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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安禄山占领了都城长安（756年7月18日）。不幸的玄宗皇帝继续他的逃亡之旅，直奔四川，这是一次事实上的退位。他的儿子李亨在宁夏地区指挥着忠诚于皇室的军队，在那里被他的将士们推上了皇位（756年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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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新皇帝（唐肃宗）是一位积极而善意的皇子，他的整个统治时期（756—762年）全都被用来从叛乱者手里赢回中原。在完成这项任务的过程中，他得到了一位伟大的军事将领的协助，此人就是郭子仪。郭子仪是军事忠诚和献身王朝的榜样，唐朝的复辟，最大的功劳要归于他。为了得到增援，肃宗求助于突厥人，从太宗时期以来，大唐王朝在突厥人当中享有相当高的威望。最有力的突厥民族，是当时控制着外蒙古的维吾尔人，他们给肃宗派出了一些小分队，多亏了这些援军，唐军才得以收复长安和洛阳（757年）。但叛乱远没有被镇压下去，肃宗死了，留下了未完成的任务（762年5月）。叛乱者甚至第二次占领了洛阳。要想最终把他们赶走并平定下去，还需要维吾尔可汗亲自介入，他领着自己的骑兵从蒙古挥师南下（76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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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战役期间，维吾尔人的可汗结识了一位摩尼教教士。摩尼教是一种在波斯创立的混合宗教，部分源自于本地的袄教，部分源自于基督教。作为会见这位教士的结果，维吾尔可汗皈依了摩尼教，并让它成为了本民族的国教。这种曾经几乎让圣奥古斯丁也皈依的异端信条，如今被一种奇怪的命运拿来征服中亚。必须承认，摩尼教帮助了维吾尔人的风俗习惯人性化，除此之外，还在他们当中传播了艺术，这种艺术，就像摩尼教本身一样，主要来自于波斯。在吐鲁番地区发现的摩尼教的壁画和缩图（鉴定年代在800至840年之间），事实上是现存的波斯绘画最早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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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是靠着人家的力量挽救并恢复了皇位，唐王朝对这些维吾尔国王的任何要求都没法拒绝，有几次，他们还娶了唐王朝的公主。维吾尔人还把他们的影响力用来保护唐王朝的摩尼教，在他们的要求下，长安朝廷批准了在几座城市里修建摩尼教的庙宇。只要维吾尔人的统治继续存在，这种保护就会一直维持下去。840年，当维吾尔人的统治被吉尔吉斯突厥人的攻击所中断的时候，唐王朝的摩尼教团体发现，一夜之间，他们的宗教就被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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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景教在唐代却享受着几乎从未中断的保护。我们已经提到过，最早的景教教堂是638年在长安城建造的。就在同一年，太宗皇帝颁布了一篇支持景教的诏书，称它是王朝宽容精神的一个值得赞许的榜样：“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波斯僧阿罗本远将经像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观其元宗，生成立要。词无繁说，理有忘筌，济物利人，宜行天下。”[128]关于景教在中国的情况，有一块著名的碑刻，是781年在长安城用古叙利亚文和汉文刻成的。它一开始是一段基督教（景教）教义，然后是一份清单，开列了唐朝皇帝自太宗时期以来赐予景教团体的恩德，这里面着重提到了玄宗皇帝，他曾带着一幅亲自题写的字驾临长安的景教教堂。景教一直没有遭受过什么磨难，直到845年，当迫害对准佛教的时候，它也遭受了池鱼之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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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摩尼教和景教在中国从未得到过广泛的传播，几乎完全局限于波斯和突厥的居民。主要的观念之战，依然是在儒教、道教跟佛教之间进行。745年，玄宗皇帝（他终其一生主要是受道教的影响）统治的晚期，道教典籍首次被收集成一部总集，这形成了未来道教经文的基础。837年，9部儒家经文被镌刻在石碑上，这样，学者就可以制作任何数量的经文拓片。至于佛经，我们已经看到了，像玄奘和义净这样的朝圣者从印度回来的时候是如何整套整套地带回了梵文佛经的典藏[129]，这些典藏很快就被翻译成了汉文。大量汉文典藏的收藏，佐证了这项工作是以什么样的水准来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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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们以古代儒家智慧的名义，极力反对佛教和道教神秘主义的前进浪潮。819年，宪宗皇帝（他本人醉心于这两种宗教信仰），以盛大的仪式迎接了一件佛教遗物。为此，他受到了韩愈的责难。韩愈是唐代最著名的作家之一，他呈递了一篇措辞激烈的奏折，其中的有些话直到今天依然经常被人们引用：“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韩愈诚实而勇敢，他把佛教和道教归为同一类，指责它们是反社会的、无政府主义的：“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行，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130]儒家文士总是攻击佛教徒的懒惰和出家，攻击道教徒的消极、炼丹和巫术。然而，在某些特殊场合，儒教和道教又能够采取共同的立场，一致反对“外来宗教”——佛教。845年，武宗皇帝（他本人是道教信徒）颁布了一篇反对佛教的诏书，以回应韩愈的所有论点。大量的佛教僧徒被迫还俗，4600座佛寺和庙宇被关闭。但下一位皇帝懿宗（859年—873年在位）却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在他的统治时期，佛教又恢复了其全部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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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佛教终归还是在中国扎下了根，原因就在于它变得更加汉化了。在唐代早期经由塔里木盆地从印度北方传过来的最新的佛教，是古代印度宗教信仰的一种高度发展的形式，事实上几乎就是一种全新的宗教。我们已经看到，在印度，从大约公元初年开始，一种不期然而产生的形而上学和神话被添加上了最初由佛教所宣扬的相当简单的教义。这种转化，是那些被称为大乘佛教的教派的杰作。其中的一部分宣称信仰一种绝对的理想主义，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唯心主义的一元论，它多少有点类似于费希特的体系，灭除了自我和外部世界，最终仅仅只承认“唯识”，或者“理想的世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这就是玄奘从印度带回来的那套体系。有些类似的观念，形成了另一套体系的框架，这套体系是6世纪晚期一位中国佛僧在浙江的天台山创立的。在普遍无常当中（根据佛教的说法，正是这种无常组成了世界），天台宗发现了一种普遍本质，掌握了这种本质，信徒就能够实现彻悟。这种信条导致了一种神秘的一元论，在其中，我们不难发现道教的渗透，因为这种普遍本质跟“道”有着显著的类似性。另一个佛教流派禅宗（梵文是dhyana，汉文是“禅”，日文是zen），试图通过直觉来发现心灵深处完美的本质。这种内省式的投入，这种神秘的净化，无疑可以追溯到印度瑜珈信徒（既有佛教徒，也有婆罗门教徒）的苦行。然而，你可以在这里再次认识到道教观念的逐步渗透。禅宗的沉思，与道教的忘我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但是，如果说古老的本土道教就这样影响着佛教的发展的话，那么反过来说也同样是对的。如今，道教也仿效佛教把自己组织成教会组织，道教的圣人们，按照佛教僧院的模式聚集在教派团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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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对中国民众的最大吸引力，就在于它的神话，在于它五花八门的礼拜仪式，尤其是对菩萨的祭拜，这些超自然的存在被创造出来以代表历史上的佛陀。这样的创造是必不可少的。一种宗教必须提供信徒能够对之祈祷的上天保护者。如今，佛教并不包括任何绝对的观念，历史上的佛陀作为人的存在已经实现了涅或者最终消失了（整个佛教教义依赖于这一断言），你如何能向他祈祷呢？因此，在印度，大约从公元初叶开始，大乘佛教的信徒们就赋予了他们的弥赛亚——弥勒佛——以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他即将道成肉身（像佛陀释迦牟尼一样），再一次拯救世界。在公元纪元的前6个世纪里，信众的虔诚转向这位弥赛亚，在中国——从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的佛像来判断——他在北魏时期的佛像中扮演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接下来，随着救世主的缓慢出现，这种对弥赛亚的崇拜也就逐渐衰退了。流行的礼拜仪式转向了另一位菩萨——Avalokiteshvara（他的名字在梵文里的意思是“俯视苍生的主人”），相当于佛教里的上帝。通过一种古怪的变形，在这位菩萨到达中国的时候，他似乎披上了女性的装束。这位俯视苍生的主人变成了“女神”观音，相当于佛教里的圣母马利亚，充满温和与怜悯，她拯救灵魂，把他们从五花八门的地狱里营救出来，让他们重获新生（在她脚下神秘的莲花内），进入美妙神奇的天国。与观音共同承担这项任务的，是另一位神——dhyani-buddha（神秘的佛陀）阿弥陀佛，他被看作是观音的精神之父，观音把他的像戴在自己的头发上。对阿弥陀佛的虔诚礼拜，产生出了一种心灵的宗教，一种真正虔诚的纯粹个人化的崇拜，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基于对菩萨慈悲的无限信任的单独祈祷；只要向阿弥陀佛看上一眼，或者在心灵深处向他发出一声祈祷，就足以获得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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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充满了温柔和信心的个人宗教，或许正是佛教在中国民众中能够赢得更多皈依者的原因，其作用要超过所有玄乎其玄的佛教哲学沉思。无论是儒教还是道教，都拿不出堪与之相比的东西。女神观音被中国百姓所接受，在民间的祠庙里跟儒家的圣贤和道家的神仙并排摆在一起。她也被道教徒自己所采用，她依然在所有不同宗教崇拜的普遍结合中占据着头等重要的位置，这种宗教融合，组成了今天中国的民间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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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的那些旗子（鉴定年代来自唐朝和五代），显示了发展中的各种佛教崇拜。弥勒佛的救世信仰与观音的天国福地并驾齐驱，印度人的俯视苍生的主人，在你的眼前转化成了中国人的观音。这就是敦煌洞窟为什么特别引人入胜的原因。敦煌不仅仅是从依然渗透着印度影响的塔里木盆地艺术过渡到纯中国艺术的交汇点，它还保存了中国被佛教征服之后中国人对佛教的反吞并的唯一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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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中国史 第20章 社会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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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中国，从此再也没有完全从安禄山叛乱所造成的震荡中恢复过来。皇家世系的复位，看上去似乎给叛乱画上了句号，但再也没能恢复国家从前的繁荣。叛乱期间，中国丢掉了除安南之外的所有外国领地。八年内战（755—763），加之劫掠带来的损失、财富的毁灭和农田的弃耕，导致人口大量减少。在内战前夕，经过140年的和平时期之后，754年的人口普查显示了相当于5200万人口的户数。到839年，复辟的王朝已经花去了四分之三个世纪的时间抚平内战留下的创伤，人口普查表明，当时的人口总数不超过3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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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数量的急剧下降，伴随着空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在唐代，国家在理论上依然是土地的唯一所有者。但在实际上，它只不过是个分配者而已。每个农民在达到成年的时候都会分配到一份农地，从七亩半到十五亩不等，这块地一辈子都是他的，还会得到一块不超过三亩半的所谓“地产”，除了这块地产他可以传给子孙外，其余土地全都不能转让。这些慷慨恩赐使得农民有责任承受捐税、劳役和兵役。当他去世的时候，他的分配地将会被收回，用于重新分配。只有官员才能获得大片的地产，而且——这一点甚至更重要——可以通过继承来保持它们。由此产生的大地主，则把他们的土地交给农业工人去耕种，支付给他们年度佣金。这些大地产，要么交给管家打理，要么出租给佃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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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8世纪中叶，农民的小片土地（在每个乡村，农民的生活都依赖于小块土地给耕种者的恩赐）突然消失了。安禄山的反叛使得帝国的财政彻底破产，而平定叛乱又使得不断增长的征兵成为必要。马伯乐写道，捐税、劳役和兵役变得如此沉重，而农村人口的债务又是如此紧迫，以至于大多数农民无视禁止卖地的法律，把他们的土地卖给大地主，成了佃农或农业劳工，确切地说，比农奴好不了多少。他们的小块土地就这样消失不见了，被那些大庄园给吞掉了。到了8世纪末，拥有土地的家庭不超过总人口的百分之五。中国现在只有一种农业无产阶级，而不是富裕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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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也衰败了。781—783年间，国家没收了每个商人的部分货物，为的是补充被内战耗空的国库。在执行完这些措施之后，都城长安——主要的商业中心，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和来自印度及波斯的沙漠商队的目的地——荒芜得就像是遭受了蛮族的洗劫一样。政府的财政勒索是如此苛刻，以至于最终导致了骚乱。国家依然在对买卖双方、对每一种商业业务和交易征收极其繁重的苛捐杂税。例如，793年，来自四川的茶叶要交纳百分之十的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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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舞台已经搭好了。它终于在875年年底爆发了。其主要的发动者是一位心怀怨恨的知识分子，名叫黄巢，此人是一个智商很高、精力充沛而又肆无忌惮的人，是一次明目张胆的司法不公的受害者。叛乱在河北南部与山东的交界处爆发，这一地区一直是叛乱的发源地，从黄巾起义到义和团运动。这是一个人口稠密的地区，贫困的村庄散落在低洼的冲积土和黄土平原上，没有一英寸土地被浪费，但却容易遭受干旱和洪水的袭击，这些天灾毁坏谷物，导致可怕的饥荒。875年的运动是从一场农民暴动开始的，一些铤而走险的人揭竿而起，组成了“大军”打算四处劫掠。为了平定这次叛乱，政府采取了一个只会加剧动乱并使之普遍化的步骤。朝廷下令，让农民把自己武装起来，并为他们提供相应的手段。等他们刚一武装起来，那些被苛捐杂税逼得买田卖地的农民，还有那些被收税人弄得破了产的店主，便迅速地加入了叛乱者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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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巢把所有这些五花八门的成员联合在一起。数月之内，他扫荡了山东的部分地区以及富庶的河南开封平原。从那里，他领着自己的人马，挥师南下，劫掠了华南两个大港口：福州（878年）和广州（879年）。广州是当时最大的商业中心之一，是“最大的外轮停泊港口，以及整个海上贸易的仓库”。阿拉伯的地理学者（他们把广州称为“广府”）告诉我们，那里有非常重要的阿拉伯和波斯商人的侨居地，这些人有着各种不同的宗教信仰——穆斯林、基督徒、摩尼教徒和犹太教徒——他们是丝绸、瓷器、茶叶、樟脑、芦荟以及其他中国产品的出口商。当黄巢的人马到达的时候，广州人关上了城门，做好了抵抗围城的准备。黄巢提出了讲和的条件：朝廷任命他为广州节度使。大臣们拒绝了，“广州市舶宝货所聚，岂可令贼得之”。[131]他强行攻下了这座城市，屠杀了全城百姓，包括阿拉伯侨民，劫掠他们的货仓，从屋顶到地窖。“除此之外，他们还砍掉了整个地区的桑树，这样一来，在很长时间里就再也没有丝绸输往阿拉伯人的帝国。”（879年夏）。在此期间，黄巢叛军中的农民（北方各省的土著）被广州的热带气候折磨得够呛，大批大批地死于疟疾。他领着生还者回到了北方，攻占了都城洛阳和长安，洗劫了这两座城市，屠杀了城里的居民（880年12月20日和881年1月15日），而朝廷再一次溜之大吉，逃往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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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穷途末路之时，唐王朝向一个被称为沙陀的突厥游牧部落求助。最初来自戈壁大漠的沙陀部落，后来在鄂尔多斯河套地区作为大唐的盟友而站稳了脚跟。当时，他们利用大唐的内战定居到了山西北部（878年）。他们的首领李克用[132]当时只有28岁，是他那个时代最富有同情心的人之一。这个突厥人的勇敢和忠诚，与唐朝衰亡这出大戏中其他主角的败德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朝廷向他求助，以便把他们从叛乱者的手里解救出来。他答应了，此后再也没有动摇过他对大唐事业的忠诚。他的骑兵（因身着黑衣而被称为“鸦儿军”）从山西挥师长安。黄巢的部队显然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劫掠长安城之后，这帮农民造反者只想带着他们的战利品回到安全的地方，他们一批接一批地开了小差，为的是回到他们的村子。883年初，李克用赶跑了最后一批残存的小股部队，派人去请皇帝还都。长安城里，“荆棘满城，狐兔纵横”。[133]黄巢逃到了山东，在那里被人杀死。他的主要副将朱温及时地重整了队伍，投到唐军的帐下，作为奖赏，他获得了开封（汴州）周围的一块重要封地。大唐王朝的救星李克用则得到了山西，后来他又把河北北部收入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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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些只不过是全面瓜分帝国的最突出的例子罢了。各省的地方官和军事首领，利用内战和民团武装，程度不同地独立了。世袭的封建制度在整个国家迅猛生长，正像法兰西大约在同一时期（也是在有点类似的环境下）、在卡洛林王朝崩溃的时候所发生的一样。就这样，整个华南很快就分裂成了7个地方王朝，而在北方，争逐天下的两位竞争对手，便是突厥首领李克用和前强盗头子朱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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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出的是朱温，李克用碍于自己的忠君思想而犹豫迟疑，这个有骑士风度的突厥人，拒绝违背他忠诚于唐朝的誓言。而朱温则没有这样的思想捆住自己的手脚。这位前强盗头子竭力要把他的竞争对手诱入圈套，以便除掉他。他邀请李克用赴宴，把他灌醉了，然后让一伙刺客袭击他。李克用的同伴把凉水浇到他的脸上，把他弄醒了，然后用绳子把他从城墙上放下去，设法让他逃走了。朱温对待自己的士兵就像对待敌人一样严酷，他在他们的脸上刺上本部的番号，这样，任何逃兵都能轻而易举地被认出来，并就地斩首。他把皇室家族诱入了自己在河南的封地，然后把皇帝给杀了（904年9月22日），后来，他又把受害人的兄弟们聚集到宴会上，在宴会结束的时候把他们8个人全给杀了（905年）。与此同时，他把最后一位唐室皇子——一个13岁的孩子——扶上了皇位。907年5月12日，他废黜了这个孩子（9个月之后被杀），自己登基称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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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世纪以来，华夏世界重新恢复到了无政府状态。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华南被7个地方王朝所瓜分。在皇帝的领土内（已经减少为北方的几个省，以河南为中心），朱温的家族掌权的时间只有短短16年。他们被李克用的家族给赶跑了，但轮到后者的时候，也仅仅统治了17年（923—936），便被另一个突厥血统的家族所取代。到这时，沙陀人在风俗习惯上已经完全变成了汉人。但此时，在北京地区出现了一个依然完全野蛮的部落：这就是契丹，他们声称有权参与对中国的瓜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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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134]是一个有着蒙古血统的民族，在北京东北方向、位于辽阳与达来诺尔（呼伦湖）之间的松辽盆地上过着游牧生活。他们插手中原事务的机会是由汉人自己提供的。936年，契丹收到一位中原将领石敬瑭的求助，他在叛乱中是反对朝廷的。耶律德光可汗领着5万骑兵，挥师南下，直奔河北，帮助石敬瑭在开封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作为他们介入的价码，契丹人得到了河北最北边的一部分——包括今天的北京——和山西最北边的一部分——包括大同（963年）。这些蛮族人就这样在关内站住了脚跟，包括北方边境，在那里，他们能够控制中原的政治。石敬瑭的叛国，在中原完整的版图上打开了第一个缺口，这个缺口后来被加宽了，那些在12世纪征服华北的游牧部落，以及那些在17世纪征服全中国的满族人，正是通过这个缺口席卷而下。北京地区被耶律德光占领之后，它就从契丹的蒙古游牧部落的手里转到了女真的通古斯人游牧部落的手里，再又从女真人的手里转到了成吉思汗的蒙古人的手里；就这样，从936年至1368年，它一直都在鞑靼人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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