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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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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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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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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竿而起的条件成熟了。反叛来自最意想不到的方向，领头的是朝中的一位将领——安禄山，他是一位在大唐效力的鞑靼冒险家。玄宗皇帝和美丽的杨贵妃都对他宠爱有加。然而，755年，深知人民对君王普遍不满的安禄山，突然在辽东他的大本营里举起了反叛的大旗。几周之内，他越过了河北，突袭了洛阳，正向都城长安进军。就在他逼近长安的时候，皇帝带着杨贵妃和她的两位姐姐以及她的一位担任宰相的堂兄，连夜逃往四川。路上，随行将士缺乏粮饷，发动兵变。他们杀死了杨贵妃的堂兄、宰相杨国忠，把他的脑袋挑在长矛上，带给了皇帝。接下来，他们以同样的方式处理了杨贵妃的两位姐姐。皇帝被将士们的叫嚷声给吓住了，他走了出来，试图用温言好语平息他们，但哗变者们现在要的是杨贵妃本人的脑袋。玄宗皇帝被叛乱者团团围住，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不幸的女人被人带走，然后被士兵们绞死。完事之后，心满意足的士兵们各归其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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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在杨贵妃的辉煌岁月赞美过她的杜甫，在一首感人至深的诗歌里哀叹了她的悲剧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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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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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渭东流剑阁深，去住彼此无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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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辈诗人白居易在他的《长恨歌》里写到了她戏剧性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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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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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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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华摇摇行复止，西出都门百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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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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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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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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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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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安禄山占领了都城长安（756年7月18日）。不幸的玄宗皇帝继续他的逃亡之旅，直奔四川，这是一次事实上的退位。他的儿子李亨在宁夏地区指挥着忠诚于皇室的军队，在那里被他的将士们推上了皇位（756年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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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新皇帝（唐肃宗）是一位积极而善意的皇子，他的整个统治时期（756—762年）全都被用来从叛乱者手里赢回中原。在完成这项任务的过程中，他得到了一位伟大的军事将领的协助，此人就是郭子仪。郭子仪是军事忠诚和献身王朝的榜样，唐朝的复辟，最大的功劳要归于他。为了得到增援，肃宗求助于突厥人，从太宗时期以来，大唐王朝在突厥人当中享有相当高的威望。最有力的突厥民族，是当时控制着外蒙古的维吾尔人，他们给肃宗派出了一些小分队，多亏了这些援军，唐军才得以收复长安和洛阳（757年）。但叛乱远没有被镇压下去，肃宗死了，留下了未完成的任务（762年5月）。叛乱者甚至第二次占领了洛阳。要想最终把他们赶走并平定下去，还需要维吾尔可汗亲自介入，他领着自己的骑兵从蒙古挥师南下（76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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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战役期间，维吾尔人的可汗结识了一位摩尼教教士。摩尼教是一种在波斯创立的混合宗教，部分源自于本地的袄教，部分源自于基督教。作为会见这位教士的结果，维吾尔可汗皈依了摩尼教，并让它成为了本民族的国教。这种曾经几乎让圣奥古斯丁也皈依的异端信条，如今被一种奇怪的命运拿来征服中亚。必须承认，摩尼教帮助了维吾尔人的风俗习惯人性化，除此之外，还在他们当中传播了艺术，这种艺术，就像摩尼教本身一样，主要来自于波斯。在吐鲁番地区发现的摩尼教的壁画和缩图（鉴定年代在800至840年之间），事实上是现存的波斯绘画最早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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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是靠着人家的力量挽救并恢复了皇位，唐王朝对这些维吾尔国王的任何要求都没法拒绝，有几次，他们还娶了唐王朝的公主。维吾尔人还把他们的影响力用来保护唐王朝的摩尼教，在他们的要求下，长安朝廷批准了在几座城市里修建摩尼教的庙宇。只要维吾尔人的统治继续存在，这种保护就会一直维持下去。840年，当维吾尔人的统治被吉尔吉斯突厥人的攻击所中断的时候，唐王朝的摩尼教团体发现，一夜之间，他们的宗教就被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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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景教在唐代却享受着几乎从未中断的保护。我们已经提到过，最早的景教教堂是638年在长安城建造的。就在同一年，太宗皇帝颁布了一篇支持景教的诏书，称它是王朝宽容精神的一个值得赞许的榜样：“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波斯僧阿罗本远将经像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观其元宗，生成立要。词无繁说，理有忘筌，济物利人，宜行天下。”[128]关于景教在中国的情况，有一块著名的碑刻，是781年在长安城用古叙利亚文和汉文刻成的。它一开始是一段基督教（景教）教义，然后是一份清单，开列了唐朝皇帝自太宗时期以来赐予景教团体的恩德，这里面着重提到了玄宗皇帝，他曾带着一幅亲自题写的字驾临长安的景教教堂。景教一直没有遭受过什么磨难，直到845年，当迫害对准佛教的时候，它也遭受了池鱼之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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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摩尼教和景教在中国从未得到过广泛的传播，几乎完全局限于波斯和突厥的居民。主要的观念之战，依然是在儒教、道教跟佛教之间进行。745年，玄宗皇帝（他终其一生主要是受道教的影响）统治的晚期，道教典籍首次被收集成一部总集，这形成了未来道教经文的基础。837年，9部儒家经文被镌刻在石碑上，这样，学者就可以制作任何数量的经文拓片。至于佛经，我们已经看到了，像玄奘和义净这样的朝圣者从印度回来的时候是如何整套整套地带回了梵文佛经的典藏[129]，这些典藏很快就被翻译成了汉文。大量汉文典藏的收藏，佐证了这项工作是以什么样的水准来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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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们以古代儒家智慧的名义，极力反对佛教和道教神秘主义的前进浪潮。819年，宪宗皇帝（他本人醉心于这两种宗教信仰），以盛大的仪式迎接了一件佛教遗物。为此，他受到了韩愈的责难。韩愈是唐代最著名的作家之一，他呈递了一篇措辞激烈的奏折，其中的有些话直到今天依然经常被人们引用：“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韩愈诚实而勇敢，他把佛教和道教归为同一类，指责它们是反社会的、无政府主义的：“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行，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130]儒家文士总是攻击佛教徒的懒惰和出家，攻击道教徒的消极、炼丹和巫术。然而，在某些特殊场合，儒教和道教又能够采取共同的立场，一致反对“外来宗教”——佛教。845年，武宗皇帝（他本人是道教信徒）颁布了一篇反对佛教的诏书，以回应韩愈的所有论点。大量的佛教僧徒被迫还俗，4600座佛寺和庙宇被关闭。但下一位皇帝懿宗（859年—873年在位）却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在他的统治时期，佛教又恢复了其全部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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