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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在杨贵妃的辉煌岁月赞美过她的杜甫，在一首感人至深的诗歌里哀叹了她的悲剧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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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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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渭东流剑阁深，去住彼此无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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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辈诗人白居易在他的《长恨歌》里写到了她戏剧性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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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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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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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华摇摇行复止，西出都门百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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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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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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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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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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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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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安禄山占领了都城长安（756年7月18日）。不幸的玄宗皇帝继续他的逃亡之旅，直奔四川，这是一次事实上的退位。他的儿子李亨在宁夏地区指挥着忠诚于皇室的军队，在那里被他的将士们推上了皇位（756年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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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新皇帝（唐肃宗）是一位积极而善意的皇子，他的整个统治时期（756—762年）全都被用来从叛乱者手里赢回中原。在完成这项任务的过程中，他得到了一位伟大的军事将领的协助，此人就是郭子仪。郭子仪是军事忠诚和献身王朝的榜样，唐朝的复辟，最大的功劳要归于他。为了得到增援，肃宗求助于突厥人，从太宗时期以来，大唐王朝在突厥人当中享有相当高的威望。最有力的突厥民族，是当时控制着外蒙古的维吾尔人，他们给肃宗派出了一些小分队，多亏了这些援军，唐军才得以收复长安和洛阳（757年）。但叛乱远没有被镇压下去，肃宗死了，留下了未完成的任务（762年5月）。叛乱者甚至第二次占领了洛阳。要想最终把他们赶走并平定下去，还需要维吾尔可汗亲自介入，他领着自己的骑兵从蒙古挥师南下（76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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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战役期间，维吾尔人的可汗结识了一位摩尼教教士。摩尼教是一种在波斯创立的混合宗教，部分源自于本地的袄教，部分源自于基督教。作为会见这位教士的结果，维吾尔可汗皈依了摩尼教，并让它成为了本民族的国教。这种曾经几乎让圣奥古斯丁也皈依的异端信条，如今被一种奇怪的命运拿来征服中亚。必须承认，摩尼教帮助了维吾尔人的风俗习惯人性化，除此之外，还在他们当中传播了艺术，这种艺术，就像摩尼教本身一样，主要来自于波斯。在吐鲁番地区发现的摩尼教的壁画和缩图（鉴定年代在800至840年之间），事实上是现存的波斯绘画最早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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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是靠着人家的力量挽救并恢复了皇位，唐王朝对这些维吾尔国王的任何要求都没法拒绝，有几次，他们还娶了唐王朝的公主。维吾尔人还把他们的影响力用来保护唐王朝的摩尼教，在他们的要求下，长安朝廷批准了在几座城市里修建摩尼教的庙宇。只要维吾尔人的统治继续存在，这种保护就会一直维持下去。840年，当维吾尔人的统治被吉尔吉斯突厥人的攻击所中断的时候，唐王朝的摩尼教团体发现，一夜之间，他们的宗教就被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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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景教在唐代却享受着几乎从未中断的保护。我们已经提到过，最早的景教教堂是638年在长安城建造的。就在同一年，太宗皇帝颁布了一篇支持景教的诏书，称它是王朝宽容精神的一个值得赞许的榜样：“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波斯僧阿罗本远将经像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观其元宗，生成立要。词无繁说，理有忘筌，济物利人，宜行天下。”[128]关于景教在中国的情况，有一块著名的碑刻，是781年在长安城用古叙利亚文和汉文刻成的。它一开始是一段基督教（景教）教义，然后是一份清单，开列了唐朝皇帝自太宗时期以来赐予景教团体的恩德，这里面着重提到了玄宗皇帝，他曾带着一幅亲自题写的字驾临长安的景教教堂。景教一直没有遭受过什么磨难，直到845年，当迫害对准佛教的时候，它也遭受了池鱼之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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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摩尼教和景教在中国从未得到过广泛的传播，几乎完全局限于波斯和突厥的居民。主要的观念之战，依然是在儒教、道教跟佛教之间进行。745年，玄宗皇帝（他终其一生主要是受道教的影响）统治的晚期，道教典籍首次被收集成一部总集，这形成了未来道教经文的基础。837年，9部儒家经文被镌刻在石碑上，这样，学者就可以制作任何数量的经文拓片。至于佛经，我们已经看到了，像玄奘和义净这样的朝圣者从印度回来的时候是如何整套整套地带回了梵文佛经的典藏[129]，这些典藏很快就被翻译成了汉文。大量汉文典藏的收藏，佐证了这项工作是以什么样的水准来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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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们以古代儒家智慧的名义，极力反对佛教和道教神秘主义的前进浪潮。819年，宪宗皇帝（他本人醉心于这两种宗教信仰），以盛大的仪式迎接了一件佛教遗物。为此，他受到了韩愈的责难。韩愈是唐代最著名的作家之一，他呈递了一篇措辞激烈的奏折，其中的有些话直到今天依然经常被人们引用：“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韩愈诚实而勇敢，他把佛教和道教归为同一类，指责它们是反社会的、无政府主义的：“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行，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130]儒家文士总是攻击佛教徒的懒惰和出家，攻击道教徒的消极、炼丹和巫术。然而，在某些特殊场合，儒教和道教又能够采取共同的立场，一致反对“外来宗教”——佛教。845年，武宗皇帝（他本人是道教信徒）颁布了一篇反对佛教的诏书，以回应韩愈的所有论点。大量的佛教僧徒被迫还俗，4600座佛寺和庙宇被关闭。但下一位皇帝懿宗（859年—873年在位）却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在他的统治时期，佛教又恢复了其全部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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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佛教终归还是在中国扎下了根，原因就在于它变得更加汉化了。在唐代早期经由塔里木盆地从印度北方传过来的最新的佛教，是古代印度宗教信仰的一种高度发展的形式，事实上几乎就是一种全新的宗教。我们已经看到，在印度，从大约公元初年开始，一种不期然而产生的形而上学和神话被添加上了最初由佛教所宣扬的相当简单的教义。这种转化，是那些被称为大乘佛教的教派的杰作。其中的一部分宣称信仰一种绝对的理想主义，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唯心主义的一元论，它多少有点类似于费希特的体系，灭除了自我和外部世界，最终仅仅只承认“唯识”，或者“理想的世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这就是玄奘从印度带回来的那套体系。有些类似的观念，形成了另一套体系的框架，这套体系是6世纪晚期一位中国佛僧在浙江的天台山创立的。在普遍无常当中（根据佛教的说法，正是这种无常组成了世界），天台宗发现了一种普遍本质，掌握了这种本质，信徒就能够实现彻悟。这种信条导致了一种神秘的一元论，在其中，我们不难发现道教的渗透，因为这种普遍本质跟“道”有着显著的类似性。另一个佛教流派禅宗（梵文是dhyana，汉文是“禅”，日文是zen），试图通过直觉来发现心灵深处完美的本质。这种内省式的投入，这种神秘的净化，无疑可以追溯到印度瑜珈信徒（既有佛教徒，也有婆罗门教徒）的苦行。然而，你可以在这里再次认识到道教观念的逐步渗透。禅宗的沉思，与道教的忘我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但是，如果说古老的本土道教就这样影响着佛教的发展的话，那么反过来说也同样是对的。如今，道教也仿效佛教把自己组织成教会组织，道教的圣人们，按照佛教僧院的模式聚集在教派团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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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对中国民众的最大吸引力，就在于它的神话，在于它五花八门的礼拜仪式，尤其是对菩萨的祭拜，这些超自然的存在被创造出来以代表历史上的佛陀。这样的创造是必不可少的。一种宗教必须提供信徒能够对之祈祷的上天保护者。如今，佛教并不包括任何绝对的观念，历史上的佛陀作为人的存在已经实现了涅或者最终消失了（整个佛教教义依赖于这一断言），你如何能向他祈祷呢？因此，在印度，大约从公元初叶开始，大乘佛教的信徒们就赋予了他们的弥赛亚——弥勒佛——以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他即将道成肉身（像佛陀释迦牟尼一样），再一次拯救世界。在公元纪元的前6个世纪里，信众的虔诚转向这位弥赛亚，在中国——从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的佛像来判断——他在北魏时期的佛像中扮演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接下来，随着救世主的缓慢出现，这种对弥赛亚的崇拜也就逐渐衰退了。流行的礼拜仪式转向了另一位菩萨——Avalokiteshvara（他的名字在梵文里的意思是“俯视苍生的主人”），相当于佛教里的上帝。通过一种古怪的变形，在这位菩萨到达中国的时候，他似乎披上了女性的装束。这位俯视苍生的主人变成了“女神”观音，相当于佛教里的圣母马利亚，充满温和与怜悯，她拯救灵魂，把他们从五花八门的地狱里营救出来，让他们重获新生（在她脚下神秘的莲花内），进入美妙神奇的天国。与观音共同承担这项任务的，是另一位神——dhyani-buddha（神秘的佛陀）阿弥陀佛，他被看作是观音的精神之父，观音把他的像戴在自己的头发上。对阿弥陀佛的虔诚礼拜，产生出了一种心灵的宗教，一种真正虔诚的纯粹个人化的崇拜，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基于对菩萨慈悲的无限信任的单独祈祷；只要向阿弥陀佛看上一眼，或者在心灵深处向他发出一声祈祷，就足以获得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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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充满了温柔和信心的个人宗教，或许正是佛教在中国民众中能够赢得更多皈依者的原因，其作用要超过所有玄乎其玄的佛教哲学沉思。无论是儒教还是道教，都拿不出堪与之相比的东西。女神观音被中国百姓所接受，在民间的祠庙里跟儒家的圣贤和道家的神仙并排摆在一起。她也被道教徒自己所采用，她依然在所有不同宗教崇拜的普遍结合中占据着头等重要的位置，这种宗教融合，组成了今天中国的民间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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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的那些旗子（鉴定年代来自唐朝和五代），显示了发展中的各种佛教崇拜。弥勒佛的救世信仰与观音的天国福地并驾齐驱，印度人的俯视苍生的主人，在你的眼前转化成了中国人的观音。这就是敦煌洞窟为什么特别引人入胜的原因。敦煌不仅仅是从依然渗透着印度影响的塔里木盆地艺术过渡到纯中国艺术的交汇点，它还保存了中国被佛教征服之后中国人对佛教的反吞并的唯一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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