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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资于富民，富民之家地大业广，阡陌连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驱役，视以奴仆……而田之所入，己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于富强，耕者日食其半以至于穷饿而无告。[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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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8年的一篇文献也说到宋代同样的情形：“有田者视佃户生死如草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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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禹（死于1001年）的一首诗描绘了一幅饥荒时期乡村贫困的辛酸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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谪居岁云暮，晨起厨无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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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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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临商于路，有客憩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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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翁与病妪，头鬓皆皤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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呱呱三儿泣，一夫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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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粮无斗粟，路费无百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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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头未有食，颜色颇饥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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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问何许人，答云家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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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关辅旱，逐熟入穰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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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死埋异乡，客贫思故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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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园虽孔迩，秦岭隔蓝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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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深号六里，路峻名七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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襁负且乞丐，冻馁复险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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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愁大雨雪，僵死山谷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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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承认，这样的情境并非只有宋代才有，饥荒的岁月，连同它们带来的苦难和不幸，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总是周期性地反复出现。但可以肯定，在这一时期，当人们还没有找到解决耕地问题的办法的时候，农民的悲惨境况看来是无可救药的。除此之外，小块地产的消失，彻底颠覆了税赋的定额，扰乱了国家的财政，无论如何，一百年的宫廷政变和内战已经使得国家财政陷于崩溃[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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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过如此之多的内战之后，似乎预示着一次传统价值的普遍回归，大宋王朝从一开始就关注着为这次回归提供一个明确的智力基础。赵匡胤从他作为王朝创立者登上皇位的那一刻起，就一直依靠儒士，他和他的继任者们都从儒士阶层中招收管理人员。为了保证新成员的稳定供应，他们重建并改造了科举考试制度，这一制度从那时起就拥有了它的最终形式。仁宗皇帝（1023—1063年在位）在各主要城市创立了府学，在首都创立了太学，而且重建了包括三个主要科目（经义、词赋、策论）的考试大纲，从而完善了这些措施。最后，他把最重要的公共职务委任给了当时两个最著名的文人：欧阳修（1007—1072）和司马光（1019—1086），两个人都是有名的历史学家，前者还是个著名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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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之后，文人的内部出现了分歧。尽管他们全都借助于儒家正统，但他们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却各不相同，对他们那个时期的经济社会危机所提出的解决办法也不相一致。在神宗皇帝统治时期（1068—1085），改革者们在鼎鼎大名的王安石的领导下开始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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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他掌权之前，改革已经箭在弦上，蓄势待发。在仁宗皇帝（1023—1063年在位）的治下，1057年，诏天下置广惠仓，分配谷物给老幼贫病者。英宗皇帝（1064—1067年在位）尽管是个有保守倾向的统治者，但他还是投入了百万缗钱捐赠给常平仓。在丰收之年，物多价贱的时候，这些官仓就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买进谷物，在歉收之年，物价飞涨的时候，就以较低的价格把这些谷物投放市场。这些官仓就这样服务于双重目的，储备谷物以应对匮乏时期，打击投机以平抑物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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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王安石很快就超越了这些温和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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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1021—1086）是中国历史上最有趣的人物之一。很少有人像他这样在有生之年遭到过如此猛烈的攻击。他因为教条主义者的倔犟、因为他的不修边幅和不干不净的脸，而饱受责难，所有这些都与其他文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然而就在最近，他又被人们吹上了天，不仅被视为一个“国家社会主义者”，而且还被认为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和孙中山的先驱。实际上，他的改革似乎一直都受到了牵制，尤其是财政因素的牵制。为了让国家从普遍的繁荣中获得财富的增长，就必须帮助人民提高产出。正是抱着这一双重目标——在让国家富强的同时也让人民拥有更好的命运——1069年，王安石创立了一个常设的改革委员会，由他自己领头。经济体系的重建立即就开始了。王安石制定了一套收入和支出的固定预算，不得以任何借口超出这个预算，支出被削减了百分之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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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是迄今为止中国财富最大的来源。为了增加产量，王安石决定要保护农民免受贫困，免遭债权人的掠夺。为了这个目的，国家同意贷款给农民，以收成作为担保[139]。这些贷款在春天给农民，到了秋天，收获之后，就向国家偿还本金和利息。农民们的另一项抱怨就是地方官下令让他们做苦役时所使用的专横方式。王安石废除了强迫劳役，代之以岁捐，用这笔钱建立了一项基金，用于支付公共工程的费用。这是一项重大创新，因为这项税捐是最早按个人征收的税赋。与此同时，他还把土地测量的记录刷新到了最近的日期，这项革新措施因为9世纪的耕地改变而变得绝对必要。在古代中国，土地税一直是按照农民的土地征收的，而这些土地又常常是村民的财产。自从9世纪以来，当那些小块土地消失、被并入大庄园的时候，就有必要寻找另外一种办法。这正是王安石在重建土地登记时萦绕心头的事情——不，正像有人所声称的那样，这不是重新登记，而是一次财产的重新分配。1073年，他把整个国家按一平方里（一里约为630码）为单位进行了划分，这是新土地税定额的基本单位。正如马伯乐曾经指出的那样，这是一次纯粹的财政改革，不带任何“社会”特征：“土地所有制依然没有改变，而且跟这些新的财政分割也毫无关系。在地产的部分或整体属于同一地区几个土地所有者的地方，每个人按照自己在整个地区所占比例缴纳一部分税金。”这套地产制度依然是大领地的制度（就连王安石这样的改革家，也没考虑拿它开刀），但帝国却因此得到了一份准确而便利的地籍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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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国家控制是成功的。1074年之后，每一位土地所有者都不得不对自己拥有的每件东西进行申报，“包括猪和鸡”。商业也得到了管制。一切日用品都由官吏定价，他们规定强制性的市场价格。国家收购全部未售出的货品。税捐可以用实物抵付。官吏仿佛成了官方的仓库管理人，他们囤积这些产品，在播种时节或者在匮乏时期重新分配它们，作为预付款。“这些措施的目标，就是把价格保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上，阻止任何非法提价或日用品价格的过度下跌，以此打击投机。”但在这里，最终的目的又一次是财政目的。仓库里的商品应征收百分之二十的年税，这是以商品本身和贮藏商品的建筑物做抵押的。如果税捐没有及时缴纳，就会按百分之二的比例递增。与收成抵押贷款一起，王安石在1071年至1072年间还创立了财产抵押贷款，这样做为的是鼓励商业行为。更准确地说，这是“专门为市场中的贸易组织创建的一个法庭”，它有权贷款给以抵押作担保的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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