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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出土的墓柱雕刻，特别是著名的“神柱”，水平更高，在风格上更接近希腊－罗马的古典风格。不管怎样，这些都是艺术家的作品，而并不纯粹是工匠之作。顺便提一下，请注意某些汉代的浮雕，比如陕西的那些描绘狮子（中国并没有发现过狮子）的浮雕，看上去启发其灵感的原型即使不纯粹是波斯的（像有的人所说的那样），至少也是希腊－波斯的。这完全可能是丝绸之路的影响的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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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雕，似乎在商代大理石雕之后就已经从中国消失了，在战国时期又以青铜器顶盖上的龙和动物（比如老虎和公牛）的形式重新出现。这些形象的朴素现实主义在汉代又得到了发展。圆雕不再仅仅作为装饰图案而被使用，而是本身就被当做目的看待。出现了大量赤陶墓葬小雕像，包括人、动物和神话形象。这里，像在古埃及一样，我们看到了活物的替代品，它们使得死者能够继续他们常态的日常生活。这些小雕像，尤其是动物塑像，其主要品质还是朴素而生动的现实主义，没有过度发达的肌肉，而且充满了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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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艺术尚未感觉到佛教的影响，同时，其某些技巧依然保留着跟草原动物艺术的联系，就像战国早期的情形一样。我们已经指出过，这种草原艺术的特征，以用作装备和马具的小青铜物品——带扣、扣环和饰板等为代表，装饰着程式化的斗兽图案，多少有些纠缠在一起，常常被置于不对称的相反方向。我们还看到，尽管依据时间地点的不同而存在许许多多的变化，但草原艺术，一直从南俄罗斯的斯基台－萨尔马提亚人的领地，延伸到鄂尔多斯和外蒙古的匈奴人的领土。在俄罗斯阿尔泰山的巴泽雷克进行的考古发掘显示出这一艺术的连续性；出自公元1世纪初叶的物品，斯基台－萨尔马提亚人的与匈奴人的在数量上不相上下。外蒙古库伦附近的诺彦乌拉古墓（鉴定年代为公元初年），甚至更重要。在这座匈奴酋长的墓葬中，人们发现并排放置着一件中国漆器，一些中国丝绸，以及一件华丽的毛织地毯，以纯粹的草原风格刺绣着斗兽，这是两种文明相互交融的明证。作为进一步的证据，巴黎的塞努奇博物馆里有一件汉代青铜器，主题表现的是草原动物之间的一场战斗，却是按照纯粹的中国方式处理的。我们已经看到，公元1世纪汉王朝是如何建立了一个匈奴区作为蛮族同盟者和鄂尔多斯边境的守卫者。在鄂尔多斯边境地区，中原艺术与草原艺术之间的融合一直延续到了成吉思汗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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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匈奴同盟国在长城脚下的建立，显示了汉王朝对中原强盛的信心。这种信任没有放错地方。直到公元4世纪，鄂尔多斯的匈奴人都被证明是一些很听话的外援。与此同时，大约在公元150年，上蒙古（鄂尔浑盆地）的匈奴人丢掉了他们对东部蒙古的霸权，这种霸权转移给了另外的游牧民族——兴安岭北部的土著民族鲜卑，他们看来应该是历史上蒙古人的祖先[89]。像每一个新兴的游牧部落一样，鲜卑自然也不断攻击中华帝国的边境，这些攻击在公元2世纪的整个下半叶断断续续地屡次发生，特别是在今日中国东北地区的南部，但每一次都被击退了。跟罗马帝国不同，汉帝国从不屈服于侵略。它的衰落，应该是内部危机的结果，这些危机既有政治危机，也包括社会危机和知识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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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纯粹的政治观点看，在公元25年复辟之后似乎获得了新鲜活力的大汉王朝，很快就故态复萌，沦入了衰落甚至退化。皇子们总是在垂髫之年登上皇位，因生活上过度放纵而在青春年华就一命呜呼。在宫廷生活矫揉造作的氛围中，奸党的势力日益强大，太后、嫔妃和宦官的影响占了上风。而正当中央的权力日渐衰微之时，儒家文人却通过为帝国和社会提供官方教条来巩固其基础。公元79年，一个由学者所组成的委员会编定了孔子及其学派的著作的权威版本，打那以后，这个版本就有了经典的权威。从前，儒家典籍的原文与解释在不同的“书”和不同的老师那里都有所不同。175年至183年之间，为了让这个版本永远流传下去，经典原文被刻在一系列石板上，从这些石板上摹拓下来的拓片，便是印刷技术的肇始——事实上中国的印刷术必定有着类似的起源[90]。儒家经文作为权威教条的确立，导致了儒士作为一个组织化阶层的确立。作为官方信条受托管理人的强烈意识，他们倾向于成为一个官方团体——国家的领导团体——并企图稳固他们在朝廷中的权力。他们起来反对以宦官为代表的奸党，在经过一场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之后，他们暂时被击败了。175年至179年间，他们当中有几个人为了竭力阻止汉王朝的衰落而送了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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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就在同一时期，一些道家学派开始组建成组织化的“教会”[91]。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道教起源于一些由巫师们所组成的古老学派，尽管它的形而上学高深莫测，但它从来就没有脱离过巫术。直到这一时期，道教一直局限于先觉者们的小圈子中。到了汉代晚期，发生了一次严重的社会危机，农民阶级日益贫困，道教才有了大量的信奉者。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危机的早期表现，这也正是王莽改革致力于解决的问题，而自从王莽失败以来，这一危机就持续增长。马伯乐说：“汉代的农业社会，由上层的富裕地主（主要是官员或官员的后代）和下层的无地农民或小地主所组成，后者当中，最幸运的人耕种着分配的乡村土地，而其他人则被迫背井离乡，或成为士兵或盗匪，或作为农业劳动者受雇于人，或者成为大地主的佃户。但极少数人例外，他们决无可能成功地逃离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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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青睐于政治鼓动者。在四川和汉水上游，一个姓张的道教术士家族组织了一个秘密社团，在公元2世纪下半叶的政治角逐中扮演了一个积极的角色[92]。显奇迹、治病患、赦罪错，从玩忽职守的地方当局那里接管诸如修桥补路、赈灾济贫之类的公共事务，从而赢得了公众的感激。不出几年的时间，张角就赢得了数十万追随者，他把这些人武装起来，组成了许多军事小分队，置于正规将领的指挥之下，以黄色头巾作为辨别标志。接着，他们宣布，根据星宿的组合，公元184年相当于一个新的太平盛世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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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声令下，河北南部、山东毗邻地区和淮河流域同时爆发了叛乱。当局被惊呆了，各地纷纷陷落。朝廷不得不征募大量的军队以镇压叛乱。当黄巾军被赶出山东的时候，他们重新集结在汉水流域，只有当他们最后的堡垒南阳（河南西南）被攻克的时候，叛乱才得以平定。所有能够找出来的造反农民全都被残酷地处死。不过，在经历这样的大恐怖之后，人民的困苦越来越深了。诗人王粲（117年—217年）[93]描绘了那些兵荒马乱的可怕岁月里的一幅令人肝肠寸断的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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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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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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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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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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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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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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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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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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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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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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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中国史 第13章 三国鼎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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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黄巾军的农民起义让各地成为一片废墟的同时，朝廷里的宦党依然在继续控制着一大群漠不关心的执政者和儿皇帝。公元189年，几位怒不可遏的官员计划对朝廷宦官来一次彻底的剿杀，但那位被他们召来帮忙的董卓将军，却利用这个机会建立了自己的独裁统治。这是一个军阀混战即将爆发的信号，因为，为抗击黄巾军而征募的地方民兵已经导致了地方武装的形成，他们只忠诚于自己的指挥官。就在董卓自命为皇城主人的同时，其他的地方将领也攫取了各地方的权力。董卓这个粗鄙而残忍的沙场老兵，证明自己完全没有能力控制这种无政府状态。190年，董卓决定把自己的老巢迁到长安，于是一把火烧掉了洛阳的皇宫，放纵自己的士兵把这座都城洗劫一空。就这样，汉王朝200余年积聚起来的艺术珍宝被毁于旦夕之间。董卓的暴政以及他的嗜血脾气的突然发作终于让他自己的将领们离他渐行渐远，他们刺杀了他，把他赤条条的尸体扔给了百姓。（他是个大块头，肥胖臃肿，人们把灯芯草插入他的肚脐眼，然后点亮，一连烧了好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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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件过后，紧接着的，是一个比此前更加糟糕的动乱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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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人利用中原的内乱，重新开始了他们的劫掠。关于这些袭击，被匈奴人虏获的女诗人蔡琰在她的《悲愤诗》中留下了这样锥心刺骨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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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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