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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追寻汉唐的辉煌足迹当然不是宋朝创立者的过错。宋朝的第一位皇帝赵匡胤（宋太祖），是中国历史上最富于同情心的人物之一。在当上皇帝之前，他是一位为前朝效力的将领。前朝皇帝去世的时候，留下了一个7岁大的孩子作为继承人。同时，一场战争正在发动，对手就是那个令人生畏的契丹，这场战争是由赵匡胤指挥的，结果大获全胜。军队觉得，必须由一位强人来掌权，于是迫使他们的统帅采取行动。一天早晨，天刚蒙蒙亮，将士们把赵匡胤的大帐团团围住，他被惊醒了，看到周围自己手下的军官正剑拔弩张，声称要拥戴他做皇帝。还没等他来得及答复，将士们就给他披上了皇帝的黄袍，用肩膀扛着他，把他举到了马背上。他们把他带到了军队中间，将士们大声向他欢呼，排成纵队，动身朝都城的方向行进。然而，在马背上待了几分钟之后，赵匡胤便下令停止前进，对将士们说：“汝等贪富贵立我，能从我命则可，不然，我不能为若主矣。”众将士纷纷下马，大声喊道：“愿受命！”赵匡胤说：“太后、主上，我北面事者，不得惊犯；公卿，皆我比肩，不得侵陵；朝市府库，不得侵掠。用命，有重赏；违，不汝贳也。”[136]所有人全都发誓遵守这些命令，军队继续秩序井然地向前行进。第二天，他们进入都城开封（汴州），在那里，赵匡胤悉心确保了儿皇帝和太后的安全，而且确保让他们过得舒适安宁。这之后，他正式登上皇位（960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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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后来的统治与这一开端是一致的。他是个仁慈而能干的管理者，头脑冷静，作风稳健。他治愈了四分之三个世纪的内战所留下的创伤，几乎重新统一了全中国。在他统治时期的15年里，他一个接一个地征服了华南的地方王国（971年打下广州，975年平定南京）。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征服尽管也牵涉到战争，但并没有伴随着针对平民百姓的暴行。宋军的将领们下令，一旦城市被攻克，就宣布大赦。至于那些其领土因此被重新纳入帝国版图的地方诸侯，赵匡胤不仅不为难他们，反而给他们发放津贴，让他们入朝陪侍。对那位抵抗时间最长的、南京的前统治者，太祖皇帝还不乏幽默地封他为“违命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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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唐朝衰亡以来所有王朝的创立者一样，赵匡胤也是凭借军威登上皇位的。但一旦掌权，他就决心要结束这样的惯例。他把所有的军队首领——他从前的战友——召集起来，举行了一场友好的宴会，仅仅凭借说服而没有威胁恐吓就赢得了他们的支持，他们纷纷保证，为了国家的利益，将正式放弃他们的军事指挥权。作为交换，皇帝赏赐给他们土地和财富。就这样，结束了半个多世纪以来让中国精疲力竭的经常性军事政变的规律，一个“民事帝国”终于重新建立起来。赵匡胤一直到最后都表现出了同样的智慧。他感觉到死亡正在逼近，考虑到自己的儿子太年轻，不足以担负治国的重任，他叫来自己的弟弟，取下挂在床边的战斧，交给他作为权力的象征，告诫他要做个好皇帝。然后，他死了（976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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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皇帝太宗（976—998年在位）收复了最后的地方王国（在陕西境内），尽管有契丹人的介入，但还是在经过长时间的围攻之后拿下了它的都城太原（979年6月），就这样完成了他哥哥未竟的事业。接下来，他尝试从契丹人手里夺回他们在关内占据的领土——大同和北京地区。979年7月，他挥师北京，包围了这座城市，但在城市的西北方被契丹人击败，不得不匆忙撤退。986年，他又一次发动攻击，这一次甚至连北京的边都没摸着。他的大军在北京与保定之间被击溃了，乘胜追击的契丹人顺势而下，进入了河北南部。在他的儿子真宗皇帝的统治时期（998—1022），契丹人继续着他们对中原领土的入侵，到达了黄河岸边，与皇城开封隔河相对。朝臣们惊慌失措，建议真宗撤退到长江下游的南京，甚或四川，但被皇帝拒绝了。在北边，黄河对岸有一座中国小城澶州（澶渊）在抵挡着敌军，它的抵抗阻挡了契丹向都城的进军。真宗皇帝勇敢地亲自前往，坐镇澶州；他坚定的姿态使守城将士军心大振，也让契丹人大为震惊。在澶州，真宗皇帝跟契丹人签订了和议，契丹同意撤出他们最近在河北南部占领的地盘，满足于像过去一样只占据北京和大同（1004年）。其间，在跟契丹人争逐的同时，帝国的困境被吐蕃的一个民族——唐古特（党项）人——给利用了，这些唐古特人大约在公元1000年的时候成了鄂尔多斯、阿拉善和甘肃的主人，他们在那里建立了一个独立王国——西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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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军两次企图从契丹人手里收复北京的努力均以失败告终，再加上唐古特人在西北边陲建立了这个新的蛮族王国，这一切让宋王朝开始反感好战的政策。他们开始满足于仅仅阻止契丹人的袭击，听天由命地把北京和大同的边境留给契丹人，而把鄂尔多斯和甘肃交给唐古特人。就北京而言，这一牺牲远没有我们今天看上去的那么重大。至于它的偏远位置就更不消说了，在那个年头，它仅仅是个非常次要的地方城市，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扮演过任何重要角色的边陲之地。它的重要地位是从契丹人定都于此的时候开始的。从11世纪汉人的观点看，一方面放弃北京和大同，另一方面放弃甘肃，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牺牲。除了这三个偏远的边陲之外，大宋王朝依然拥有整个历史意义上的中原。一百多年来，他们沉湎于文学、艺术和智力论争；最重要的是，宋代是一个意识形态大讨论的时期，最重要的论战发生在“保守派”与“改革派”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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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场论战不仅仅是一场智力娱乐。那些导致唐朝崩溃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已经造成了对农村人口的普遍奴役，小地主被迫卖地，成了佃户或大地主庄园里的雇工。当时的一位著名作家苏洵（1009—1066）描述了这一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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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资于富民，富民之家地大业广，阡陌连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驱役，视以奴仆……而田之所入，己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于富强，耕者日食其半以至于穷饿而无告。[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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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8年的一篇文献也说到宋代同样的情形：“有田者视佃户生死如草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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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禹（死于1001年）的一首诗描绘了一幅饥荒时期乡村贫困的辛酸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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谪居岁云暮，晨起厨无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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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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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临商于路，有客憩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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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翁与病妪，头鬓皆皤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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呱呱三儿泣，一夫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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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粮无斗粟，路费无百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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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头未有食，颜色颇饥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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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问何许人，答云家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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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关辅旱，逐熟入穰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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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死埋异乡，客贫思故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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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园虽孔迩，秦岭隔蓝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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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深号六里，路峻名七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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襁负且乞丐，冻馁复险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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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愁大雨雪，僵死山谷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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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承认，这样的情境并非只有宋代才有，饥荒的岁月，连同它们带来的苦难和不幸，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总是周期性地反复出现。但可以肯定，在这一时期，当人们还没有找到解决耕地问题的办法的时候，农民的悲惨境况看来是无可救药的。除此之外，小块地产的消失，彻底颠覆了税赋的定额，扰乱了国家的财政，无论如何，一百年的宫廷政变和内战已经使得国家财政陷于崩溃[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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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过如此之多的内战之后，似乎预示着一次传统价值的普遍回归，大宋王朝从一开始就关注着为这次回归提供一个明确的智力基础。赵匡胤从他作为王朝创立者登上皇位的那一刻起，就一直依靠儒士，他和他的继任者们都从儒士阶层中招收管理人员。为了保证新成员的稳定供应，他们重建并改造了科举考试制度，这一制度从那时起就拥有了它的最终形式。仁宗皇帝（1023—1063年在位）在各主要城市创立了府学，在首都创立了太学，而且重建了包括三个主要科目（经义、词赋、策论）的考试大纲，从而完善了这些措施。最后，他把最重要的公共职务委任给了当时两个最著名的文人：欧阳修（1007—1072）和司马光（1019—1086），两个人都是有名的历史学家，前者还是个著名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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