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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廷生活的娱乐，并未妨碍玄宗执行他伟大的祖先在亚洲扩张的政策。在继位之初，他有幸摆脱了他的主要对手、蒙古突厥人的统治者默啜可汗——他在一次叛乱中被杀，他的脑袋被送到了中国的宫廷（716年）。默啜的侄子和继任者毗伽（意为“智者”）可汗真心诚意地努力与大唐帝国讲和（721—722）。就这样，长安城的辉煌朝廷与鄂尔浑上游的蛮族宫廷之间建立起了友好的关系，后者对前者表现出了显著的敬重。它的位置，被那些打算控制蒙古的维吾尔人部落中的一个所取代，他们在鄂尔浑上游建立了大本营，他们的都城位于今日喀拉和林附近的黑城遗址。维吾尔人后来证明了他们是大唐王朝忠诚的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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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年，在托克马克附近，唐朝人在西突厥人的国家里赢得了一场彻底的胜利，这使得很多这样的部落都归顺到了唐军的帐下。在736年和744年，唐朝的将领们赢得了对巴尔喀什湖以南的伊犁河谷那些反叛的突厥可汗的进一步的胜利。748年，中原人的庙宇修到了伊塞克湖西边的托克马克城——这是大唐帝国扩张到西突厥斯坦的一个明显证据。在塔里木盆地，长期以来一直在捣乱的焉耆、龟兹、于阗和疏勒等小王国，再一次成了大唐帝国忠诚的诸侯。事实上，这些说印欧语言的古老民族开始意识到，大唐的保护是他们抵御新的入侵者——吐蕃人和阿拉伯人——不可或缺的手段。我们已经看到，早在670年，安西四镇就曾被吐蕃人占领，直到692年，大唐人才有能力解救它们。毋庸置疑，比起几近野蛮的吐蕃人的统治，他们更愿意接受大唐的宗主地位。至于阿拉伯人，在公元652年消灭萨珊王朝并征服波斯帝国之后，他们就把自己的征服范围扩张到了河中。709年，他们把自己的宗主权强加给了布哈拉和撒马尔罕的国王。712至714年之间，他们延伸到了塔什干，渗透进了费尔干纳。费尔干纳的国王跑到疏勒避难，在那里请求大唐守军的帮助。他的请求立刻被接受了，715年，大唐大军进入费尔干纳，恢复了他的王位，赶走了阿拉伯人的前哨。布哈拉和撒马尔罕的国王，试图从大唐人那里获得同样的援助，吐火罗（巴尔克）国王也是如此。从718年到731年，所有这些亲王都一直在向大唐朝廷上表称臣。对此，玄宗皇帝做出的回应是：授予他们任职的文书，并让那些处于他的宗主权之下的突厥部落去协助他们对付阿拉伯人。但他一直在犹豫不决，拿不定主意是不是要派一支大唐远征军到这么远的战场上去。相反，他着手干涉帕米尔高原的另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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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他的主要任务就是阻止吐蕃人的扩张。现在，大唐人正在这一地区全方位地遭遇吐蕃人，特别是被迫发动一场让人精疲力竭的针对荒凉的青海湖（库库诺尔）地区的吐蕃人的边境战争。在吐蕃的另一端，吐蕃人正在威胁着位于帕米尔高原南部、印度一侧的那些小王国。大唐在塔里木盆地的保护国和印度之间的最直接的通道经过这些王国——钵和（瓦罕）、小勃律（吉尔吉特）、大勃律（巴尔提斯坦）。唐代中国，通过贸易和佛教朝圣的纽带与印度联结起来，穿越这些帕米尔高原河谷的活动自由，对中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吐蕃人把他们的宗主权强加给了小勃律，747年，唐朝将领、龟兹副节度使高仙芝（他是一个在中国效力的朝鲜人）由奇里克（婆罗犀罗）山口穿越帕米尔高原，在小勃律建立了大唐的保护国。当吐火罗国王于749年请求中国人的帮助以对付一位次要的山地首领（他是吐蕃人的盟友，切断了小勃律与克什米尔之间的交通）的时候，高仙芝再度穿越帕米尔高原，又一次扫清了这一地区（750年）。在这一时期，克什米尔的首领和喀布尔的国王都是大唐朝廷的忠诚盟友，多次向朝廷上表称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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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大唐在天山和帕米尔高原奠定了自己的地位，成了塔什干、费尔干那和小勃律的主人，成了克什米尔、大夏和撒马尔罕的保护者，大唐在亚洲享有了一个无与伦比的位置。高仙芝在龟兹的官邸中担当了中国的中亚总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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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之间，整个结构轰然坍塌。同样是这位高仙芝，对大唐军队走得如此之远负有主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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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什干的突厥人国王一直是大唐人的忠诚诸侯，因为他，塔什干成了抵御阿拉伯人的最前哨。但在750年，高仙芝希望把国王的财富据为己有，于是捏造了一项针对他的子虚乌有的指控，领着一支大军来到了国王的领地，砍掉了他的脑袋。这一暴行导致了西突厥人的反叛。受害者的儿子求助于阿拉伯人，他们立即派出了布哈拉和撒马尔罕的守军去帮助他。751年7月，高仙芝的军队在怛逻斯河畔（今江布尔附近）被突厥和阿拉伯联军团团包围，最后全军覆没。阿拉伯人把数千名大唐战俘带回了撒马尔罕。这个历史性的日子决定了中亚的命运，或者至少是决定了突厥斯坦的命运，它没有成为大唐的（从事情的早期进展来看很有可能会这样），而是成了穆斯林的。或许，大唐人在怛逻斯河畔所遭遇的灭顶之灾还是有可能挽回的，倘若这场灾难没有碰巧跟大唐王朝军事力量的崩溃合拍的话。就在同一年，也就是751年，南诏的倮倮王国在云南的大理湖畔把唐朝的大军打得落花流水；也是在这个灾难性的一年，北方的契丹人再一次在辽河西岸（今天的热河）击溃了中国将领安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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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唐朝已经被没完没了的军事征服弄得疲惫不堪。人民已经越来越厌倦这些大范围的远征，他们从中看不到任何好处，最重要的是，他们越来越厌倦征兵。就连李白这样的宫廷诗人，也掩饰不住这样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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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城空大漠，边邑无遗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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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骨横千霜，嵯峨蔽榛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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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问谁陵虐？天骄毒威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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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怒我圣皇，劳师事鼙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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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和变杀气，发卒骚中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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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万人，哀哀泪如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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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悲就行役，安得营农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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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杜甫的诗歌中，这种对战争的厌倦尤为醒目，哪怕他把时代改为汉朝以掩饰他的批评。下面是他写于752年的《兵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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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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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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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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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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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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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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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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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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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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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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