加扭曲，但通过圣人的训诫也能够得以矫正，石虎就是佛教最热心的保护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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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必须承认，佛教的发展壮大正是蛮族入侵的结果。在野性盛行的时代，那些饱受精神折磨的人自然而然地要求助于佛教所施与的精神慰藉。此外，像匈奴人这样粗野的蛮人，对这种宗教，不可能有像儒家知识分子那样固执的偏见。尽管有儒士们的反对，石虎还是发布了一道诏令，正式许可佛教僧徒传教。鼎鼎大名的苻坚（357年—385年在位），是另一位一度控制整个华北的蛮族国王，他也采取了同样的姿态。而且，时间已经开始发挥作用，这一次的情形，不再是部落首领把印度的奇迹创造者们仅仅看作是能给自己的事业带来好运的高级巫师了。苻坚是一个正在同化的野蛮人，是中国文明真诚的支持者，他既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又是一个仁爱而慈悲的统治者。然而，尽管某些首领有着个人的善意，但当一个部落把另一个部落消灭的时候，他们所采取的措施，很快就归于无效。我们不应该试图去列举在这可怕的数十年里为争夺黄河流域和北京地区而角逐的所有蛮族部落。只需这样说就足够了：这场竞争，大体上是在匈奴人（多半是“原始突厥”民族）与鲜卑人（多半是“原始蒙古”民族）之间展开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前者来自鄂尔多斯草原，后者来自中国东北地区的边境，二者轮流行使对中国北方的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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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最后，游牧民族在这个农业古国的中心地区的定居，导致了不可估量的损害。不仅仅是像长安这样伟大的历史名城遭到了洗劫、焚毁，人口锐减，而且田地本身也被农民抛弃。就这样，这一地区的居民为之一空，环绕着长安的丰饶富庶的渭河流域变成了虎狼出没之地。蛮族首领苻坚从354年至357年一直统治着陕西，他那些饱受惊吓的汉族臣民恳求他设法把他们从野兽的威胁中解救出来。他拒绝了，其拒绝的方式让人联想到他更同情虎狼，而不是他的臣民：“野兽饥则食人，饱当自止，终不能累年为患也。”[100]在他残忍的幽默之下，你不难猜想到这位蛮族首领隐秘的满足。草原野兽对这一地区的入侵，看来在突厥－蒙古人的游牧部落占领期间达到了顶点。蛮族的国王们把整个部落安顿在那些人口开始减少的地区，这一措施必定对中国北方的种族构成有着持久的影响[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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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些灾难降临华北（200年来它已经变得跟蛮族政权的属国没什么差别）的同时，在建康（今南京）晋朝的末代宫廷——远东的拜占庭，南方中华帝国的衰落也越来越明显。公元5世纪初叶，一位名叫刘裕的鸿运高照的军事将领（此人从前是个皮匠），给这个古老的帝国带来了短暂的活力。几次对北方蛮族的胜利，使他勇气倍增，他废黜了晋朝，自立为帝，国号宋（如今被称为刘宋，以区别于10世纪所建立的大宋王朝）。他的家族（从420年至479年一直占据着南京的皇位），堕入了比从前更加糟糕的衰退状态。这一世系的第三位皇帝被他的一位儿子派人刺杀了（453年）。这位弑父者后来又被自己的亲弟弟所杀（454年），当弟弟的于是成了皇帝（454年—465年在位），他害怕自己也遭受同样的厄运，作为预防，他杀掉了王室血脉的大部分亲王。接下来的一位皇帝仅仅统治了6个月（465年）——他16岁登基，17岁被杀，有点像那位下令处死自己的摄政者、近亲和嫔妃的尼禄。他被杀不久，他的叔叔和继任者（465年—472年在位）——因为肥胖而得到了“猪王”的绰号，同样残忍嗜杀——依次把他所有的兄弟和侄子都给杀了。弥留之际，这位“猪王”把帝国传给了他最喜欢的儿子。这位撞上大运的皇帝是个早熟的少年（他10岁继位，15岁被杀），表现得极其凶残，以至于人们不得不在一个醉酒之夜把他给杀了。到了公元479年，刘裕的家族已经被大批杀害，颜面扫地，此时，一位政府官员把刘宋给废了，建立了一个新的朝代，国号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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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朝从479年至502年占据着南京的那把龙椅。这一回，轮到他们尝尝权力的味道了。他们的历史，就像前面那个朝代一样，也跟一连串的谋杀没什么两样。每一位统治者，都以甩掉家族中的所有其他成员作为防范措施，直到他漏掉的某位亲属找机会把他给干掉。在这一时期，权力被宫廷宠信所行使，而皇座则被少年皇帝所占据，他们经常在长大成人之前就因为他们的凶残而被人刺杀。公元502年，一位将军攫取了那把龙椅，此人就是未来的梁武帝，尽管他跟皇室家庭有亲戚关系，但他为了脱离这个令人憎恶的家族而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国号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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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武帝（502年—549年在位）是个颇有几分雄才大略的君主，他彻底根绝了前任们腐朽堕落的传统。他一直过着差不多算得上艰苦而简朴、诚实而仁爱的生活，他的身上，既有军人的美德，又有对文化和文人的尊敬。起初，他对儒家非常敬重，以至于在南京修建了一座孔庙，甫一落成，便在这个荣誉之地恢复了读经。他以同样的精神改组了官僚阶级，让他们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在人们经历了对此前各个朝代的憎恨厌恶之后，这是一次值得称颂的努力，使国家和家庭重新回到中国社会赖以立足的传统道德观念。但很快，梁武帝的同情就改变了方向。在某些印度僧人（他们经由海路来到南京）的影响之下，他皈依了佛教。他首先禁止祭祀祖先时屠杀动物，以此表现出对佛教不杀生信条的敬重，这一禁令让他受到了儒家知识分子的非难。公元527年，他走得更远，公开宣称出家为僧，迫使国家不得不从僧侣们那里赎回它的统治者。他的信佛看来应该是真心诚意的，也是有所开悟的，而与此同时，对儒家知识分子而言（从那时起他们就一直是他的坚定批评者），必须承认，他的僧侣身份被政治家的毁灭所终结。他深受佛家慈悲为怀的精神的影响，以至于在发生了一场密谋反叛的情况下，他甚至也不忍心下达死刑的命令。到了风烛残年，他故态复萌，恢复了对宗教的虔诚信仰，听任一位谋反将领的欺骗，此人在毫无先兆的情况下突然出现在南京城下，开始攻城。86岁那年，梁武帝死在了宫殿的废墟当中——死在了他幻想的废墟当中。梁王朝由于他的错误而一蹶不振，仅仅只比他多活了几年，而接下来的陈朝（557年—589年）则根本来不及展示它的能力，公元589年，中国北方的统治者攻克了南京，结束了南方的这个“拜占庭”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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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已经大略叙述过的这个时期，帝国的存在只不过是苟延残喘而已。在北方，历史正在被创造着，而我们眼下要转向的，正是这段中国－突厥人的北方中国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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